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对策思考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高度重视，提出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三农”问题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我党如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三农”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十分复杂的体制、政策和经济问题。过去研究“三农”，没有跳出“农”字，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当前“三农”主要问题

1978年，我国农村率先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加。这种势头保持了十多年，到90年代后期，农村改革的政策优势逐渐减弱，却不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进入新世纪，这些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涉及“三农”的问题很多，其中最突出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农民增收困难

从*7—*0年，全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四年下降。*6年全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9.1％，*7年下降到4.8％，*8年下降到4.3％，*9年下降到3.8％，*0年再降至2.1％。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政策措施，*1年农民收入增长恢复到4.2％，*2年增幅达到4.4％，仍低于*7年的增长速度。此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0年城乡人均收入比为2.2∶1，*5年为2.71∶1，*0年为2.79∶1。*2年农民人均收入2476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7703元，城乡比约为3：1。这里要特别指出，农民人均收入的大约40％是实物折算来的，不是货币收入。除此以外，在货币收入中农民要留出20%~30％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如此计算，城乡人均收入比要大于5：1。农民增收难问题，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例如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民用于生产的投入减少，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农村社会矛盾增多等等。

（二）农业效益低下

*5年以后，农产品市场趋于饱和，价格持续走低，农产品卖难问题突出。*9年与*6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和粮食类收购价格总指数分别下降了23.1％和24％。有专家计算，*7—*9年，粮食价格下降使农民人均减收40元，使农民纯收入增长减少15％。*7—*1年期间，每个农民现金收入仅增加1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提高257.4元，出售农产品收入下降455.8元。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仍在低位徘徊，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这种局面不扭转，会给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威胁。*3年主要农产品价格出现上升趋势，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

（三）农业基础薄弱

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长期以来，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够，投入很少。例如从*8—*1年中央共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用于农业（不含水利、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仅为56亿元，占国债投资的1.1％。专家指出，1950—1978年期间，通过价格差、农业税等形式，全国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资金155亿元，1979—*4年，平均每年流出811亿元。农业（特别是种植业）成本收益率呈下降趋势，例如*7年种植业每亩成本纯收益率为34％，*0年下降为19.5％。*7年全国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是1267.69元，*1年则仅为1165.17元。

（四）农民负担沉重

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减轻农民负担高度重视、三令五申，但是成效并不显著。从根本上讲，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是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县乡吃皇粮的人员规模和工资水平如果不能减少，农民负担就会居高不下。在农业效益不高和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国家每年从农民身上收取约400亿元的税收，农民还要缴纳占纯收入5％的“三提五统”，这两项合法税费约1000亿元。资料显示，*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5％，城市人口人均税率为0.58％。除此之外，农村子女就学和医疗是农民最大的两笔支出款项，据有人对我国中部某省农村的调查，农户供养一个小学生一年需要1000元，初中学生一年需要1400元，高中学生一年需要3000元，因子女就学致贫的农户不在少数。

二、“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重城轻乡。城乡分治的二元化社会结构，是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而且形成一整套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相当坚固。“三农”问题近几年凸现出来，是新形势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体现。

（一）农村劳动力非充分就业，是农村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更是我国农村的最大矛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源。1952年我国农村人口4.9亿，1.1亿农户，16亿亩耕地，户均耕地14.5亩，劳均5.7亩。*2年我国农村人口9.3亿，2.4亿农户，20亿亩耕地，户均耕地8.1亩，劳均3.9亩。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约4.8亿，在乡镇企业就业或半就业的约有1亿人，有关部门统计外出务工的有9400万人,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大约3亿人。根据农业专家调查，按农村现有生产率水平，农业大体需要1亿劳动力即可，有近2亿农村劳动力处于待转移就业状态。进城务工人员大多工作极不稳定，随机就业，春去冬回，甚至随农忙季节来回流动，形成“候鸟”式民工潮，这并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向健康方向发展。造成这种局面有国家政策导向的原因，国家对城市居民就业是一种政策，对农村民工务工又是一种政策，加之有户籍、身份制度限制，形成了就业的“一国两策”，农民进城就业自然不会有长远打算和提高技能的内在需求，不能实现稳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根本上说，有计划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其他措施不能代替。

（二）农户分散经营体制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我国农村第一次改革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双层经营的农业经营体制。这种改革的优点是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把家庭承包土地作为基本制度，土地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相当于城市的社会保障，使农民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以家庭承包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经营体制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家庭经营土地过于分散，不利于现代科技的应用，高度分散的农户难以对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农业竞争力难以提高。例如：美国、加拿大平均每个农户大约拥有土地*公顷左右，欧盟国家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拥有约20~30公顷土地，我国平均每个农户拥有土地0.5公顷。1987年前后，理论界开展过关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大讨论，有专家提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一个农户经营的最佳规模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平衡点，按中等劳动生产率水平，一个劳动力可以经营约20亩耕地。按照生产关系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现阶段应允许农民按照“自愿、规范、依法、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实际上，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土地有偿流转是不可避免的。

