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欧洲经济危机及对新兴经济体开放的启示

摘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欧洲国家先后经历了经济私有化改革和加入欧盟的对外开放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该地区大量引入外资以弥补资金缺口，从而形成了“高外资、高出口、高举债”的发展模式。但由于该模式存在外资外贸依赖过度、产业集中度过高以及银行控制权丧失等风险隐患，在2008年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速一地区经济大幅下滑，逐渐演变成为新欧洲经济危机。鉴于此，文章从FDI角度出发，回顾了新欧洲国家开放历程，并在分析其对外开放模式固有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新兴经济体在开放过程中，要立足长远，参与全球战略性分工；以我为主，发挥国家的主导调控作用；内外兼修，注重培育民族产业的竞争力；趋利避害，合理选择开放的领域和步骤，从而避免重蹈新欧洲的覆辙，实现新兴开放经济体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欧洲；经济危机；FDI；启示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10-0029-05　收稿日期：2009-05-13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巨变，其经济开始不同程度地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过渡，并逐步走上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社会经济取得飞速发展，被誉为“崛起的新欧洲”。但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通过出口萎缩和信贷紧缩严重打击了新欧洲国家经济的发展，多数国家货币加速贬值，短期外债违约风险持续上升，国内资产价格急速下降。曾经广受赞誉的“高出口、高外资、高举债”的新欧洲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受到质疑。过度的贸易开放、无保留的融入泛欧洲供应链、与国际资本市场完全接轨以及根据加入欧盟的程序实施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等等都导致新欧洲国家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既无本土市场作为后盾。也没有对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有效监控为保障，其宏观政策的实施还受制于欧盟的约束，政府对经济崩盘式的下滑束手无策。由于新欧洲国家在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和路径选择上同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具有相似性②，因此，本文从FDI角度入手，分析新欧洲国家的开放进程和危机成因，探讨其对新兴经济体开放的相关启示，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新欧洲国家开放的进程

对于新欧洲国家而言，无论是在其私有化进程或是融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毋庸质疑是推动其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因素。总体而言，外资进入这些国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前后的私有化高峰阶段，FDI增长迅猛。这一阶段，新欧洲国家迅速确定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方向，采取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由于国内经济总量和自有资金有限，FDI成为了其转型时期最现实的投资资金。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也正是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截至2000年底，上述三国FDI存量分别比1990年时增加313、186和204倍(见表1)。第二阶段是2002～2003年的私有化尾声阶段，FDI有所下降。受世界经济运行情况以及部分国家私有化改革接近尾声的影响，2003年流入该地区的FDI规模环比下降41.4％，其中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以及立陶宛下降幅度均超过70％。第三阶段是2004～2007年的入盟阶段，FDI达到峰值。包括匈牙利、波兰在内的lO个中东欧国家分别于2004年和2007年加入欧盟。与欧盟统一大市场的接轨增强了这些国家对全球FDI的吸引力，中东欧地区甚至一度取代亚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新兴市场。截至2007年底，欧盟10名新成员的FDI存量达到5308亿美元，FDI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值超过50％，其中保加利亚超过92％，爱沙尼亚78％，匈牙利70％(见表1)。第四阶段是2008年以来的危机阶段，FDI增速放缓。受世界经济放缓及自身经济恶化的影响，新欧洲地区FDI增速放缓，部分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如2008年匈牙利、波兰的FDI降幅分别达到39.5％和7.7％。2009年，这一地区的投资规模还将进一步缩水。

从FDI来源国看，由于地缘优势和历史宗教传统等原因，来自欧盟15国的FDI一直在新欧洲国家居主导地位。2004年，德国和挪威两国占这一地区FDI存量的40％，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紧随其后。除上述传统的欧洲国家以外，日本、韩国、美国等地的企业将新欧洲国家作为进入欧洲统一市场的跳板，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如2007年，AIG以15亿美元收购保加利亚电信。在引资排名方面，从20世纪90年早期开始，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名列前茅。到了后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FDI流入量保持高速增长。2007年，仅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四国的FDI就占这一地区当年FDI流量的3／4。

