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语文对契丹影响

【内容提要】回鹘与契丹古来关系密切，契丹语文即深受回鹘语文的影响，由于史书记载极端匮乏，学界鲜有论者。本文通过对史书中见于记载的点点滴滴的契丹语言现象的考析，努力探询历史上回鹘语文影响契丹的影子，并从史学角度对这种文化现象形成的历史原由进行探讨。

【关键词】回鹘契丹语文民族关系

回鹘、契丹古来关系密切，向受学界重视，研究成果丰硕，但因受史料所囿，往往局限于政治、经济方面，而对文化关系鲜有问津。十余年前，程溯洛先生即以“契丹文化与回鹘文化的交流资料很少，研究也未开始”为憾，呼吁研究，[1]但迄今仍无大的进展。受此启发，本文拟就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这一问题做一尝试性探讨，求识者教正。

一、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与回鹘语文的关系

提起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与回鹘语文的关系，我们首先都会想到《辽史》卷64《皇子表》的有关记载：

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从该记载知，辽太祖时，有回鹘使者从西域来，但无人通其语言。萧太后建议遣太祖弟迭剌随回鹘使者学习其言语与文字。为了加强与回鹘的交流，太祖准奏。迭剌博闻强记，随回鹘使者学旬，便学会（若解释为“理解”当更合适，详后）了回鹘的语言与文字，并据以创制出自己的文字——契丹小字，其时史书无明确记载，据考应在天赞四年（925）。

这条记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早期学者（如王静如、陈述、李符桐等）多以这一记载为依据来阐述契丹小字的形成，认为契丹小字是根据回鹘文创制的。后来，随着用契丹小字书写的相关文献的不断发现（尤其是1950年锦西西孤山出土《萧效忠墓志》的发现与研究）与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种说法开始受到挑战并最终被否认。

吾人固知，回鹘文形成于8世纪左右，是一种音素文字，其字母先为18个符号，后发展成23个。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可能受汉文的影响而改为自上而下直行竖写。这种文字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宋元时代一度是通行于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诸地的文字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书写诏诰敕令、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契约文牍和历法医籍等，并被蒙古人采用以创制自己的文字——回鹘式蒙古文，通行至今，而且，这种文字又间接影响到满文与锡伯文的创制。

契丹本无文字，在辽朝建立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加上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耶律阿保机才于920年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契丹文字。《新五代史·契丹传》记载说：“至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五代会要》卷29也记载道：“契丹本无文纪，唯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无疑，这里所说“文字”指的应为契丹大字。从今天所知的文献看，这种文字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是增减汉字笔画而成的，如“天”下加土或“大”上加“八”表示天；“大”上加ワ表示大；有时甚至直接借用汉字，如日、月、太王、皇帝、太后等。与回鹘文字母全无干系。

这种大字笔画复杂，书写不便，尤其是汉字所表达的汉语与契丹语之间差别较大，除了汉语“词序”与契丹语迥异外，契丹语词汇大多是多音节的，其语法关系一般用粘着和变化附加成分来表示，这些都使契丹大字的应用会遇到重重障碍。[2]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又引致了随后“数少而该贯”的小字的问世。

那么，契丹小字与回鹘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问题。

在排除契丹小字系因袭回鹘文字母而来这一说法的基础上，契丹文研究专家厉鼎煃先生根据契丹字哀册所用的纪年方法同回鹘历法的一致性，以及回鹘语与契丹语语法特征的相似性，认为契丹小字“是和古回鹘文息息相通的”。[3]尽管作者采用了比较折中的说法，不言“息息相通”的程度，但仍然受到学界的批评。原因很简单，契丹文小原字（契丹小字之最小读写单位）之字型与“如惊蛇屈蚓，如天书符箓，如曲谱五”[4]的回鹘文字母迥然有别，根本看不出他们在笔法上的内在联系，却明显与汉文字型非常接近。故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这么一种观点：契丹小字是在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字型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回鹘语拼音法，两相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新文字。

