论时间、思想与自我

耿占春

1957年出生于河南柘城。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19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叙事理论和当代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失去象征的世界》，多种随笔著作《痛苦》《话语和回忆之乡》《沙上的卜辞》等，另有社会思想随笔和诗歌写作。

我有来往，我不长存者也。我不长存而思所以存之，以为及我之存，可以用我耳目聪明，心识志虑，而于具我之质，赋我之理，有以稍得当焉，虽谓不负我生可也。

夫人之生也万变，所谓我者亦万变，毋论各有其生，各不相俾；即一生所历，亦自不同。……则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后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

苟思生不漫然之我，则随其思之所至，即为我之所在，岂惟与年为异，抑亦日迁月化而不自知也。

然则欲存我者，必时时去其故我，而后所存乃真我也。

――章学诚《刘氏书楼题存我楼记》

这篇题记，按照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的考察，应写于1788年，实斋已经五十一岁。于实斋来说似乎纯属偶然的笔墨，对于一个正孜孜于《校雠通义》的校订并写作具有重要思想史意义的著作《文史通义》的学者来说，题记中所抒写的实属于一时感兴，不属于学术，甚至也暂时不属于实斋所置身的思想史主题与范畴。或许在实斋本人看来，题记中的感慨实属诗的事情。他在这一年二月的《与孙渊如书》中如此说过：“鄙人不能诗，而生平有感触，一寓于文。”所幸实斋不是那个年代里以考据自负的迂腐之辈，他记录下他的感受与思考。当然不能指望他像“同一时期”的康德那样专注于对题记中所涉及的时间范畴、观念与自我进行系统的表述。说句题外话，也是一个有失简陋的概括，如果说那一时期的中国学术与西方思想有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西哲更多地也更自觉地把诗的事情移植为思的事情。他们更愿意以感触、经验为基础进行思考，征引文献是为着思考的缜密，或彰显所述问题的观念史脉络，而非为着显摆博学多识。或许，这也就是“术”与思想之间的根本区别。章学诚的著作之所以具有深刻的知识论价值与思想史意义亦在于他将诸多“感触”隐藏于他的文史论述之中。

回到实斋的题记中来，能够体味到那一时刻涌动在实斋心中的感触甚深：他已经五十一岁，已过古人看重的天命之年。或许这篇题记中所表达的，就是一种知天命之论。实斋意识到“我”的属性具有时间的属性：“我有来往，我不长存者也。”来――往，本是时间的属性，或者，是人感知时间的方式，是人的感知赋予了不可见的时间以运动形式，将一些运动与变化的形象――来往――赋予无形象的时间自身。就像逝者如斯的时间一样，自我不能长存。我就是消失着的时间现象之一。这一感慨我们并不感到陌生，虽然这一命题并没有出现在古典思想史的命题之中，但作为诗歌的读者，我们知道这一时间的咏叹构成了古典诗歌史的基调之一。但接下来，作为思想家的实斋独特心智洞见出现了：“我不长存而思所以存之” ――这确然是一个笛卡尔的命题：实斋将我思与我存连结起来，并且使我思成为我存的根据。思，一个置身于时间的流逝之中的身体之思，似乎能够寂然不动地达到“及我之存”的境界，“可以用我耳目聪明，心识志虑，而于具我之质，赋我之理”，这意味着我思活动，我的心识志虑，能够承载我的最内在属性。而且，“有以稍得当焉，虽谓不负我生可也”。如果思想得稍稍得当，言述得稍微确切，几乎可以说没有负于我的生命，无负于我的存在。在实斋心中，心识志虑的思想活动成为我存的保障。得当的思想方式与言说方式具有存我的功能，这意味着――在流逝的时间现象中――思或心智活动具有隐秘的救赎功能。

