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艺术品消费能力考查

宋代是历史上艺术品消费空前兴旺的时代，北宋末年的收藏之盛，后世唯有康乾时代和清末民初可与相比。宋代艺术品消费的盛行，不仅表现于米芾、叶梦得、岳珂等一批收藏大家的出现，更体现于消费活动的普遍，消费者在士大夫中比比皆是，并不受地位与经济水平的限制，这构成了宋代艺术品消费与前代的显著区别。艺术品消费的盛兴，当然与社会繁荣、文教发达有关，但具体到个体层面，则不能不归结为宋代士大夫具有较好的消费能力。而从现有史料来看，这种消费能力不仅与经济状况有关，还取决于宋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直观层面的消费能力考察：宋代艺术品价格与士大夫收入状况之对比

作为一项经济指标，艺术品消费能力最直接的决定因素当然是消费活动的两端：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品的价格，而由对宋代艺术品价格及士大夫收入水平的一般考察，则可使我们对士大夫的艺术品消费能力得到直观了解。

宋人消费的艺术品门类中，书画最为大宗，由米芾《书史》、《画史》和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等文献来看，两宋已知最高价书画为颜真卿《争座位帖》（实为米芾摹本），哲宗朝开价800贯，次为阎立本《步辇图》，成交价700贯。此外贵重者有署名韩的《散牧图》，北宋中期索价400贯（因系伪作，以50贯售出）；徐熙《牡丹图》与蔡襄《赵氏神妙帖》在徽宗朝均开价200贯，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购得后者；阎立本《列帝图》，淳熙间以200贯为周必正购得；王羲之《留女帖》唐代摹本，岳珂以200贯购得。

但在日常交易中，100贯以下的作品显然更为常见：米芾曾以20贯买入王羲之《来戏帖》，以50贯买入王羲之《笔精帖》；同时的蒋长源以20贯购买黄荃《狸猫颤荷》图；绢本褚遂良临摹《兰亭序》在当时以20贯卖出；刘季孙以1贯买入王献之《送梨帖》，后以20贯卖出；程师孟以40贯买得白玉轴装前代摹本《兰亭序》；刘子礼以100贯买得某官员藏画500轴，其中一幅卢鸿《草堂图》已值100贯。南宋中后期的书画价格也大抵如此。如岳珂以10贯购得徽宗御批一纸，以20贯购得怀素《千字文》真迹一卷，以30贯购得米芾《赏心诗帖》，以60贯购买黄庭坚真迹19帖；岳珂之父岳霖则于淳熙年间以数十贯钱购得李之仪《命驾帖》、《神仙帖》。

至于书画以外古玩杂项的价格，由各种零星记载中亦可略见一斑。砚石方面，歙砚5贯起价，上不封顶；端砚上品有价至50贯者；仁宗朝有人以30贯出售 “呵之则水流” 的奇砚；苏轼曾购买王羲之古凤池紫石砚，用钱40贯；至于何《春渚纪闻》中提及的“吕老砚”，好事者出价100贯征求，为目前所知价最高者。工艺品方面，北宋州出产的泥孩儿天下闻名，一床值30贯钱；泾州出产线织方胜花，宣和年间一匹值钱400贯。此外，苏轼曾购得吴道子手绘佛龛木版4块献给苏洵，用钱100贯；宣和年间有“霜镛”古琴现世，被人以700贯购得；嘉定年间，某官员欲以1000贯购所谓“冰清古琴”，后被岳珂点破为赝品，仍以100贯成交。

从对这些交易的记述来看，在宋代的艺术品市场之中，价高者可达数百贯钱，但多数艺术品的成交价在100贯以下，即使名家名作也是如此，考虑到物价暴涨的因素，南宋的艺术品的实际价值可能比北宋更低。而若对比士大夫的一般收入水平，这一价位实属平易。宋代文官可分为京朝官（从九品以上）及在地方担任幕职州县官的选人。其中正五品以下中低级文官占绝大多数，选人即占文官总数的80%以上。以神宗朝元丰改制后的北宋俸禄标准为例，京朝官中，正六品的朝议大夫每月俸料与职钱合计70贯，最低级的承务郎每月俸料与职钱合计约25贯，幕职州县官每月俸料加职田、禄粟收入合计也在20贯以上。（南渡后官员名义俸禄较北宋有十倍以上的增长，但由于物价腾跃，实际购买力并未有实质提高。）