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当更为切合实际，否则，迭剌即使再聪明，仅仅跟随回鹘使者学旬，就想学会一种新的语言与文字，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进一步以之为据来创制新文字了。所以，我认为，迭剌学而用之的应是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而非回鹘文字母本身。契丹语与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回鹘语属于典型的粘着语，契丹语中也普遍存在着用多音节词和粘着词尾表示语法的现象，而且与回鹘语一样，契丹语也有元音和谐的特点。故而，用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更易于表达契丹语的语法现象。受此启示，迭剌通过对大字的改进与利用，从而研制出书写更为方便，使用更加广泛的契丹小字。后来，蒙古人、满人之所以先后采用回鹘文字母以拼写自己的语言，亦与蒙古语、满语与回鹘语一样同属粘着语这一因素息息相关。

从记载看，迭剌所创小字的特点是“数少而该贯”。“数少”，既可解释为原字数量较少，也可解释为笔画较为简单；“该”，即“赅”之通假，意为完备，“贯”，“贯通”意。质言之，这种文字是比较简便的，由于是拼音文字，可以用350多个原字拼出无数的单词，却能做到包容一切，把契丹语完全贯通。大概正是由于小字之简约，在辽宁建平县出土的大安六年（1090）李谦贞撰《郑恪墓志铭》中又被称为“小简字”。920年制定的契丹大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词符文字，《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故太师铭石记》、《萧忠孝墓志》属之，5年后新创的契丹小字是表音拼音文字，《庆陵哀册》、《萧令公墓志》、《许王墓志》属之。

这里我们必须对目前颇有市场的“契丹字仿突厥字母说”略做辨正。该说系日本学者村山七郎所提出，认为迭剌所学习的回鹘语言文字是古代突厥文字，从而把《庆陵哀册》上的契丹文字同突厥文字比较对证，最后认定契丹文字来源于突厥文。[5]其文既出，很快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日本东洋史专家田村实造对其褒扬有加，称颂此文“成功地解决了多年的疑难问题……是值得我们向全世界夸耀的”。[6]果真如此吗？非也。我国学者于宝林已从契丹字之字型、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及契丹文与突厥文的大相径庭等诸多角度撰文详加辨正，匡误纠谬，[7]足备参考，毋庸赘述。其实，仅就突厥文字的行用历史而言，亦不难看出该说的难以成立。

突厥文是突厥汗国（552～744）所使用的文字，名至实归，但西人却以这种文字在外形上和古日耳曼人的卢尼文有些相似而先入为主地将其称作“卢尼文”了。在回鹘文创制和普遍流行之前，漠北回鹘汗国（744～840）使用的主要也是这种文字。840年回鹘西迁后，突厥卢尼文逐步为回鹘文所取代，不复流行。假使当时入契丹的不是回鹘使者，而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兼善复古的学者，说不定会有些许可能授迭剌以突厥文。问题是连这样的假设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很难想象，作为一国之使，会主动舍弃自己所熟悉的国书——回鹘文不用，而选择当时已灭亡或行将灭亡的文字向契丹人传授。况且，该使者在925年时是否还认识突厥卢尼文字也是颇值得怀疑的（其身份毕竟不是一位学者）。西方学者常将包括回鹘文在内的古突厥语族的文字概称为突厥文。如果村山七郎取的是此意，那仅仅是名称上的差异而已，与大局无妨，而事实是他用以和契丹文字比对的明明确确是突厥卢尼文字母（而非回鹘文字母）。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契丹小字的制成与回鹘关系密切，它首先是回鹘使者传授的结果，同时又受到了回鹘语拼音法规则的直接影响。但必须承认，契丹小字与回鹘文字母本身并无多少直接关系，更谈不上与突厥卢尼文字母之间的关联了。

