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钓鱼式”执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摘要：之所以说其不寻常，因为不寻常之处就在于执法方式的特殊――“钓鱼式”执法。我认为“钓鱼式”执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本文就我个人对“钓鱼式”执法的合理与合法性提出的几点质疑。

关键词：“钓鱼式”执法；行政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257-01

一、“钓鱼式”执法违反依法行政原则

合法行政原则重要体现在法保留原则上，保留原则是指行政行为不能以消极地不抵触法律为满足，还需法律的明确授权。即无法不为。我国行政法相关法律规定并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可以采取“钓鱼”执法的执法方式。《行政处罚法》第36条、第37条对此还作了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与行政处罚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作相应的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从以上条文规范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执法的主体违法。“钓鱼式”执法中的“钓鱼者”，由于接受行政机关的委托因而实际参与到了执法过程，但其并不是享有行政调查权的公务人员或是他们的人，他们身为普通公民的“钓鱼者”在这里违法地充当起了执法主体。这与一般的群众举报大相径庭。“钓鱼者”这一职业群体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一般的行政执法举报是来源于拥有宪法上“举报权”的普通公民，这是他们自发的行为，而不是“受委托”或“受雇”。在这种“功利性”目的的指导下的执法行为很难让人相信其具有合法性。其次，其执法的手段实违法的。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享有行政调查权,行政调查既可以公开进行,也可以暗中进行,但执法主体没有设局诱导的权力，如同刑事侦察中不可诱供逼供。

二、“钓鱼式”执法违反了程序正当性原则

程序正当原则包括行政公开和听取意见。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1条、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前，除了应告知当事人处罚的事实、理由外，还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依据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依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首先，违反公开公正原则。这一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正当动机，不得违背社会公平观念和法律精神。在“钓鱼式”执法中，执法者实际上在违法行为尚未发生之前已经介入其中，积极主动地采取诱惑性手段进入案件调查，被诱惑者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处于行政主体的严密操纵和监控之下。被钓者可能在毫无犯意的情况下，一步步落入事先已布置好的圈套，这一过程显然毫无公开公正性可言。此外，我国《行政处罚法》还规定，对任何一个人进行处罚的时候必须出示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又进一步进行了规范。其第57条规定：“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资料；(2)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资料；(3)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资料。”因此用这种“钓鱼”的方式取得证据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其次，它还违反告知和听取申辩义务。在一般的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应当将处罚的依据告知被处罚人，听取当事人的辩解，并告知当事人可以采取何种救济方式。行政执法的对象应当是具有违法意图且实施了违法行为的相对人，而“钓鱼式”执法中，相对人还没有实施相应的违法行为却已实际上被做了“有罪推定”。在上海屡屡发生的“钓鱼式”执法案件中，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各执一词，难辨真伪，行政机关否认存在违法执法的行为，相对人却称被钓鱼陷害。我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行政机关是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的。这些疑惑也足以说明其违反了公开公平的原则，程序上存在了违法也就难以确保在实体上得到公正。

三、“钓鱼式”法违反了比例均衡原则

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适当、必要，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取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大的方式，行政机关采取的方法对相对人权益造成的侵害不得和预想达成的行政目的显失均衡。在实践中，钓鱼执法由于在某种程度上的欺骗，使相对人极易采纳极端的方式，以暴制暴，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打击黑车并无不妥，但是行政机关却采取了一种最极端也是最不合理的方式――“钓鱼式”执法。个人并不否认“钓鱼”能钓到真正的黑车，但这其中更多是让我们看到了可能导致的冤假错案。

四、“钓鱼式”执法违法了权责统一原则

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管理职责，要有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权力和方式，但如果行政机关违法或者行使职权不当，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正所谓有权必有责。“钓鱼式”执法中，行政机关本可以采取符合法律规定的执法程序，却简单粗暴地采用诱惑性手段来认定和处理行政违法行为,难逃不尽职尽责之嫌。究其原因关键在于采用一般的执法获取证据面临很多困难，而采取“钓鱼”的诱惑方式却相对简单容易。而对于可能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行政机关却抱着一种“为了打击违法，就管不了那么多乐”的放任态度，这明显与庞大的行政权相比，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远远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