对比前述即可知晓，宋代一般艺术品价格相当于低级文官的一月或数月收入，已知最昂贵画作的价格也只相当于最低级文官三年的收入总和，则单从数字来看，俸禄的支持已使得士大夫的普遍艺术品消费成为可能，因为即使是最低级的文官或初入仕途者，也有机会获得心仪的艺术品。宋代艺术品收藏活动的兴盛，艺术品消费群体的壮大，应当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而宋代艺术品消费者的身份等级较前代总体下降，消费活动不再仅是权贵、豪门的专利，也正可以由此获得解释。

潜在消费能力考查：后顾无忧的消费信心与士大夫享有的体制保障

需指出的是，虽然宋代士大夫的俸禄为一般的艺术品消费提供了可能，但现实中的状况尚非单纯的数字对比那样简单。在宋代士大夫的艺术品消费行为中，过度消费的情况屡见不鲜，正显示了俸禄所发挥的绝不仅是财力支持作用而已。

被米芾列为嘉三大书画藏家之一的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字之美，以“好古博物”知名，流传至今的绢本《列帝图》（《历代帝王图》）即曾是其囊中物。而据梅尧臣《观杨之美画》一诗所述，仅梅尧臣在杨家所见就有阎立本、吴道子、李成、黄荃、韩干等一众名家画作，其收藏由此可见一斑。杨不仅求购时“奇书古画不论价”，对藏品处理也非常精心，“盛以锦装玉轴”，可以想见投入之大。

不过杨的收藏与其收入水平并不相称。杨长期担任八品的国子监学官，每月俸禄定额不超过20贯。如此则不难理解其日常生活为何异常窘迫：他租住的房屋仅能容纳数位来客，家具残破不全，家人也不免饥寒。捉襟见肘而痴迷收藏，遂使得他的贫困常常成为友人们善意嘲讽的话题。不过在提及杨的窘境时，友人们但称 “官卑俸薄”而不及其他，表明杨并未遭遇意外，贫困全由于过度收藏所致，事实上，杨的收藏常常要依靠典当或变卖衣物家具来实现，以致梅尧臣在诗中不无夸张地称他是“朝质绨袍暮质琴，不忧明日铛无粥”。

而杨绝非孤例，像他这样甘于贫困、不计投入的收藏者，在当时比比皆是。如苏辙记述苏洵“平生好画，家居甚贫，而购画常若不及。”苏轼则提及友人刘季孙“死之日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另一位朋友吕倚承也是“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不足。”而孝宗朝官至兵部侍郎的刘仪凤，“俸入半以储书，凡万余卷”，更可使人窥见艺术品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至于当日的收藏大家，也同样面临此类问题。如米芾收藏书画在当时首屈一指，而友人却说他“家时菜色无斗粟”。而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出身仕宦之家，经济基础远好于常人，但在初入仕途时，两人为实现“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的愿望，也不能不做好“饭蔬衣”的准备，而其后他们也确实是“竭其俸入以事铅椠”，遇到心仪的藏品时，只能“脱衣市易”。

在正常状况下，人们的日常消费应当少于总体收入，艺术品消费这样的非必需性消费尤其应当被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而杨们的问题正是收藏支出畸高，宋代士大夫的消费信心从何而来呢？考察宋代士大夫的生活便不难发现，入仕对于宋人而言实为一种高效的谋生方式。一则宋人入仕早，仕宦时间相应较长，而且退休之后仍可领取部分俸禄。二则宋人仕宦生涯较为平稳，由于宋代君主采取优待文士的国策，士大夫即使遭受挫折也很少一蹶不振，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总体看来，正常情况下宋代士大夫的大半生都处于体制的周到照顾之下，后顾无忧，经济前景可料，这应当正是杨等人敢于在艺术品消费中竭力投入的心理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宋代士大夫以仕宦谋生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品消费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小视。

艺术品价格形成与士大夫消费心理

如前所述，比之于宋代士大夫的收入水平，宋代艺术品价格的相对低廉也为士大夫艺术品消费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当时艺术品的价格为何能如此平易？综观宋人的消费细节可以发现，宋人对待艺术品的态度在艺术品价格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潜在的影响，是则构成了士大夫艺术品消费能力的另一方面。

