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报》与晚清满汉融合思想

晚清是一个政局动荡、风云变幻的时期,各种政治派别都争先恐后地利用报纸这一形式新颖、内容广泛、出版周期短、时效性较强的传播媒介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辛亥革命前后,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报热潮。据学者的初步统计,此间国内外出版的各种报刊达七八百种之多。①《大同报》即是其中为数不多由少数民族创办的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1907年6月(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创刊,为月刊,创办者是当时在日本东京留学的满族宗室恒钧等人。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有恒钧、乌泽声、穆都哩、佩华、隆福和荣等。此报由东京大同报社编印,在北京发行,国内许多书店都有其经销处。“《大同报》创办后,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恒钧等人随即在北京创办了《大同日报》,与之遥相呼应。”②《大同报》之所以引起时人的关注当与其产生的特定环境及其宣传内容密切相关。本文拟在晚清社会变革这一大背景中对该报纸所传播的满汉融合思想进行初步探析。

一

《大同报》是晚清资产阶级立宪派宣传其政治主张的重要刊物。其办报宗旨非常明确:一为主张建立君主立体;二为主张开国会以建设责任政府;三为主张满汉人民平等;四为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③在满汉关系问题上,《大同报》倡导的满汉融合主张既受到晚清时局发展变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与创办者即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满族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清朝晚期,在西方列强侵略和争夺下,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这是促使《大同报》报人力挽危局,深刻认识满汉关系的重要社会原因。事实上,从19世纪80年代英、法侵略云南开始,西方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甲午战争后,只过了短短几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沿海重要港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为它们所攫取;中国的几乎全部国土被分划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独立国、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④世乱则文辞盛,正是在清朝统治行将瓦解的形势下,开明的满族知识分子遂以报纸为武器,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制度。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各民族的利益休戚相关。《大同报》的创办者之一乌泽声明确指出:“国兴则同受其福,国亡则俱蒙其祸,利害相共,祸福相倚,断无利于此而害于彼之理。”⑤他力主民族平等、融合,尤其重视满汉两族的融合,“满、汉风俗相浸染、文化相熏浴、言语相糅合、人种相混合程度较各族为高,关系较各族为切,则负救国之责任,尽国之义务,亦不得不较各族为重”⑥。

《大同报》所倡导的满汉融合思想是创办者所持有的社会改良立场在其民族观中的具体反映,其思想主要来源于早期立宪派的民族平等融合主张。著名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对《大同报》的影响最大。杨度(1874年～1931年),字子,湖南湘潭人,曾留学日本。1907年,杨度创办《中国新报》,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在晚清民族问题上,杨度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其民族思想的核心是“五族共和”。他非常重视各民族的联合与融合,“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的目标。同时,他还指出:“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⑦民族融合的关键是彼此间文化的接近。杨度的上述主张在留日学生,特别是满族宗室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以恒钧、乌泽声为代表的《大同报》报人所宣传的满汉融合思想就是对杨度主张的“满、汉平等,蒙、回同化”的“国民统一之策”的继承与发展。

二

《大同报》的创办者是经过西学熏陶的满族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他们深恶痛绝;对于以“排满”为重要特征的革命浪潮,他们强烈抵制。他们渴望民族振兴而又不愿失去自身的特权与利益。在晚清革命派主张“排满”、保皇派主张“排汉”这两种极端的思想宣传与动员之外,他们还强调满汉融合。概言之,《大同报》的满汉融合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密切关联的三个方面。

首先,《大同报》指出满汉之间并没有界限,满汉是同一民族,所谓“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⑧。乌泽声根据日本学者高田早苗的民族要素观,从言语、政治、职业生活、教育风俗、宗教、人种等诸多方面对满汉融合为一族的观点进行了阐释。如在语言方面,“初固有所谓满语汉语之别,相习已久莫不讲同一之语言。今且满人居于粤者粤语,居于楚者楚语、鲁者鲁语,居于晋者晋语,居于何处即能操何处之土语”;从人种来看,“吾中国满汉通婚于法律上虽开禁未久,于事实上则已数百年。……是以满汉至今日已成一民族而不可分为两民族。”⑨不仅满汉如此,穆都哩甚至认为“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他还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人之所以是一个民族的原因,在《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一文中,他写道:“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至于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⑩从穆都哩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大同报》报人在寻求民族振兴的过程中,其所倡导的民族融合的“大民族”观无疑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否定与超越。正是基于这种“大民族”观念,《大同报》对排满、排汉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排满者力主共和,而于“中国之前途,人民之幸福,彼未尝一措意也”,排汉者“只顾一族之私利,不问国家休戚,真国民之蟊贼也”。(11)

