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事会:企业的机会?

已有的大学董事会成员单位动辄就上百个，可是企业到底会有多大的兴趣和精力投入去参加一个不具有决策权董事会?

据8月23日《中国教育报》报道，一年一度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会第二十二次全体会议在荷香四溢的武汉东湖宾馆召开，国务委员刘延东讲话，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委员、其他部委和部分地方所属高校特邀书记和校长共214人参加，规模庞大。开支亦应不菲，为会议经济做了新贡献。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受袁贵仁委托，做了“耳目一新”的应询讲话，与会代表反映“很明晰、很系统、很有针对性”。其中专门谈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问题。

制度建设是根本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无不重视制度建设。国企改革已经走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但是，应该先经济而行的教育却不那么乐观。1998年合并，1999年扩招，2000年之后大建设，今天高校的规模和硬件已经今非昔比。但是支撑这些动辄几万人的巨型组织运作的现代大学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2010年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专章提出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其重中之重，并从加强章程建设、推进社会合作等几个做了要求。今天的大学已经走出象牙塔，日益融入社会生活。加强大学与社会的合作，目前的主流形式是建立理事会或者董事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通过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的平台，参与大学治理。这首先意味着，企业有了一种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化渠道。

这对企业而言，是不是一个机会?

在创新密集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企业生存发展、基业长青，需要高校培养适合的创新人才，也需要高校提供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大部分由政府举办、政府拨款、政府管理，领导层亦由政府任命，缺乏主动了解、积极适应社会需求的激励机制。企业被动地接受高校的产品——毕业生、科研成果等等，这些往往都是不适应的。学非所用，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从企业的角度去看，则是我需要的人没有培养出来，所以只能用其非学。如果高校建立了理事会或者董事会，与学校发展定位相匹配、发展关系较密切的行业企业将能直接进入这一平台，通过机制化的渠道反映需求、提出诉求，提前介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这将能为企业发展提供基础、带来机会。

但是，事实没有逻辑这么完美。从大学的角度来讲，建立董事会或者理事会更多的还是一种筹集资金、提升影响、增强美誉度的方式。在现行的公办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下，真正的决策权在党委。董事会或者理事会最多只是发挥决策咨询的功能。所提出的意见只有进入党委议事日程，才能真正进入学校管理。《光明日报》7月12日刊发的《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报道中，就举例说华中师范大学探索实行审议型董事会(或理事会)，对学校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战略和决策问题的审议结果，交由学校党委全委会形成最终的决议。

这与具有决策权的现代企业董事会有本质的差别。试想，企业到底会有多大的兴趣和精力投入去参加一个不具有决策权董事会?很多企业是抱着一种扩大企业知名度，以游戏的心态参与进来。实质是相互依傍，构建起一个任何一方单独都无力搭建的人脉圈子，金钱、知识相互包装，文化精英、社会精英、经济精英与此结盟。所以，已有的大学董事会成员单位动辄就上百个。这一点与大学董事会最为完善的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高校董事会拥有几乎完整的决策权，其成员一般在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学习美国，或许只能徒具形式而已。

细心看看，可能结论更不乐观。杜玉波应询讲话中提到的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五个关键点中，没有提到这件事。6月21日，郝平在四川成都召开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期总结会上的讲话，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体制中人，或许他们早已经意识到此事尽管美丽，却并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