从FDI产业分布来看，新欧洲国家凭借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日趋完善的投资环境逐渐成为跨国企业特别是生产制造商的理想投资地，在产业的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汽车产业和新兴的电子制造业，金融、服务外包等服务行业也逐渐成为投资热点。以汽车工业为例，从20世纪90年初期开始，西欧多家跨国公司陆续在匈牙利、波兰以及捷克共和国等地开设生产线。到2005年，该地区1／10的FDI存量集中在上述三国的汽车行业。随着大众、菲亚特、标致、起亚等公司在中东欧地区设厂，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下游配套商相继进入，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这一地区的汽车产出从2000到2007年翻了一番。除此之外，伴随着私有化和人盟进程的加快，以金融、产品研发为代表的领域开始受到FDI关注，特别是IT后台支持和客户服务支持等外包项目蓬勃发展。如2007年8月，汇丰银行在捷克共和国建立客户支持中心，同年德州仪器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建立客户支持中心。

二、新欧洲危机爆发及成因分析

私有化和入盟进程为新欧洲国家打开了吸引外资的大门，使其获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与广阔的市场空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瞩目的成绩。然而，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新欧洲国家曾经成功的改革开放模式广受质疑，促进过去10余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变成未来发展的障碍，其开放模式的固有弊端彻底暴露，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体总量较小，外资依赖过度

新欧洲国家普遍存在人口较少、储蓄率较低等实体经济的内在不足。因此，外资成为推动其私有化进程和促成经济发展最为现实的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的外资开始涌入这些国家，FDI流入量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比例大幅提升(见表2)。在表2所示的三个时间段中，新欧洲10国FDI流量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例呈上升趋势，均值依次为10.93％、20.18％和25.33％。在90年代前期，该比例超过20％的仅有3个国家，到2002年后，则

增至6个，其中保加利亚接近60％。高外资的发展模式导致不少中东欧国家对跨国公司投资和决策的依赖性增加，政府对本国经济的自和控制力进一步下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资抽逃和欧盟市场萎缩，使得这些国家失去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动力和市场拉力，经济出现大幅下滑。2008年，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3％，失业率高达8％。有专家估计，外资突然撤走将使得今年新欧洲的经济产值暴跌10％。

(二)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过高

目前。新欧洲国家已经成为泛欧洲乃至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但是过高的外向型产业集中度，使其深受全球性危机之害。一方面，危机前，马太效应导致经济资源逐步流向效益较好的外向型部门，国民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工业部门之间尤其是以外资占多数的现代工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差距拉大，如匈牙利外资居多的9个部门占据其全国工业部门销售额的半数以上。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产业融合度最高的消费电子和汽车行业恰恰也是具有高度周期性的行业，当产业发展跌入低谷或者遭遇危机时，经济将遭受重创。虽然从理论上讲，金融危机蔓延将迫使跨国生产制造商削减成本，整合资源，把制造环节保留在具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东欧国家。然而，实际上迫于国内压力，这些跨国巨头不得不收缩海外生产线，纷纷撤资或停产。这直接导致新欧洲国家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

(三)出口结构单一，外贸依存度过高

新欧洲国家依附式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这一地区外贸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其中，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出口甚至占到其GDP的80％～90％，连最低的波兰也略高于40％。同时，新欧洲国家的出口结构存在两个问题，使其出口增长乏力，无法应对经济周期转变。一是出口商品结构单一。截至2008年末，交通运输设备占中东欧国家所有出口的50％以及全部工业增加值的10％。二是出口目标市场单一。这些国家的出口经济高度依赖于其他欧洲国家贸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数据，2006年，斯洛伐克向欧盟成员的商品出口产值比重为86.8％、捷克85.6％、匈牙利79.2％、波兰79％。因此，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外部需求萎缩，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商品价格出现暴跌，新欧洲国家的商品出口遭受沉重打击，贸易收支失衡加剧，集体陷入出口危机。

