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判断

吴敬琏：现在到了该减税的时候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六届文化讲坛上发表讲话，为当下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诸多难题，逐一开出化解之良方。

吴敬琏认为，现在股市出现问题，政府救市是应该的。问题是怎样对症下药，政府是不是该直接干预股市以及楼市。他表示，中国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普通股民总是利益受损。

关于目前宏观经济的焦点问题──反通胀和保增长，吴敬琏的“药方”是：一方面坚持总量紧缩，另一方面从机制上改善和提高企业的效率。

吴敬琏指出，在紧缩银根背景下，前段时间主要受损的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就业等诸多问题。在坚持货币总量紧缩的同时，现在应尽量保护中小企业，保证它们正常的贷款需求。吴敬琏还认为，最近浙江试点将地下钱庄进行金融“翻明”是一项好举措，因为地下金融成本很高，风险很大，高利率无论哪个企业摊到都难以翻身。

对保持物价稳定，吴敬琏建议，除了货币政策还要依靠财政政策。吴敬琏表示，18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超过了20%，“眼下到了该减税的时候”。（摘自：解放网-新闻晨报 2008年7月23日）

点评：据报道，中国近18年来税收年均增长超过20%，而国家税务部门公布的上半年全国税收增长幅度为30.5%──在“经济最困难的一年”里，这个数字显得比较扎眼。在通胀压力之下，企业经营和百姓生活都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减税藏富于民、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有什么不可以呢？

厉以宁：反通胀措施不当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7月初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的讨论时指出，中国经济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通货膨胀演变为滞胀。但目前反通货膨胀措施不当，反通胀的时间过长。他指出，下半年是中国经济的关键期，该调整的政策就要调整，以免重蹈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货紧缩的覆辙。

厉以宁指出，两种情况可导致通货膨胀演变为滞胀：第一是反通货膨胀措施不当，第二是受国际经济大动荡影响。而“反通胀措施不当”又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措施负效应显著，比如紧缩银根，只会对抑制需求过大的通胀起作用。但通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有成本上升、国际传递等多重因素导致的通胀而言，紧缩银根不仅不能降低通胀，还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没有用的，不但不能使通胀马上下降，反而使民众的预期变得紊乱。另一个“不当”是反通胀的时间过长。他认为，只要通胀被抑制到百分之六就可以。比如当前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十，那么通胀率降到百分之六就可以，因为通胀的下降是有一个惯性的，降到百分之六还会有一个惯性下降。如果一定要压到百分之三，惯性下降就会引起通货紧缩，经济可能受损失较大。他指出，这将导致行政管制加速，民众预期紊乱，投资者失去信心，投资愿望下降，失业人数增加。（摘自：《大公报》2008年7月24日）

潘英丽：2020年起中国或步入长期衰退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日前在上海举办的“银行业如何应对全球金融改革”的论坛上表示，通过对比数据发现，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中国非常的相似，德国和法国也比较相似，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口结构的干扰造成的。“通过对这样的人口结构的了解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和日本人口结构的唯一差别是我们比他们年轻30年，这是因为日本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的，而我们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日本从1990年开始经济出现持续的衰退，所以我推测，从人口红利，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来看，中国很可能从2020年开始步入长期的衰退。”

潘英丽认为，这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实现劳动力与资本不足条件下的可持续增长；二是如何在人口老年化之前进行未老先富。目前人均收入与居民的人均财产都是在3000美元左右，而美国是中国的17倍和80倍。对此，潘英丽建议大力发展金融改革，通过金融市场把巨额储蓄转变为全社会的生产性投资。然后通过回报，让老百姓积累起应有的财富。（摘自：《广州日报》2008年7月29日）

魏加宁：中国经济错失三大改革良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日前在经济观察研究院举办的“观察家论坛圆桌会议”上对当前的宏观形势表示了极大的担忧。魏加宁表示，当前的危机相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形势更为复杂。1998年金融危机是单向的，只要采取资金政策往回拉就可以了。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双方向的，一方面是国内的通货膨胀，自身的体制有问题，还有一个是外感风寒，就是外面的次贷危机。魏加宁认为，造成当前这种两难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在过去几年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我们错过了一些改革良机。首先，中国国内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如果前两年A股市场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及时地推出创业板，一方面可以给中小企业创造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另外一方面，也分流了部分A股资金，减轻市场泡沫。在现在市场普遍低迷的情况下，推出创业版似乎是雪上加霜。此外，魏加宁认为，存款保险的推出也错过了最佳时机。存款保险我们呼吁了很多年，如果是经济形势往上走，国家的财政收入情况也比较好的时候推出是比较适宜的。而现在经济一旦出现拐点，银行的不良资产重新上升，国家的财政收支状况发生逆转，再推出存款保险的难度会更大一些。再则，理顺资源价格也错过了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期。在前几年物价比较低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资源的价格理顺，可能现在的通货膨胀会比较低一些。（摘自：经济观察网2008年7月21日）

侯玉成：人民币升值正进入极限区

对外经贸大学经济金融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侯玉成日前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发表文章表示，无论从美国的经济实践还是日本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越南的经济实例分析来看，可以得出几个研究结论：一是在通货膨胀初起阶段，人民币升值会加大经济的热度，引起价格上升；在经济开始下滑阶段，汇率升值会产生下压经济的作用。二是在通货膨胀发展阶段，本币升值能降低通货膨胀这一传统经济学原理是个错误的思想，本币升值更明显的作用体现在国际贸易的平衡之中。三是从我们的实证研究和相关模型分析来看，2007年在我国通货膨胀发展阶段，由于人民币升值超出当年我国经济内部供求适应限近61%，导致2007年我国经济热度较大提高，其中虚推高（以物价上涨为主）当年的GDP约0.95-1.52点。如果当年能将人民币升值幅度引导在适应我国经济情况的合理范围内，那么2007年和今年的通货膨胀水平或许会下一个台阶。四是可以适度升值，但是升值幅度一定要与当期总体经济的适应力相协调。综合来看，2008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节奏正在进入我国经济内在适应力的极限区，应大幅减缓人民币升值节奏。否则，从第四季度开始，其将超越我国经济自身的内部适应力边界，会对总体经济逐步开始产生损害。（摘自：《中国证券报》2008年7月30日）

梅新育：反行政垄断法存在三大缺憾

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日前就最近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发表文章表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旨在反行政垄断的第五章对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意义非常重要；但无论是配套相关制度，还是这一章的条款本身，都存在一些缺陷和遗憾，反行政垄断仍任重而道远。

他指出，缺憾之一是这一章中的第三十三条将行政垄断的对象限制在货物贸易领域。实际上，现代经济产业结构变迁的特点是服务业所占比重日益提高，如果将反行政垄断的对象仅仅局限于货物贸易领域，无异于将一个更大而且所占比重与日俱增的领域抛弃在《反垄断法》的监督之外。缺憾之二是缺乏相应的财政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型行政垄断的动机。缺憾之三是假设所有的行政垄断都是歧视外地企业和商品，忽视了中国已经相当普遍的逆向歧视问题，这种逆向歧视包括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包括给予外地企业、外地投资者超越本地企业和投资者的待遇。对此，我们需要完善《反垄断法》相关条款，纳入禁止逆向歧视的内容，同时要加大反腐败力度。（摘自：大洋网-广州日报 2008年7月29日 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