（三）对农业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投入不足，使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为了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各国政府都在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韩国1970年制定了新农村运动计划，到1980年，政府对农业投资总额达到27571亿韩元。日本*4年制定了一项对农业投资6兆100亿日元的计划，用于应对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2年，美国颁布新农业法，规定今后十年对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补贴。相比之下，我国是另一种情景，*0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29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8％左右，比*0年的10％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低4个百分点。按WTO协议计算口径，我国财政支持农业的空间还很大，仅“黄箱”政策就有1740亿元。按照“绿箱”政策，用于农业科技、农民技术培训、扶贫、公益基础建设等的投入，还有更大的空间。我国长期以来对农村和农业的基础投入不够重视，使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业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由此看来，改革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符合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和发展趋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

人们习惯认为，农业是一个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国家应把它推向市场去参加竞争和经受考验。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农业还有作为产业之外的另一面，这就是欧洲提出的农业多功能性，其含义是：农村是国土的组成部分，是保持自然平衡的一种生态类型，农民是相对城市的公民阶层，是保持民族传统和本土文化的载体。因此，农业具有稳定社会格局和充分就业、保持国土景观和生态安全、传承民族传统和乡土文化的诸多功能，国家不能简单把农业作为一种产业对待，要加以保护和善待，对农业的补贴不能看作是旨在扭曲农产品价格补贴。据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农业和农民进行直接财政补贴，原欧盟国家最先实行这种政策，近几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采取了类似政策。这种观点在我国还没有“市场”，应当对农业有一个再认识。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过程要经历以农补工、工农平衡发展和以工补农三个阶段。根据对美、日及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我国（内地）已具备第一个转折点的指标：一是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5％左右，工业和农业的增加值大约为6∶4,这个指标我国*8年已经具备。二是农业就业占社会就业人数总数不超过55％,我国*4年已基本具备。三是城市人口不低于全国人口的35％,我国目前接近这一指标。四是人均GNP在700美元以上,我国*8年已经达到。根据世界经合和发展组织*0年的研究报告，世界上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率为生产者价格的51％，发展中国家平均在6％，我国为负数。总体来看，我国已具备条件和可能，应及时调整国家财政和基础投资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保护力度，这是协调城乡发展的根本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重要的是真正落实中央关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多予”要有安排，“少取”要有措施，“放活”要有配套政策保障。有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有些可以很快作出安排。当前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一)切实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很多，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出发，调整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比例，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例不低于总支出的15％，略高于1980年12％的支出比例。在国家财政每年新增2000多亿元中,应按不低于30%的比例用于农业和农村。国债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应不低于国债投放总量的20％，如果每年继续发行1500亿元，安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应低于300亿元。

（二）消减有关农业税费

纵观世界各国，对农业征税的国家不多，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几乎都有“以工补农”措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跨过了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阶段，应当适时调整政策。首先应当积极考虑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加大国家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消减农村教育附加费；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压缩乡镇“吃皇粮”人数，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消减农业税费应与各地税费改革、撤乡并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结合进行，对我国东、中、西部省区可区别对待并有一个渐进过程。

（三）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的农业经营体制与我国相近，具有较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特点，这些国家都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农业专业协会，为农户提供科技应用、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生产资料供应甚至产品加工等服务，并在农户与政府、农户生产与市场之间起到桥梁作用。这种代表农民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提高分散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科技水平，应对变化的市场，降低生产的市场风险，是一种成功的经验。我国应尽快建立区域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与农民结为利益共同体，这样做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四）制定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

实现农村人口的充分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战略任务。国家应尽快制定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对农民到城市异地就业给以“公平国民待遇”，包括改革现行户籍政策，就业歧视政策，子女就地入学，享受就业城市的公共服务等，使农民进城就业与城市居民就业完全平等，给他们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机会。这样，有利于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解放出来，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五）加快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发展

各国经验证明，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是依靠政府支持保护和科技进步。因此，在推进农村各项改革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一是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农业科研工作投入，争取在种植业和养殖业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二是建立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对从事公益性技术推广和服务的队伍，国家应给以稳定的支持和保护，同时鼓励相关科技企业、大学等按照市场规律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有偿技术服务；三是加强农民科技培训，把大量实用技术组装配套成模式技术送到农民手中，提高农业科技应用率和普及率，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