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而不合情

2002年12月20日，《北京法制报》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某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王女士，于2001年五六月间到北医三院就诊，发现医院将其始建于1984年的病历丢失，于是将医院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医疗机构未能妥善保管病历资料，应当由医疗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处理。病历虽系患者的医疗资料，但同时属医疗机构的业务技术档案，所有权并不属于患者，同时患者也不能对病历享有人身权益，所以北医三院丢失王女士病历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其就病历所有权、其他财产权益以及人身权益的侵犯。据此，法院判决驳回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在北京市各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中，这可能是一起微不足道的小官司，但这起案件对档案工作而言，却是不能忽视的。法院认为病历是"业务技术档案"，定性恰当。虽然如此，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合法但不合情理，完善涉及公民个人权益的档案的相关法规应引起重视。

一、这一官司的判决凸显了档案法规的缺漏，反映了现实社会对档案立法的实际需求

在这起官司中，法院认定病历的所有权属于医院，本案的当事人似乎对此均没有异议。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据这一规定，对病历拥有所有权的医院，对患者的病历是否留存、销毁、丢失、篡改，均是医院的处分权利，患者及其他任何人均无权过问。法院判决王女士败诉，于法有据，无可厚非。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起官司，法院的判决似乎又有些不合情理。我们不清楚王女士病历的内容，也不知道王女士所患何病，假如病历中有各种化验报告，X光透视、CT等技术检查报告，而这些报告又是医生确诊病情所必须的，丢失后患者又要花钱重新检查，说没有侵犯患者的财产权益恐怕显失公正。假如患者是一位慢性病人，医疗时需要长期积累的病历作参考，认定病历的丢失没有侵害了患者的人身权益，也很难让人接受。假设我们从更大的范围思考这一案例，比如说某大专院校丢失了某毕业生的学籍档案，从而在"全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网上查询系统"中漏登了该生的姓名，进而对其就业造成了困难，是否也会因为档案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而认为该生也无权过问呢？我国法律规定：房屋、车辆所有权的取得或转移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假如房屋管理和车辆管理部门，将登记的档案丢失了，业主将如何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呢？另外，像出生登记、户口和身份证登记、婚姻登记、服兵役的记载、纳税的记载等等，都可能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成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凭证，这类档案的所有权大概都不属于公民个人，如果认为公民对这些档案的存在和保管均无任何权利，似乎有悖于常理。

在这起官司中，法院的判决结果，合法而不合情理，恐怕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现行的法规，特别是有关档案事务的法规存在明显的缺漏。

这一案例也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已经不仅仅是封存于机要部门的"国家机密"和只供学者研究的历史资料，档案同时也是维护公民人格权、财产权甚至政治权利的重要凭证。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然而，对于事关公民人格权、财产权的档案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显然不合适。尽快完善档案法规，使公民能够合理合法地利用档案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是这一病历官司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二、完善档案法规，首先是要立法保护涉及公民个人权益的档案的齐全完整

在过去关于档案法规的讨论中，不少业界人士都强调了档案的开放和保护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但从本文所讨论的这一案例来看，如果不能保证档案的齐全完整，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只能是一纸空文。

我国于1987年颁布了第一部《档案法》，并于1996年进行了修订，其中第十条规定："对国家规定的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按照规定，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然而，自从《档案法》颁布后，国家还从没有对必须归档的材料范围严格地做出过规定。也就是说，病历、学籍档案、户籍和身份档案、税收档案、房产档案等，一切和普通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档案材料，是否归档保存、保存时间的长短，可能只有一些内部的管理规定，而没有法规性的强制要求。即使相关部门将一个人的档案全部都丢失了，或者根本就没有留存，最多也只是由行政管理机关给予处理，利益受到伤害的公民将得不到任何法律的支持和援助，这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不公正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档案机构，包括国家各级各类档案馆和从事公务活动的机关档案室，都是建立在社会税收的基础之上，实际上，它有义务关注社会对档案的需求，有义务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有义务为纳税人保存相关的档案材料。也就是说，档案工作的社会化，是政治文明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既然如此，那么在国家的档案机构中，留存档案的种类和各类档案的保管期限，就不能只由档案形成单位、档案部门及其上级机关单方面的内部规定来规范，内部规定没有法律效力，也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档案的齐全完整必须依赖法规的保护，因为只有法规才是社会的契约，才是档案形成者、管理者和利用者---也就是纳税人和公民的共同约定。

在这起病历官司中，王女士的诉讼请求，从更深的层次上观察，她实际上代表了一部分具有档案意识的公民，要求申张个人在档案方面的权利，他们要求法律能够约束有关部门和机构，齐全完整地保留个人的档案材料，以维护个人的财产和人身权益。王女士的这一诉求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应该看做是全社会的，这一诉求是合理的。立法保护档案的齐全完整，并依法将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涉及公民个人权益的档案适时收归国家各级档案馆管理，是当今社会的需求，也是档案工作者的责任。

三、完善档案法规，仅靠一部《档案法》是不够的

在我们所探讨的病历官司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法院认定病历是"业务技术档案"，然而案件却没有依据《档案法》审理，从《北京法制报》对这起官司的简要报道中可以看出，王女士的和法院的判决，依据的均是民法中的有关条款。《档案法》属行政法，也就是说它属于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法律的范畴。在我国，行政法分为一般行政法和特别行政法，《档案法》属于后者，特别行政法是规定国家的各个行政职能部门如何实行专项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而本文所讨论的案例，却是一起典型的民事纠纷，显然，在《档案法》中难以找到相应的条款"对号入座"。

这一案例告诉我们，完善档案法规，不仅仅要进一步完善《档案法》及其他档案法规，还要建立以《档案法》为主体，包括其他领域涉档法规条款在内的法律系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仅是国家所有的档案，而且某些集体和事业单位、甚至个人所有的档案，都会涉及到公民的人格和财产的权益，调节平等主体之间在涉及财产和人身权益的档案事务中的关系，属于民法的范畴，而在这方面法律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档案是一种特殊的事物，它不仅对形成者和所有权拥有者具有价值，而且对其内容所涉及的公民个人同样具有价值。在档案事务中，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能够维护公民个人权益的档案，所有权却不属于公民个人。因此用普通事物所有权的概念来规范档案，并不完全适当。因此，从法学的角度研究档案的特殊性质，本着"私权神圣"的原则，将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纳入民法系统，并适当限制档案的所有者处分档案的权利，应该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