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国家体育软实力的思考

摘要：以文献研究、逻辑分析和案例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基于文化交集和通约的视角，以体育话语权为中间变量，构建了体育与国家软实力的结构模型，旨在探讨国家体育软实力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研究表明：国家体育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物态层面、行为层面的国家体育软实力是可通约的；制度层面、心态层面的国家体育软实力在一般情况下没有文化交集和不可通约，因此，将其不可通约转化为可通约是提升国家体育软实力的关键，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国家体育软实力；文化交集；通约；体育话语权；国际体育组织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5-0001-06

交集（intersection），它原本是数学集合论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存在于集合A与集合B中的共同元素X，即X∈A∩B。为便于确定本文所探讨问题的逻辑起点，更清晰地将关注点限定在中西文化的范围，以及软实力的适用对象，笔者借用交集概念用以筛选中西文化共同拥有的文化元素，称为文化交集。中西文化间可能会有交集，形成文化交集。然而，文化交集的存在不一定表示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通畅无阻的。历史上，因文化差异性演变为“礼仪之争”［1］，导致了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对抗，天主教由康熙中期的盛行到晚期被逐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通约（commensurability），它也是一个数学概念，指的是几个数之间如果同时存在一个公约数，则称为可通约，否则称为不可通约。库恩、费耶阿本德于1962年同时在科学哲学领域提出了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的观点。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描述科学革命过程新旧理论（范式）的继承关系时，对不可通约的概念进行了具体说明［2］。于是，不可通约的话题不仅成为科学哲学领域讨论的“热点”，而且通约性也被用于社会科学中来描述文化、事物间的互通或产生共鸣的可能与否，文化的通约性便由此而来。中西文化间的有效交流不仅需要有文化交集存在，同时还需要具备可通约，成为衡量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是否通畅、有效的标准。

自从约瑟夫?奈（1990）提出国家软权力理论以来［3］，作为整合世界各国利益关系的同化性软力量，文化是国家软实力核心要素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追捧，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近年来，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我国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政策首选，以“孔子学院”模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输出被放在了重要位置并对此寄予厚望。然而，源于不同文明、信仰所导致对文化认知、理解差异的客观事实，要从中西文化之间发现文化交集，并且这种文化交集是可通约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例如，这种不可通约不仅表现在不同语言文字的翻译过程中文化范式的不可通约［4］；也同样体现在中西方民众对“龙”的认知视角和心理接受程度上的不可通约，“龙是一种独特的图腾，牢牢扎根在中国人心中。在封建社会，它象征着皇权；在民间，它象征着力量与吉兆；我们中华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而西方人对龙的认知是完全相反的”［5］。如果没有厘清中西文化间可通约的文化交集，就匆忙地、不加区分地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会达到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预期效果吗·

在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中，中西文化间的交流如何能够做到求同存异·“谁”是目前中西文化间的文化交集并具有可通约性的文化元素呢·具体而言，体育能否担当此任呢·如果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发展国家体育软实力将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力量。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中西方对文化的理解差异大于趋同。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达上百种，没有形成对文化的统一认识，这也反映出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其实，现代西方对文化的认识源于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观点，并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在《原始文化》（1871）这一著作中，首次提出“文化是信仰、知识、艺术、习俗、法律、道德，以及社会个体成员获得任何能力的复杂整体”［6］。在泰勒的定义中，他既强调人群的整体发展也强调人的个体发展，既包括“静态”的精神层面具有群体性的文化元素，也包括“动态”能力获取具有个体性的文化元素，当然其中也自然地包含了体育对文化的贡献。纵观我国的思想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7］。在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发展与历史演变后，目前中国的文化观是以人际之间的关系——“礼”为主基调的，更看重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群之间精神层面的互动关系，与“勇”等相关的这种具有“动态”军事能力获取的活动——体育并没有被重视。

由此看出，西方的文化观中既有“精神”又有“能力”层面的文化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则主要包含“精神”层面的文化元素，“能力”层面的文化元素被放在次要地位。但是，中西方在对文化认识上所存在的差异性，并不能掩盖二者在“能力”层面文化元素的共识，只是重视程度上的差别而已。由此假设：

H1:体育既是中西文化在“能力”层面上的文化交集,又是可通约的。

在国内学术界，程志理（1986）最先提出研究体育文化的命题［8］，并对体育文化做了系列的探讨，是令人敬佩的开创性探索。黄金辉、忠毅（2010）将“文化”软实力和区域软实力共同纳入国家软实力的范畴，部分“实现了对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中国化’”［9］。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探讨体育软实力是国内主流的研究思路，目前仅有21篇文献（其中：期刊论文19篇，会议和学位论文各1篇）。体育软实力的提法始于舒盛芳（2007）的会议论文摘要［10］，基于体育的文化属性的视角，分别对体育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价值预判和基本特征进行了讨论（舒盛芳，2008）［11］。其它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如：袁大任（2009）从体育文化的视角给出了提升体育软实力的可选方案［12］。孙娟、付常兵（2009）也尝试从民族体育文化的角度对体育软实力进行定义［13］。杨旭辉、张振华（2010）对体育软实力的内容和功能从中国文化传承的思路进行了讨论［14］。赖勇泉（2011）基于“文化、观念与制度”探讨了体育软实力的理论模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