“题存我楼记”并没有确然提到时间概念，但实斋描述的人生万变，及我自身的万变，亦即时间的一个清晰形象，就像某个时刻的我是时间的一个短暂的停顿现象一样。但事实上时间不曾停滞，生命也不曾驻留。生命是连续的存在，也是连续的消失。与其说时间与生命在“绵延”不如说是一系列的断裂更接近实情。在这一过程中，我与自我已经不同。没有一个不变的、起源的、本质意义上的我。因为“变化”或“万变”这一永恒的宇宙能量，换言之，因为时间的流逝，实斋辨认出一个没有根基、没有确定性的自我。“则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后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今我已非昔我，时间断开了今我与昔我的同一性之链。可想而知，“后此之我”亦将不是“今我”。实斋已经触及到一个置身于漂浮的时间性之中被清空的自我，一种空无的自我意识。他不想、也不能承诺自我在时间中的同一性。只差一步，他就能够触及到由此生成的自由。

自我的非同一性具有特别复杂和丰富的含义，如果自我的非同一性被社会所确认，就会产生出伦理学及社会性的后果。这当然是另一个与之相关的论域。作为一篇题记，也作为一种思想风格与传统，实斋没有进一步触及那个充满风险的论域，即使如此，实斋亦展现了一个思想的前景，那就是随时间的往昔一起消失的昔我，不再是时间现在之中的今我；而随着将要来到的岁月，也意味着后此之我亦将不会是今我的延续。随着自我在时间的两个不同维度上的消失，随着时间的万变，自我的万变、自我的悖离、自我的演变与变质，获得了自然意义上的合法性。可想而知的是，有限的社会学与伦理学思想并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一自我的非同一性的推论。一旦自我的非同一性得到认知，一旦人们同意昔我非今我，后此之我亦非今我，那么，生活的责任主体呢？道德责任的主体呢？个人的承诺呢？除此之外，对我“自身”而言，他的希冀、期盼、他的记忆与内心感受呢？随之而来将会产生的问题往往就是一个新的认知所给予的并非单纯心智能力的社会思想馈赠。一个新的认知是将产生无数更复杂的问题的契机。在实斋的题记中，似乎已经隐约看到了这个古老思想与感受力传统中的极具激发性的时刻，他似乎已将思想能力带向了那一临界的时刻。纯粹认知领域的自我非同一性，将会跨越认知范畴进入社会伦理思想领域，让这个新生的非同一性的自我带给古老的帝国一个难以承受的伦理学张力，迫使其敞开封闭已久的集体心智。然而，实斋没有将思想的触觉富有冒险精神地深入这一相邻领域，也没有冒着认知带来的伦理学风险做出这一并非不可能的推论。

但实斋已经未明言地宣告了这一认知的后果：他让自我自由展露。他无法不意识到，如果自我在时间中根本不具有同一性和连续性，那么，首先暴露出来的就是一个自由的“我”，一个缺乏自明规范性与先验规定性的自我。自我成为昔我、今我、后此之我之间没有同一性的聚合体，而且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将这些岁时间的流逝而弥散的自我、随时间的分化而分裂的自我构成一个统一体。这些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差异难道说不是类似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非同一性？虽然与之同时，传统的观念或现代意识形态都能够做出相反的权力意志的选择：制造出没有差异的人，制造出不变的人，一种高度同质性的人。显然，这是极其悖理的状况。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取消了时间维度的成为化石的渴望。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无视世间万变的顽石。但却不是为着一个永恒之我，而是旨在消灭一个变化着的自我，扼制自由意志从貌似单纯的思想认知与真实感触之中萌发。

