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德之必要

让我们从最常识的地方谈起。我们一出生，就活在制度之中。这些制度，由国家制定，并要求我们每个人无条件服从。制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却也建立了秩序，使我们好好活在一起。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因此，活在其中且有自由意识和价值意识的个体，就有正当的权利问：从道德的观点看，这个制度为什么公平公正因此值得我们服从?同样地，拥有无上权力的政府，也有责任向所有公民交代，它的统治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一个不公正的制度，无论多么强大多么有效率，它在道德上都会有缺失，都很难得到公民真心拥戴，都很易出正当性危机。

政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说的是制度的安排和权力的行使，必须满足某些道德要求。这些要求不是源于暴力、谎言、恐惧，而是基于自由理性的个体能够合理接受的理由。只有这些理由得到公民广泛的认可，这样的国家才足称为具正当性的政治共同体。不少人却认为，政治的本质，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是区分敌我阶级斗争，是不谈价值只论权术。所以，以道德来要求政治，其实误解了问题的性质，是不务实不成熟的表，结果往往好心做坏事。我并不否认，这些象都存在。

政治会出，因为我们想活在一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单独地活在孤岛，我们不需要政治。想活在一起，因为通过分工合作，我们可以活得更好。但活在一起，却难免有冲突，因为人总希望自己在合作中分得更多资源，但资源却总是有限。更重要的是，人是多元的。作为独立个体，在正常环境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信念和追求。我们的集体生活遂恒常处于这样的状态：不同个体有不同诉求，这些诉求往往彼此冲突。虽然有冲突，但又希望活在一起，我们于是需要政治。政治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些方法，令人们能够好好活在一起。这些方法，就是一组组的规则。这些规则，形成我们所称的制度。在代国家，宪法往往就是最高的规则，并以此界定社会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要有约束力，就需要强制性的力量支持。所以，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能在自己管治的范围内，有权力制定和执行法律，并拥有垄断性使用武力的权利。

由此可见，政治离不开权力，因为需要有武力来维持制度。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不是最自由的状态，而且很可能是强者压迫弱者，无法可依无理可言的战争状态。所以，即使从保障自身利益的角度，我们也有理由接受制度的必要性。但政治却不可能是裸的权力，因为政治正是希望透过制度来建立秩序，摆脱以暴力方式来解决纷争。故此，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取得和行使权力，而是权力如何行使才具正当性。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需要制度，更需要公平公正的制度，并确保行使权力的人，得到合理的授权监督。道德的观点，和政治的终极关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而我们的发问，不是从阶级、政党、民族或形形式式的集体的角度来问，而是从“我”的角度来问，而“我”是活在当下有思想有情感有道德能力且对生命有追求的实实在在的人。这个我，面对巨大的国家，看似渺小，但作为自由人，我并不是天生就须接受别人的统治。我总可以有正当的理由问：如果国家不能好好保障我的自由福祉，不能令我活得有尊严，不能助我实潜能，并活出属于我的人生，那我为什么要服从?国家又凭什么来统治我?这是国家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她给出的理由，必须是道德理由。这正是卢梭当年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说，只有国家将“力量转变为权利，服从转变成责任”，权力才有正当性可言。这个转变的过程，正是建构和形成政治道德的过程。

如果以上所说有理，那么今天甚嚣尘上的种种政治实主义就站不住脚，因为他们鼓吹的，正是一种将政治和道德割裂，然后视政治纯粹为权谋利益之争的活动。在这种观点下，政治和绝大多数没有权势的我们是不相干的，它只是属于少数权力精英的秘密游戏。

既然政治离不开道德，那么不同的政治理论，不管什么派别，就有必要将辩论聚焦于此。一个合理的政治理论，必须回答以下问题：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从何而来?公民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社会财富该如何公平分配?政府怎样才算给予每个公民平等的关怀和尊重?

最后，或许有人说，即使这些都有道理，实政治的衰朽腐败却实在教人无奈厌倦。刚过世的捷克著名异见作家哈维尔曾在1986年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

很不幸，这是我们今天的处境。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有努力肯定政治道德之必要。（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