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作家的眼睛

陈衡哲留下的不只是文学、历史等领域的学术贡献。在她的文字中，更可以看到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在动荡岁月中对自由、人性、对家国、对未来的坚持和信仰。

新文学运动中颇有贡献的女学者、作家陈衡哲“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她的眼睛又是锐利的，常常能在旁人习以为常的问题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她的目光并不是投向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关注儿童、妇女、教育等社会问题，她以女性的视角观察社会，同时不失批评家的锋芒和学者的睿智。

1935年，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她随夫入川，写下有名的《川行琐记》，在《独立评论》上连载发表。其中1936年4月发表的《四川的“二云”》一段尤其引起当地势力的嫉恨，遭到他们的围攻，成为任鸿隽辞职离川的原因之一。她在文章中对底层的四川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直言不讳地揭穿了四川的许多黑暗面：

“我觉得廿五年来军阀恶政治的结果，不但使住在四川的人个个走投无路，并且在道德方面，在人生观方面，也似乎发生了许多不幸的影响。一个社会愈混乱。愈没有法纪，那么，那社会的原始人性也一定愈加发达。因为若不如此，一个人便非被逼死不可了――或是身体上的逼迫，或是心灵上的创痛，它的煎熬促死的力量是一样的。这可悲的情形到处都有一点，但在四川却更为显著。”

她的所见所闻处处坐实了有关“社会愈混乱，原始人性也愈发达”的看法，特别令她感到震惊的，是当地的纳妾现象，她深知这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决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另有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这是四川的问题与别处不同的又一个例子。”

她还不无吃惊地发现，当地的人并不以吸食鸦片为耻。她分析说。“四川的病源，近一点的看，粗枝大叶的说，可以说有两个，其一是军阀，其二是鸦片”。在军阀治下，她如此大胆直言，当然不会受欢迎。文章发表几个月后，成都的报纸就对她进行大肆攻击，甚至利用她是一个女子，捏造许多不相干的事实，用极秽恶的言辞来诋毁她。

国难当头，陈衡哲关心的，还不只是一些具体而迫切的社会问题。她还在思考关乎民族长远命运的大问题，1935年6月，她写过一篇《我们走的是那一条路?》，指出横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有四条，第一条是浑浑噩噩、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条是在“刀头上舔血吃”的廉耻扫地的路，这两条都是辱身亡国的死路。第三条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路，第四条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是自救的活路。在第一条路上走的人最多，最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是走第二条路的人，或借国难营私自肥，或做汉奸，或将种种手段聚敛的财产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开溜。对于第三条反抗之路，或者说自毁之路，她的评价是“即使有时抗拒的结果仍挽不回一个国家的厄运，但它的荣誉与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气也就不会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终至于无可救药了。”

她最赞成第四条路，“即是在大难当前的时期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咬着牙齿，先把自己的身体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后再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听候国家的征求与使用。”“故一个有气节的民族……能利用磨折去淘出那愈烧愈坚的真金来。”

这些文章散处在发黄的旧刊中，大多数都没有结集出版过。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文字就是“愈烧愈坚的真金”，透过她的眼睛，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在动荡岁月中对自由、人性、对家国、对未来的那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