在一种深深的自省经验中实斋敏感而勇毅地承认“一生所历，亦自不同”，实斋否认自我的同一性，而且自我变化的刻度显得如同时间更细微单位之区分，“岂惟与年为异，抑亦日迁月化而不自知也”，不是年年岁岁，而是日迁月化。这一认知不惟实斋的自我意识，实在是所有人的真实处境，只是通常人们并不自知，或不愿知道自我脚下流沙一般的根基。他的思想所带来的启蒙只能是：让“我”获得自由变化或自由展现的授权，让人获得一种额外的由时间性所赠予的自主性的维度。现在，一个悲伤的“我不长存者”的话题转向了它自身积极的面向：“苟思生不漫然之我，则随其思之所至，即为我之所在。”实斋没有将自我的非同一性所暴露的自由引向伦理与社会领域，他谨慎地将这一论域限制在自我与思想的关系上。但他同样也没有用伦理主体的同一性遮盖自我的非统一性。在古典思想中，通常人们会以道德主体、以德性的培育即以漫长的修身实践来界定自我的统一性，将自我之所在、属性及其统一性归结于伦理主体的稳定性与统一性。而在实斋这里，他断开了自我与这一伦理主体的稳定的关联，将自我与非确定性的“思之所至”关联在一起。这意味着，自我依存于思想活动，而思想首先是一个纯粹的认知问题，或者说，认知需要首先被限制在一个思想自身的领域里才能安全地、无所顾忌（已经有所顾忌）地进行。“随其思之所至，即为我之所在”：如今谁都能够一眼看出这一命题是地道的笛卡尔式的，在这一观念史的时刻，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被重新界定：基于确定的道德原则的自我统一性或稳定的伦理主体让位于基于认知无限性的非统一性的自我意识。一个认识论的自我替代了一个伦理学的自我。与基于道德的确定性基础上的伦理主体相反，认知及其认知能力是无限的、自由的，而由认知即“思”所界定的自我亦同样是无限的和自由的，携带着一种生成性的力量和未完成性。但自17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一群愚昧的武装分子的统治下，再也没有人能够接触到任何一部西人的著述。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实斋的思虑如此孤独，他也不会像笛卡尔那样将一种观念推向一种关于主体的理论，并在社会化的传播与论争中使其获得政治伦理的功能。

无疑，实斋毫不犹豫地意识到自我之所在的根据不是统治者的意志，更不是腐化的儒生们的文献主义，甚至也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道”。“我之所在”仅仅系于一个人的“随其思之所至”，不要忘了，还有一点就是要能够思想得“稍得当焉”。应该说，只有随时间-自我而变化但又稍得当的思想（方式）或表达方式才能呈现具有真实性的“我之所在”。随着得当的思想，即一种能够跟随时间与变化而生长着的思想能力，才能担保“我之所在”。可以说，章学诚为一种特别现代的认识论清理出一片牢固的地基，为一种特别现代的自我或主体开辟了一个新的源泉，即时间性，时间的流逝与非确定性。与此同时，章学诚也提醒了一种特别现代的自我意识，将自我融进一种未知状态，一种非确然性和未完成性，他给予自我一种生成性的观念。关于自我的这一新的概念既非政治的亦非伦理的，仅仅是基于时间性而来的自我认知，寄寓于“随其思之所至”瞬间的自我，但这一自我认知无疑具有政治的和伦理的功能。针对社会传统意识中顽石般的伦理主体，非同一性的自我的确是新观念。在时间性的背景下，自我暴露出他的非确定性、非本质性的时刻，也就揭露出自我的不可剥夺的本质层面的自由；在自我显示出其非连续性与非同一性的地方，也显露出深深埋藏着的自我生成性的种子。然而，不得不承认，实斋自由思想的种籽似乎播撒在极其贫瘠的砾石地层中了。无论是认知领域还是社会伦理思想领域，非同一性的自由思想都没有机会萌芽。

在这个极其简短的表述中，实斋临别的告诫是：“然则欲存我者，必时时去其故我。”这意味着，故我不是自我所要保守的东西，但也不是自动离去的东西，与生命中肉身化的昔我不同，我们心中的一个观念性的自我、一种内在感受力的自我，一个需要想象力的综合并抵达充分觉醒的自我意识的自我不是时间性中自动生成的，必须时时祛除故我这一警示意味着，不被生物身上那些已经被时间性被动地脱去如蝉蜕一般的旧壳所蒙蔽，不被那层失去感知敏感性的外壳所包围，不被那种不能感知每时每刻的生命之变异的业已钙化的概念所自我隔断，才能使之“耳目聪明”，其“心识志虑”才能“具我之质，赋我之理”，对了，抵达此处，才能说使自身的思想“有以稍得当焉”“而后所存乃真我也”。尽管实斋最后的论断所承诺的“真我”并非一定是真我，但至少，这已是一种终生致力于自我启蒙的自我，一个孜孜于自我祛蔽的自我，一个与时间性相称的日益生成着的自我。

