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科学管理

1897年，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商务印书馆创办。初创时它只有两间小工房，几架陈旧机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作坊式印刷小厂，然而经历民国各阶段，商务印书馆发展成近代中国最大的民资出版企业，也是现代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企业。在成就商务印书馆的所有因素中，其科学管理实践值得玩味。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

1919年，五四前夕，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些受过西式教育的人发起了“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即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提倡科学，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

早在1914年商务印书馆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然而在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民主科学的思潮席卷而来，而商务印书馆办的杂志却“不合时宜”地渲染“东方固有文明”，引起了文化界的不满。的领军人物陈独秀、罗家伦在这一阶段撰写文章，对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等刊物进行抨击，新旧思想的撞击让商务印书馆陷入深深的尴尬。

此时，商务印书馆的领导者非常焦急，他们积极寻求打破瓶颈之道，引进有才之人是其中之一。1921年，在胡适的推介下，王云五加入商务印书馆，1922年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带领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一系列即使现在看来仍具现代企业精神的改革，改革工作主要集中在编译所。

王云五对编译所的机构按学科进行分科重组，延聘专家主持各个部。新设立的有哲学教育、国文、英文、词典、史地、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生理、理化、杂篆，十个编辑部；英汉大字典、国文字典、四部丛刊，三个字典委员会；另设“百科全书”委员会，各系另有负责人，另外还有庞大的事务部、出版部、几个编委会，《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十七个期刊、函授社，以及中外闻名的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藏书处。其组织之庞大、齐全，现在也很少有出版社可与之比拟。

在企业的组织结构之外，商务印书馆在经营管理上也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人事管理方面，商务印书馆对每位职工都建有人事记录卡，卡上贴有照片，职工每月请假、矿工、工资收入、奖惩等各种事项均有记载，查阅卡片，一目了然。

此外，改革还大力引进人才，起用思想观念开放的年轻学人，王云五以“学术分科”为原则，“极力罗致专家学者， 分别主持新设各部，或任所内外编辑”奠定了商务印书馆此后大规模学术出版的基础。史地部部长竺可桢、美术部部长黄宾虹就是此时进入商务印书馆的。

另外，商务印书馆扩大了出书范围。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1929年开始出版万有文库（万有文库是王云五策划和主持出版的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共出版两集，第一集 1010种，2000册，第二集700种，是2000册。该丛书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在旧中国影响很大，许多内地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从出版业务角度看，改革成效是显著的。商务印书馆出书的质和量都呈上升趋势，到1923年， 出书667种，比1921年出书量翻了近两倍，有人评论“当时商务的教科书几乎找不到一个错别字，从编辑、排字、校对、制版、印刷到装订成书、出版发行，一套套工序，一丝不苟”。当然也有人对改革持相反意见，分歧集中在人事、工作制度与按量计酬方面，反对意见认为，严苛的工作规范、扩大的待遇差距危及到了编译所全体员工的利益，这种争议也成为商务印书馆日后推行科学管理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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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生于上海。他早年刻苦自学，主修英文。18岁开始步入教育界，19岁时在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员，学生中有胡适、杨杏佛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被孙中山聘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又在教育部任职。1916年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一年后辞职，在上海专门从事编译工作。1921年9月，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1922年正式接替高梦旦就任编译所所长。1946年5月，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出任政府经济部长，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职。1949年，到了香港；1951年，去了台湾。从1921年进商务，到1946年辞职从政，王云五前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二十五年。在这期间，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离开外，一直在商务担任要职，对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向“赛先生”寻求救赎

商务印书馆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时局变化以及内部矛盾很快又让它陷入重重危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20年以后，中国的劳工意识逐渐觉醒，在工人运动迭起的浪潮里，经常发生的劳资纠纷，工人罢工此起彼伏，这让当时的企业领导人备受困扰，加之市场竞争加剧，怎样提高经营效率，改善劳资关系，激发劳工的积极性，成为当时企业生存下去必须面对的问题。

此时的商务印书馆正逢多事之秋，人事关系复杂，工作10年以上的老人众多，工潮不断，工会力量强大，商务印书馆的管理者经常要处理各种纠纷。1929年，王云五离开商务印书馆另谋发展，1930年2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突然去世，商务印书馆再次聘请王云五回来担任总经理。按王云五的说法，鲍咸昌任总经理由于年事已高，多委托李拔可、夏莜芳两经理担负其职，而两经理又把其职转托于机要科正副科长，责与权因而分离，这在管理上存在很大问题。因此，王云五同意就任，不过他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取消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马上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他希望看看国外是怎么进行现代企业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的，更重要的是希望了解国外怎样解决劳资纠纷的。

当时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已经引起了重视和推崇，部分企业开始尝试运用科学管理，以改善经营，提高本身的竞争力，借此摆脱困境。科学管理最早由民国时期著名企业家穆藕初引入中国。穆藕初在留学美国期间曾结识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及其弟子吉尔布雷斯（F·B·Gilbreth，1868-1924），多次与他们探讨有关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问题，获益甚多。穆藕初对科学管理思想十分倾倒，特别是对于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十分敬佩。有鉴于此，穆藕初回国后决定与其同事董东苏合译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

1915年10月至1916年3月穆藕初与董东苏合译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以《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的中文译名在《中华实业界》上分5期连载，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成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该书中文版离它的英文原版出版仅有短短的7年时间。然而，在《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一书在中国出版以后的十年间，只售出800本，其中100本还是穆藕初自己买来送人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管理最初在中国并未被接受。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企业界的因循保守，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国内各产业欣欣向荣，获利率相当可观，遂使经营者难以认识到改革管理制度的必要性，更遑论实施科学管理。