(四)银行控制权丧失，金融安全缺乏保障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开始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并借助外资参与国有银行改造。向外国战略投资者转让银行股权。入盟之后，银行私有化的进程提速，西欧银行大举入驻中东欧地区，通过收购当地银行作为贷款的窗口，这使得外资对新欧洲国家的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根据穆迪评级，意大利、奥地利、瑞典等国的银行甚至拥有这些国家银行股份的80％左右，其中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的银行系统几乎完全由外国银行控制(见表3)。在这一过程中，新欧洲国家没有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设计审慎的防范措施，银行控制权旁落，国家银行融资功能丧失。危机发生后，全球去杠杆化的过程让这些国家进入全面信贷收缩，外资出逃现象严重。国际金融协会预计，2009年，流入欧洲新兴国家的投资资金将从2008年的2540亿美元剧减到300亿美元，西方银行还将从东欧国家撤出约610亿美元资金。与此同时，由于欧盟内投资国对新欧洲银行业的巨额投资失败，新欧洲银行业的问题还将波及欧盟15国。比如，奥地利银行在中东欧国家持有的资产超过其GDP的60％，瑞典和比利时为20％，意大利和希腊则在10％左右。

三、对新兴经济体开放的启示

曾经被奉为经典案例的新欧洲国家，如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一样，期冀凭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获得经济的腾飞和发展。然而，衰退的世界经济、动荡的全球金融以及失衡的发展模式给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惨痛的教训。因此，研究新欧洲的发展模式在危机中暴露的问题，对于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审慎有效、风险可控的利用外资极为必要。

(一)立足长远，参与全球战略性分工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成为国际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新欧洲国家凭借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传统的工业基础，成为全球FDI的理想流入地。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国在产业链分工上获取的利益不均衡。正如众多新兴经济体一样，多数新欧洲国家只能从事全球生产链中附加值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中低端环节，被动的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在产业的选取上，也多是参与周期性较强的电子设备、汽车等产业分工，产品结构较为单一。以出口为基本导向、以外资为根本动力的发展模式为这些国家带来了长达10余年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隐藏了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依赖严重等问题。实践表明，对于多数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在参与国际分工，有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之时，要加强战略规划，适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促成产业升级；同时，应避免过度依赖高周期性的行业，实施产业多元化转型，大力发展服务业，不断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二)以我为主。发挥国家的主导调控作用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一直主导着新欧洲国家经济转轨以及入盟的经济政策调整过程。这些国家普遍认为正是由于原有经济制度不如西欧，才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同处欧洲大陆的邻国相距甚远。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完全否定和摒弃原有经济制度，全面模仿和复制西欧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对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采取放任的态度，不加选择的仓促进行市场开放和内部改革，简单认为搞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就能尽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很快弥合与西欧国家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其广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贸易赤字逐年加大，外资控制国内战略性经济部门，政府决策对国民经济的主导权逐步丧失。在国家职能不健全的情况下，冒然进入全球化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崔宏伟，2002)，特别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可能还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经济社会连锁反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高度重视政府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的宏观管理和协调作用，有效保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特定经济体利益，严格监管跨境资本流动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充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开放效益最大化。

(三)内外兼修，注重培育民族产业的竞争力

全球化让民族经济、民族产业的概念日益模糊，外资的作用被片面夸大。新欧洲国家囿于国内资源和内部市场等原因，其经济发展完全建立在对外贸易的基础之上。在马太效应的推动下，资源逐步流向效益较好的外贸部门和跨国公司，而国内生产部门进一步萎缩。对国内民族产业的长期忽视使得国内竞争性产业和竞争性产品缺失，国内企业无法与外资抗衡，外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国家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此次危机是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释放，是由外部危机和内部失衡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因此，发展中国家要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支持技术进步和自有品牌建设等方式，增强民族产业的生产效率以及对关键市场的控制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部门，实现本土产业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四)趋利避害，合理选择开放的领域和步骤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地区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其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新欧洲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急于求成，幻想通过早日完成私有化以及加入欧盟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提高国际竞争力。然而，对开放领域和行业缺乏必要的审视与统筹，过早过快开放金融、电信等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产业，发展资金严重依赖外资控股银行的借贷资金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债券融资。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及战略产业主导权的丧失，为本次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到了后期，众多新欧洲国家不顾自身市场经济发展基础的不足，一味迎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和标准，牺牲了本国利益，导致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方效用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加重了中东欧国家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因此，新兴经济体应该立足实际，合理选择对外开放的步骤和领域，有计划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特别对于一国金融业的开放，更要审慎。只有当一个国家拥有较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的时候，国际资本流动才会有利于其经济和金融的健康发展，风险和不确定性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外国投资的大量涌人才会有助于改善该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BIS，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