二、契丹语中的回鹘语借词

回鹘的语言对契丹语的影响也有诸多蛛丝马迹可寻。首先表现在契丹对回鹘语术语的借用上。在《辽史》中，我们常可见到一个不见于前代文献的术语——铁不得。《辽史》卷20《兴宗纪》载：“[重熙十七年（1048）三月]丁卯，铁不得国使来，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不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又见于《辽史》卷36《兵卫志》和卷70《属国表》中。同书卷46《百官志》中还出现有“铁不得国王府”。“校勘记”对该术语是这样解释的：

铁不得即吐蕃，此与上文西蕃、大蕃等并是当时吐蕃不同部分朝贡于辽者，故以不同名称存于史册。

说明“铁不得”与《辽史》中出现的“西蕃”、“大蕃”一样，其实都是“吐蕃”的音译。我们知道，吐蕃是汉文史籍对古代藏族的称谓，而藏族则自称Bod，即“蕃”。那么，汉语称谓中的“吐”字何来呢？长期以来一直不得正解。近期，学者们通过缜密分析，指出汉语“吐蕃”其实是从突厥—回鹘语对藏族的称谓Tüpüt一词转借而来的。[8]此说既新颖而又有说服力，可以信从。

那么，“铁不得”一词是直接借自突厥—回鹘语还是转借自汉语的呢？我认为，借自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汉语“吐蕃”音译的只是Tüpüt中的Tüp-，但省去了尾音-üt。而“铁不得”显然是Tüpüt的全译。考虑到突厥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而回鹘却与契丹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可以认为，契丹对吐蕃的称谓“铁不得”是直接从回鹘语那里借用过来的。

回鹘的职官名称更是为契丹所借用和效法。笔者是辽—契丹史的外行，对辽代职官制度全无了解。凭感觉对《辽史·国语解》、《辽史·百官志》和《契丹国志》等相关文献进行了初步搜检，有幸从中找到了不少与突厥—回鹘相通的官号。有些尚无把握，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有些大致可确定其源流关系。这里仅将自认为比较有把握的部分标举如下：

1．可敦《辽史·后妃传》：“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这里的突厥，其实指代的是回鹘。显然，该词为回鹘语qatun的音译，二者词义完全相同。《突厥语大词典》即称：“qatun可敦，夫人。”[9]唐初，该术语又写作可贺敦，对应于qaγatun。责其实，该词最早很可能起源于鲜卑或吐谷浑人。

2．夷离堇又作夷离巾、移里堇、俟斤等。《辽史·国语解》：“夷离堇，统军马大官。”契丹立国前，该官即已存在，权力很大。《南齐书》卷57《魏虏传》称北魏有官号俟勤（即俟斤），其职“比尚书”。职掌与契丹有异，但在拥有实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该词当借自突厥—回鹘官号俟斤（Irkin/Erkin/Erkan，“智慧”之意）。

3．惕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引宋绶《上契丹风俗》谓：“惕隐，若司宗之类。”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称：“惕隐司，掌宗室。”《辽史·国语解》：“惕隐，典族属官，即宗正职也。”一般由皇族，而且是皇族中最亲近的人物担任此官。该官号无疑来源于回鹘之特勤/狄银(Tegin，指可汗的弟弟或儿子)，只是词义有所变化。《突厥语大词典》称：“Tegin，这个词的原意是‘奴隶’……后来，这个词为可汗家族的子弟们所专用。”[10]

4．于越《辽史·国语解》称：“于越，贵官，无所职。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该官职在《宋史》卷4和《辽史》卷490中都可见到，而且常见于敦煌出土的9～11世纪的于阗语、回鹘语文献中。《辽史·属国表》：“统和八年（990）六月，阿萨兰回鹘于越、达剌干各遣使来贡。”很显然，契丹语于越一职当借自回鹘，原作Ügä或Ögä，意为“尊敬的”、“贤明的”。