在时局的推动之下，解决劳资纠纷、提高竞争力成为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科学管理重新进入企业家的视野。当时企业界以科学管理为导向的所谓“实业合理化”风靡一时，实业界先后组织人员出国考察，归国后，有些人竭力称赞“实业合理化”的成效，甚至把“实业合理化”称之为“经济思想上之大革命”，是“中国实业之唯一救星”。

1930年3月初，王云五被任命为商务印书馆新任总经理。刚获任命，王云五便起程前往国外，他一共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九个亚欧美发达国家，参观的公司达到四十多家，咨询的专家有五六十人。1930年9月11日，王云五回国后第三天向董事会提交了考察报告《采行科学管理计划》，建议推行科学管理法。

董事会很快通过此报告，王云五立即推行改革。他的改革核心内容是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劳资双赢。泰罗科学管理的思想是通过生产工序标准化，以计件的方式核定酬劳，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方面确实有效。1931年1月， 王云五在编译所试行科学管理，重点放在按编译实绩计酬，但遭到强烈抵制而失败。反对意见集中在报酬支付，例如，有人认为科学管理的记件报酬，未能全面地考虑脑力工作的特殊性，脑力工作本身难以加以计量管理，所谓科学并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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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藕初（1876—1943），名湘碉，上海人。1909年自费赴美留学。初入威斯康辛大学，1911年转入伊利诺斯大学农科，1913年毕业，获得农学学士学位。同年入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攻读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1914年获农学硕士学位回国。穆藕初不仅是科学管理思想的早期传播者，而且即使是从世界范围内来审视，他也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早期实践者，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运用到中国企业的企业家。他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率先引进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并注意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企业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穆藕初首先在其归国后创办的第一个工厂德大纱厂中实行科学管理法，在其后创办的厚生纱厂（设于1917年）和豫丰纱厂（设于1920年），同样采取科学化管理，其中厚生纱厂一时成为华商示范工厂。穆藕初的实业报国，在科学管理思想的指导之下，成效明显，引致当时企业纷纷效仿。

“一 "二八事变”成为转机

1932年“一 "二八事变”爆发，日本突袭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总厂、货栈、东方图书馆等，几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受到重创，商务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被迫停业。

灾难反而成了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的契机。为挽救濒临破产的商务，经过董事会同意后，王云五解雇了3700多名员工，当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总馆、总厂复业后，王云五新订雇佣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法”。复业之际，王云五仅返聘1309名原总厂职工，被永久解雇者达2400余人。受返聘的职工业务水平较高，又珍惜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这为王云五全面实施科学管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新一轮科学管理的推行中，王云五大幅度精简机构，用“机器来管人”，限制编译人员自撰书稿，改成审外稿为主，以审稿质量和字数计酬；以岗位要求为标准培训职工，按岗用人，改革生产和行销各环节。科学管理思想强调节工省料，密切企业各生产环节的衔接，加快资金流转，通过培训提高职工专业素质等，对于企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是有益的。重新推行科学管理之后，果然收效明显。商务印书馆的新书出版速度加快，同时，多套丛书出版，甚至能做到“每日出一书”，其中《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影响巨大。（《大学丛书》是商务为大学编印的教材，由王云五拟订编印计划，请蔡元培领衔，邀请国内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代表54人组成编委会，自1932年开始出版，前后共出版了300余种。这套教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卓有贡献。《丛书集成》是中国古籍丛书，选定宋、元、明、清著名丛书100部编辑而成，被称为“丛书的丛书”。）

商务印书馆劫后余生与成功推行科学管理是分不开的，若非如此，遭到轰炸后的商务印书馆就此偃旗息鼓也未可知。作为文化出版企业，检验商务印书馆的改革成败与否还要看它出书的社会效益。1934年至1936年三年中， 商务印书馆出书量占全国48%， 1936年出版新书4938种、9438册，占国内新出版物52%，而且多是纯正的学术文化类著作，对近代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在科学管理的帮助下，商务印书馆的劳资冲突并不剧烈，其出书量仍保持国内第一。当时，王云五调整出版计划，推出战时常识丛书，如以“厚今薄古”和适应时需为主旨的“中学文库”全套共400种书，半年间行销4000余套。张连生赞叹道： “中学文库”为后方出版界最大规模之出版。各方无不惊讶其复兴之速， 莫不赞仰科学管理之功绩。冯友兰回顾道：“在抗战的条件下， 印刷发行都很困难，但商务印书馆对我的稿子总是随到，随印，随发行，与平时无异。”

科学管理的中国式探索

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商务印书馆走出了一条企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商务印书馆当年的成功，在商业运作、社会舆论、文化传播上对中国社会进步发挥了推动作用。在商务运作上，它的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以及于具体实践中彰显出的管理理念等，都与现代公司制度契合与接轨。这使得其能够经历百年风雨而不倒，在灾难、战乱、同业竞争、政治打压等危机中终能化险为夷，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利用社会资源发展壮大。

民国时期企业家虽积极引进西方科学管理制度，但并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而是将其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穆藕初在企业推行科学管理中也注意尽可能的“中国化”、民族化，如他要求各种技术名词、操作要点，要译成中国工人易懂易记的条文，西方的度量衡也要换成华制，使工人能“直捷痛快，易于取法”。

而王云五讲：“我对于欧美，尤其是美国，盛行的工商管理，虽甚赞同其原则，却不愿整个接受其方法。因一国有一国的工商背景，一国亦有一国的社会特点；善学者当师其精神，不必拘于形式。我在商务印书馆施行的管理方法，即本此旨。十年以来，该馆三遭巨劫，屡蹶屡起，得力于管理者不少，而我所行之管理方法得收相当效果，则由于不重形式而能实施其原则于特殊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