从供应角度而言，宋代上距唐及魏晋不远，旧物留存丰富，这或是艺术品价格不高的原因之一。但消费品的价格不仅取决于供应，也与需求有关，可想而知，如果消费品的需求强劲，价格很容易被人为抬高，艺术品市场尤其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而反观宋代士大夫的艺术品消费，理念相对通达，这可能正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艺术品价格的走高。

从消费目的来看，宋代士大夫的艺术品消费很少是为了进行资产处理，因为耻于言利本是传统士大夫的基本准则。米芾就说过：“士人难以货取，所以通书画博易，自是雅致。”这使得士大夫对于艺术品的态度较为平易，搜求艺术品更主要是为了欣赏和学习，如米芾自述对所藏晋代书画的处理便是：“命所居为宝晋斋，身到则挂之。”而评论书画作品的价值时，也往往包括对作品张挂效果的关注，如米芾记时人所收六幅《雪竹图》便注意到该画“长丈余，奇甚，大屋梁方可挂，森森如坐竹下。”

关心书画的张挂装饰效果，意味着对作品的保存并不特别在意。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对书画的品相颇不讲究，也绝非有利于艺术品保值增值的做法。如前述杨所藏书画中便多有破败之作，老友韩维提及杨家藏品不少是“破缣坏纸抹漆黑，笔墨仅辨丝毫余”，而曾经杨收藏的《列帝图》后辗转流入市场，为周必正获得时已是“断烂不可触”，仅修补费用即需40贯钱。而在米芾《画史》中也多有类似记载，如：“苏轼子瞻家收吴道子画佛及侍者、志公十余人，破碎甚。”米芾与范大同游相国寺，“以七百金，常卖处买得《雪图》，破碎甚古。”同时，宋人对书画之处理也是随心所欲，如《画史》所记：“沈括存中家收周（五星），……以其净处破碎，遂随笔剪却四边，帖于碧绢上，成横轴，使人太息。”又，“徐熙《风牡丹图》，上有一猫儿，余恶画猫，数欲剪去。”此外，在当时士大夫间，书画互借而不返还、公然将他人收藏品据为己有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这都与当代藏家的消费习惯大相径庭。

凡此种种，都不能从艺术品投资的角度予以解释，它们表明，宋代士大夫对于艺术品更看重从中获得审美享受，或是以之作为学习的摹本，而较之于投资的心态，这种目的无疑更为纯粹和平和。

何况宋代士大夫对艺术品流传的态度也较为达观。许多藏家都意识到了藏品的散失在所难免，如欧阳修《集古录序》说：“或讥予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米芾则称：“今人收一物与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欲，乃是达者。”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也说道：“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物聚物散自有定数，藏家只是一时的保管者而言，既然如此，当下的愉悦与感动便较传家更为重要。而这种态度当然也决定了宋人对于艺术品的态度是欣赏而不执着，而艺术品价格不至于畸形走高，脱离士大夫的消费能力，也就是顺理可知的结果了。

总之，士大夫虽喜爱艺术品，但通常并不过分执迷，如此则必然消减了艺术品的投机空间，使艺术品的普遍拥有与频繁流动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如果将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可以认为这一群体具有可观的艺术品消费能力，这构成了宋代艺术品消费活跃的基本条件。也正是由于普遍的艺术品消费行为的存在，宋代士大夫接触艺术品的机会较多，才助成了宋人较高的艺术修养。而对宋代士大夫艺术品消费能力的考察，或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代艺术品消费的思考。当代社会日渐倾向于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待艺术品消费，并因此出发，将艺术品收藏的兴盛程度与社会总体经济形势直接对应。但艺术品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收藏则是较高层次的消费活动，单纯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行为，则有可能导致对这一行为的误判。从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消费活动来看，消费者的具体收入并非消费兴盛的唯一条件，消费者对稳定收入的心理预期可能与具体收入水平同样重要，因此，单纯的经济繁荣不等于艺术品消费的必然兴盛。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消费还显示，艺术品消费者的心态对消费活动的兴旺与否关系密切，较为纯粹、更多关注艺术效果而非经济收益的消费活动对消费活跃大有帮助。总之，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应当忽视艺术品消费的特殊性，一个收藏盛世的实现也取决于社会个体的心理状态，一种纯粹而非功利性的消费活动有助于艺术品的普及，并对社会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这或是宋代士大夫艺术品消费活动给予当下的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代文学形态生成研究”（“宋人经济生活方式转型与宋代文学形态生成”）（10CZW029）的成果。

叶烨：中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刘学：中南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