5．达剌干“长官”意。《辽史·太宗纪》：“诏以……达剌干为副使……县达剌干为马步。”《国语解》又谓：“达剌干，县官也，后升副使。”该词为突厥—回鹘语“达干(Tarqan)”（职官名）的借用。在突厥、回鹘中，它是一种统领兵马的武官，地位十分显赫。据考，应系汉语“达官”一词的音转。[11]契丹借用时，意义有所改变，后又为蒙古语所转借。[12]

6．夷离毕（移离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引宋绶《上契丹风俗》谓：“蕃官有夷离毕，参闻国政。”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藩官有参知政事，谓之夷离毕。”《辽史·国语解》：“夷离毕，即参知政事，后置夷离毕院以掌刑政。”唐代“毕”“发”读音相近，故可知该官称显系回鹘俟利发/俟力发/颉利伐(Eltäbir/Iltäbir)的假借。

7．详稳《辽史·国语解》：“详稳，诸官府监治长官。”在《百官志》中，记有详稳司百余个，其官职高低随机构不同而变动。该词有时又被写作相温、详温或桑昆等，究其最原始来源，当为汉语“将军”之借词，但并非直接借自汉语，而应是从回鹘官号相温(Sangun/Sängün)转借的。

8．挞林（闼林、挞领）《辽史·国语解》：“挞林，官名。后二室韦部改为仆射，又名司空。”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称：“其东北有挞领相公，掌黑水等边事。”挞林者，当乃回鹘官号铁林(Tärim)之借用。后唐同光四年（924），甘州回鹘权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释迦、副使田铁林、都监杨福安等六十人陈方物”。[13]其中的铁林成为人名的一部分。铁林(Tärim)者，当系Tängrim的派生词，[14]在11世纪成书的维吾尔族语言学名著《突厥语大词典》中，对该词是这样解释的：“Tärim，对特勤、出身于阿夫拉西亚普王族的可敦及其各代王子门的专用词。除国王的儿子们以外的其他人，不论身份有多高，都不能对他们用这个词。”[15]二者名号相通，身份都很高，但词义已有所变化。回鹘专用于王子，契丹却不同，可用于对司空或边疆巡视官员的称呼。在女真语中，该词亦指边将，当为契丹术语的借用。

9．梅里（梅李）《辽史·国语解》：“梅里，贵戚官名。”享有此官号者常受遣出使，如《新五代史·晋出帝纪》即载：“契丹使梅李来。”究其来源，很可能就是回鹘官称密六/媚禄/密禄(Biruq)的假借，其原意为“国王侍从”、“相”，在契丹中意转为“贵戚官”意。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笔者通过对辽朝立国前后官号的使用与演变情况的比较，从中看出这么一种现象：以916年契丹—辽国建立为界，早期官号以契丹本土风貌为主，后期官号则广泛借用回鹘术语，尤其是朝官与显贵称号，这一现象体现了契丹立国前后，回鹘影响的逐步加大、加深。

据考，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名号即有可能来源于回鹘语。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谓：“余按辽太祖阿保机，或云：‘阿保之义为头，机为唯一。’是犹殷契之称‘余一人’也；然保机或与bögü音近有关。”[16]所谓bögü，即突厥—回鹘语之“圣明”。突厥卢尼文《暾欲谷碑》第34行有言：“bögüqaγanbanγaruančaayüdmüs（bögü可汗对我如此说了）。”[17]

这里的bögü显然不是可汗的名字，而是尊称或尊号，bögüqaγan在这里应为“圣明可汗”之谓。bögü一词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中更是频频出现。漠北回鹘汗国第三代君主移地健（759～780年在位）受唐册封为英义建功可汗，回鹘语称之为bögüqaγan，汉文牟羽可汗即其音译，意思是“圣明”，与今天蒙古语之bögü为同一字。[18]契丹语与回鹘语、蒙古语一样同属阿尔泰语系，故将“保机”一词与bögü联系起来考虑当非为无稽之议。更值得深思玩味的是，阿保机于天显元年（926）驾崩后，就先后被谥为“大圣大明天皇帝”和“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看来，“圣明”二字与阿保机“缘分”不浅。