其次,《大同报》在对西方殖民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把满汉融合提高到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乌泽声指出:列强“挟其殖民政策、侵略主义,以临东亚之大陆。饮马于长江,逐鹿于中原,割我土地,奴我人民,据我军港,损我利权。彼惟有要求,我惟有承诺;彼惟有进取,我惟有退让”。在西方列强肆意侵略的野蛮世界,“非合全国之人齐心一致以图之不可”(12)。恒钧亦持有同样的见解,“对外只有同心努力以撄外患,对内只有研究政治以谋改良,满之不如汉者削之,汉之不如满者改之。庶几享同等之权利,服同等之义务,内力充足,百废俱举,外患或可不来,中国或可久保”(13)。如果满汉两族各持民族主义以求胜于本国,最终必然导致“种族之相残,国民之崩析,将现于中国”(14)的悲惨局面。

最后,《大同报》提出了解决满汉问题的方案及具体措施。乌泽声等人主张满汉融合,与此同时,他也承认满汉之间尚存在诸多问题,在他看来,满汉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都有赖于政治。他直言:“满汉不融合即以政治不良为之原因,欲求满汉之融合亦当以政治改良为之结果。然不有开国会之原因,又未有收政治改良之结果者,故吾人之所主张即以开国会为融合满汉惟一之利器也。”同时,乌泽声还提出了以君宪融满汉的具体实施方案,他认为废除八旗制度,满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即“裁撤八旗,示满汉以军事上之平等,停止旗饷示满汉以经济上之平等,定法律示满汉以法律上之平等,改官制示满汉以政治上之平等,则吾人主张满汉平等之目的达矣”(15)。

三

1908年3月,《大同报》出至第七期停刊,创办者回国,在北京出版《大同日报》,继续宣传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的思想。毫无疑问,《大同报》作为一份政治性报刊,它试图通过君主立宪来挽救内忧外患的危局,事实证明这种政治追求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同报》主张融合满汉,混蒙、回、苗、藏诸族的大民族观念包含了很多合理的要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寻归“大同”表明,在开明的满族知识分子中已然形成了民族平等融合的意识,并且这种观念通过《大同报》等报刊得以广泛传播。基于政治立场的一致性,《大同报》与杨度的《中国新报》、李庆芳的《牖报》等立宪派人士主办的新报刊互相支持,大力宣传满汉融合。《大同报》第三号曾登载64个“本社名誉赞成员姓名”,其中满、蒙旗人约占80%,另有杨度、汪康年、土尔扈特郡王等汉、回、土尔扈特等各族成员,这份名单表明其“融合满汉”的主张,已赢得了一定范围的支持者,尤其得到了满族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支持。另外,《大同报》的发行量亦可表明这份报刊在当时的影响,其第三号出版广告中说:“自出版以来,大受海内外同志诸君所欢迎,第一二期俱已印刷再版,而第一期销售罄尽,爰再精印三版。”

第二,满汉融合主张的提出体现了晚清满族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深切关注,他们通过《大同报》传播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其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主动精神。由于《大同报》创办者与主笔的满人身份,他们的主张更容易为同族人所接受,也更容易引起居于统治地位的当权者的重视。虽然现无材料直接说明清政府对《大同报》倡导的满汉融合主张持何种态度,但是仅据《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一书所收,从1907年7月两江总督、曾出国考察的满人端方代奏李鸿才“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提出“满汉之界宜归大同”这一主张开始,到1908年4月,上达朝廷关于“平满汉畛域”的专题奏折达20条之多,上折者包括满族、蒙古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近20位成员。从清廷特谕内外衙门妥议化除满汉畛域切实办法及各部踊跃上折这一事实可知,满洲统治者在日益高涨的“满汉融合”的呼声中,他们对民族平等的要求已有所了解,并且将消除满汉畛域作为政治改革和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大同报》所阐发的民族主张与清政府调整满汉关系的诸种举措可以看出,《大同报》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晚清社会的走势。

第三,只有彻底废除封建统治,在创造必要的政治与文化条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融合与发展。显而易见,《大同报》满汉融合的“大民族”主张尚缺乏相应的社会实践环境。需要注意的是,《大同报》的民族融合主张是针对革命派激烈“排满”作出的回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革命派的‘排满’观念在与立宪派的论争中不断得到修正,并非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派才一下子来个彻底的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立宪派的主张。”(16)也就是说,革命派在与《大同报》等立宪派的论争中,他们逐渐认可并接受了满汉融合的主张。因此,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迅速放弃了“排满”理念,而将“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融合原则立即付诸实践。民族平等、融合理念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大同报》的满汉融合思想则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平等观念不容忽视的必要资源,从这一层面来看,《大同报》倡导的满汉融合思想就不应该随着立宪运动的破产而被淹没,它值得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本文为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07BMZ003)的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DC10020204)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②张佳生主编:《中国满族通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902页。

③乌泽声:《大同报序》,《大同报》第一号。

④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0页。

⑤⑥(14)(15)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大同报》第四号。

⑦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

⑧⑨(11)(12)乌泽声:《满汉问题》,《大同报》第一号。

⑩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大同报》第五号。

(13)恒钧:《中国之前途》,《大同报》第一号。

(16)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2月创刊号。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学院)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