实斋并没有消除自我之谜，相反，他的描述强化了自我的未知含义与陌生性的力量，或许，自我生成之谜与时间消失之谜是同一个。章学诚在描述自我的非我化或自我的消逝时事实上亦是确认一种多重的自我，一系列的、持续生成着的自我。从另一角度来看，非连续性的自我亦是主体与自我的“间距化”，或自我距离化。章学诚没有把“真我”作为暮年的伦理目标，不是寻求不可能的或单纯德性意义上的自我统一性，而是最大限度地随时间变迁拓展主体与自身之间的距离，通过自我间距化的方式参与自然世界能量的流转及其奥秘之中，随思所至，关心对世间的所有事件、活动、过程的沉思。在此意义上，主体的分化、分解一方面是自我的弥散状态，另一方面则是视野与心智的拓展，主体与自身的合一导致间距的消失即视野的消失。主体与自身的彼此呼应是视界的融合而非立场、观点的合一。像时间一样流逝而且没有连续性的自我，在其心智生活中锻造出一种新的主体意识，一个生成性的自我，反过来也将使时间的含义得到更新，成为时间和伦理精神的一个隐秘源泉。这一秘密源泉既适合个体的人，亦符合一个“其命维新”的“旧邦”自我更新的伦理意志。

无须忘记，在18世纪这个被人地称为“康乾盛世”的黑暗时期，文字狱大兴，如梁启超所说的在“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棘，怀抱其才力知惠，无所复可用，乃骈辏于说经”的胆怯而迂腐的考据学氛围里，不惟章学诚的那些倾其毕生精力的著作，在他的一些临时的或即兴意味的私人言论中，其多重隐微思想已独自走得很远，表现了令人惊异的洞见与胆识。一个思想将自身的见识推向其边界时，已是在呼唤着边界之外的具有异端气息的思想观念。虽然实斋没有推论出一个特别现代的“碎片化”的主体，他已经在将一种那个时代里的人们会感到无比困惑与陌生的自我再次向人们描述出来。说再次是因为，实斋的上述思想无论如何并不违背古代不具名字的圣者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铭记，无悖于“作新民”的殷切告诫，亦符合“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的激进的求知意志。在将自我置于时间性的背景下，实斋更新了古人赋予的“澡雪而精神”，或《礼记・儒行》所说的“澡身而浴德”的含义，使之对新我、后此之我或未知之我的期待成为一种更加激进化的自我意识的依据。

在实斋写下了“题存我楼记”这年秋冬之际，他有这样一番关于写作的别具深意的自述：

作文之勤，多在秋尽冬初，灯火可亲，节序又易生感也。平日所负文债，亦每至秋冬一还，然终未能悉扫无余。……涉世之文与著述之文，相间为之，使其笔墨略有变化。（《题戊申秋课》）

此番夫子自道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温情的、亦是不能长存的瞬间的实斋，他坐在因为天气转凉而灯火变得分外可亲的时刻写作。他的内心敏感于时序的变化，呼应着时间节律的更新所带来的易感的心境，在艰辛劳顿的“著述之文”之间歇――实斋正在他思想成熟而又保持着其敏锐性的年龄写作雄心勃勃的《文史通义》，像一种精神修行，又像是汲取隐秘的灵感泉源――开始写作他别有一番滋味的“涉世之文”。在一个特别病态地尊重“所知”或“我知”、而轻蔑“所感”与“我思”的时期，所幸实斋在易感的秋季夜晚写下了他的所感。事实上，实斋与那一班腐儒的区别就在于，他没有轻贱所感，而是致力于以所感推动所思，以所思赋予所知以生命。因此，他才能让其著述之文具有“涉世”的意味。我知道，实斋此刻所说的灯火可亲是归德府的灯火，是实斋任教的应天书院里的秋冬之际，1788年的秋冬。几乎在近整整二百年后，我在归德府治下的公社工作了两年，随后也在比邻应天书院的地方教过两年书，写下了不免幼稚的第一本书的初稿。其时归德的城墙还完好如旧，只是不复有实斋所见的灯火。一个不能长存的肉身的实斋早已远离了他喜欢的节序轮替的世界，然而在他的所思之中，在他表述得如此真切得当、而深深“具我之质”的文字中，一个依然在当下沉思着的实斋获得了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