三、回鹘语文影响契丹的原由蠡测

吾人固知，辽朝于916年立国时，回鹘人活动的区域主要局限于西北一隅，与契丹遥距万里。那么，契丹语何以会受到回鹘语如此深刻的影响呢？我认为应从二者由来已久的历史关系中寻根探源。

回鹘与契丹发生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是时，回鹘主要活动于漠北，天宝三年(744)，回鹘首领骨力裴罗自称骨咄禄毗伽可汗，以乌德鞬山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744～840）。回鹘强盛时，契丹为其臣属，回鹘遣使“监护其国，责以岁遗”。[19]直到会昌二年（842），在奚和契丹中仍有“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20]其酋长的印信也由回鹘颁给，直到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才改由唐朝颁发。《旧唐书》卷199《契丹传》载：“会昌二年（842）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言：‘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纥印，今恳请闻奏，乞国家赐印。’许之，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漠北回鹘汗国的强盛持续了近一个世纪，840年在内乱外患的交重打击下灭亡，部众四散外逃，大多西徙至新疆、中亚及河西走廊等地，先后建立了哈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甘州回鹘及沙州回鹘等政权。

在漠北时期，回鹘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兼有极少量的农业经济。然而在西迁后，由于受当地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影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由游牧转为定居，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兼而有之。这一文化特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的共存使回鹘文化显得丰富多彩，同时使回鹘人接受外来文化更为容易，故来自中原的农耕文明、来自的游牧文化，以至来自印度、波斯、中亚的各种文化，在回鹘那里都可以找到生长的土壤；再次，兼容并包了多种文化因素的回鹘文化比起汉文化来，它们更容易为北方草原民族所接受，这应是包括契丹在内的北方草原民族（其他如西夏、女真、蒙古等）重用回鹘人，以回鹘人为师的基本原因。

回鹘外迁，其旧地遂为契丹所有。饱经离乱折磨的回鹘人势力大衰，后来虽各有其国，但势力已无法与昔日同日而语了，于是乎反主为客，回过头来又称臣于契丹，并不断地向其朝贡。《契丹国志》卷26《高昌》记载说回鹘在“契丹时，三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据《辽史》、《辽史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载统计，有辽一代219年间，回鹘向契丹朝贡64次，平均每三年另五个月一次。为了安置来人，辽政府在上京南城之南门东侧置“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21]而且，当时似乎有不少回鹘人在辽廷也得到了重用：“道宗清宁九年（1053）……回鹘海邻、裹里、耶律挞不也、阿厮、宫分人急里哥、霞抹、乙辛、只鲁并加上将军。诸护卫及士卒、庖夫、弩手、伞子等三百余人，各授官有差。”[22]

回鹘与契丹之间关系密切，且长期保持，个中原因值得探讨。固然，政治上的需要和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是其原动力，但另外一个因素似乎亦不应忽视，那就是契丹后族所出的述律/萧氏本身就是回鹘遗民的后裔。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出自笔者的杜撰，而是于史有据的。《辽史·后妃传》称辽太祖应天皇后“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碗，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同书《外戚表》则称：“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至辽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后。”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辽史·地理志》等多种文献中。由这些记载推定应天皇后为回鹘后裔，殆无疑义。应天皇后生于879年，时距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将近40年。应天皇后为糯思第五代孙，说明早在回鹘汗国灭亡之前糯思子孙就已经定居契丹地区了。糯思很可能就是漠北回鹘汗国派往契丹“督其贡赋”的监使之一。后定居，逐步与契丹人水融。至阿保机，娶回鹘述律氏，并于建国后立为皇后。耶律氏与述律家族的联姻与同盟的形成，为辽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述律氏家族在遥辇晚期已经是契丹社会中迅速崛起的一个强大势力，应天皇后“简重果断，有雄略”，[23]在辽朝的创建和巩固过程中，曾经起过一系列重大的作用：协助辽太祖统一诸部，取代遥辇，西并奚族，东灭渤海，并平定诸弟叛乱，后来又扶立德光，一直在朝廷中参预决策，故在辽代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在其之后，辽朝帝后大多都出自她的家族。只因其内侄“小汉”被辽太宗赐名萧翰，从此她家改为萧姓。在《辽史·后妃传》记载的10个皇后中，有9人即出自该家族，另有一人族出不详，但也不排除出自同一家族的可能。

如前所述，辽代的帝王均出耶律氏，为契丹族，但皇后则多出回鹘述律氏。后族势力很大，自始至终与皇权密切相关。她们在皇帝健在时直接参予国政，在皇帝死后掌管国柄，带有浓重的母系氏族社会印痕，她们的思想意识与态度对辽朝国策的制定都有很大影响，在辽朝的文化建设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可以想见，回鹘与契丹的密切往来，尤其是契丹宫廷中回鹘后族的影响，自然会对契丹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回鹘语文之所以能对契丹产生既深且巨的影响，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四点：其一，回鹘文化发达，且兼有农业与游牧二重特征，较容易为新兴的契丹民族所接受；其二，回鹘语与契丹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同属粘着语，语言本身就有相通之处，使二者之间的吸纳更为便捷；其三，回鹘与契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由来已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其四，回鹘后族在契丹社会和宫廷中享有崇高地位，他们的文化认同意识无疑会对契丹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TextualResearchonUighurLanguage’sInfluenceontheKhitans

Abstract:TherewasacloserelationshipbetweentheUighursandKhitanssincetheTangDynasty(618-907),asaresult,bothKhitanlanguageandcharacterweredeeplyinfluencedbyUighurlanguage.Duetoshortofthehistoricalrecordsandrelatedmaterials,theproblemisremainedforalongtime.ThepresentpaperthinksthatformulationoftheSmallKhitanCharactergothelpofUighurembassyandwasbasedontheChinesecharacterandtheruleoftheUighurlanguage.Besides,alotoftermsoftheKhitansborrowedfromtheUighurs.

KeyWords:Uighur;Khitan;language;script;culturalrelationship

[1]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8页。

[2]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3]厉鼎煃《试用古回鹘文比较研究契丹文字》，《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第174～177页。

[4][宋]彭大雅《黑鞑事略》，王国维《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北平：文殿阁书社，1936年，第67页。

[5]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读の方法”，《言语研究》第17～18期合刊，1951年，第47～70页。

[6]田村实造，“契丹文字の发见から解读まで——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读の方法”，《民族学研究》第16卷1期，1951年，第46～48页。

[7]于宝林《略论〈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29～344页。

[8]安瓦尔·巴依图尔、克由木·霍加《关于“吐蕃”一词的语源考证》，《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第122～124页。

[9]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32页。

[10]同上引《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第416～417页。

[11]羽田亨，“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断简”，《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1975年，第331页。

[12]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黄山书社，1998年，第274～275页。

[13]《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五》，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20页。

[14]P.Pelliot,Tängrim>Tärim,T’oungPao37,1944.

[15]同上引《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第436～437页。

[16]饶宗颐《说占卜》，《饶宗颐东方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

[17]С.Е.Малов,Памятники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Письменности.Текстыи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Л.,1951,стр.63.

[18]刘义棠《维吾尔研究》（修订版），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第124～125页；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1～30页。

[19]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2《幽州纪圣功碑铭并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20]《资治通鉴》卷246，中华书局，1963年，第7967页。

[21]《辽史》卷37《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441页。

[22]《辽史》卷22《道宗纪》，第262～263页。

[23]《辽史》卷71《后妃传》，第1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