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合谋博弈分析

【摘要】食品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食品安全监管是政府治理食品安全的重要途径。在食品监管的执法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非安全食品产生的超额利润，导致监管人员和企业之间存在合谋行为。文章运用博弈论基本原理，通过对博弈整体分析和对关键人的具体分析，得到影响食品安全的关键因素，并提出完善食品市场安全的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 合谋 关键人 博弈

一、引言

近期三鹿毒奶粉事件愈演愈烈，随着媒体的曝光，它所带来的危害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让人触目惊心。前有阜阳奶粉事件，吃出了许多大头娃娃。现在三鹿奶粉事件，又喝出了许多结石娃娃……这一系列重大事件震惊了全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也再一次把食品安全这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然而，对于企业来说，它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由于企业的短视行为，为了食品的美观、追求超额利润等目标，它可能舍弃最为重要的食品安全。因此客观上就需要政府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监管机构拥有广泛的权利。由于政府监管立法的内容往往仅有原则性的规定，政府监管机构在执法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监管者就有可能利用自由裁量权去向被监管者寻租，从而导致监管权的滥用。由于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和企业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再加上企业和监管人员的道德风险，就有可能导致政府难以掌握监管人员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执法力度，因此容易导致监管员与企业的合谋行为，使得对非安全食品事件的监管疏漏、查处不利时有发生。因此，如何加强政府监管以减少非安全食品事件的发生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博弈模型的提出

1、模型假设和构建

第一，监管人员和企业之间不进行合谋做假，政府也不核查，则监管人员、企业额外收益（或称支付）为零，政府收益为 R;（R是因规范了社会的诚信行为，导致全社会信用收益及秩序收益的增加）。政府、监管人员和企业的收益记为：（R，0，0）。第二，监管人员和企业不进行合谋做假，但政府仍进行核查，则政府、监管人员和企业的收益记为：（R-S，0，0）（S是政府监管部门因核查而增加的成本）。第三，监管人员和企业合谋做假，政府不进行核查，则监管人员、企业的收益分别为A（监管人员因合谋而获得的非法收入）、D（企业因合谋而获得的各类机会及额外收益），政府的收益为零。记为：（0，A，D）。第四，监管人员和企业合谋做假，政府虽核查，但未发现问题。则政府、监管人员、企业的收益记为（-S，A，D）。第五，监管人员和企业合谋做假，政府核查时查实，并给予暴光和惩罚。则政府、监管人员、企业的收益分别为R-S+M（M为政府对监管人员和企业的惩罚所得）、-G（监管人员因参与合谋造假被曝光和惩罚带来的损失）、-T（企业因合谋造假被曝光和惩罚带来的损失）。记为（R-S+M，-G，-T）。第六，监管人员和企业之间有合谋行为的概率为P1，政府进行核查的概率为P2，政府核查时查实其有合谋行为的概率为P3。则三方博弈模型如表1所示。

2、模型求解

（1）假定监管人员和企业之间有合谋行为的概率为P1，则政府进行核查时的收益为π1和不进行核查时的收益为π2分别为：π1=P1［（R-S+M）P3-S（1- P3）］+（1- P1）［（R-S）P3+（R-S）（1-P3）］；π2=P1×0+（1-P1）×R

当政府核查与不核查的预期收益相同时，就是政府在博弈均衡时，监管人员和企业进行合谋的最优概率。令π1=π2，得：

（2）假定政府进行核查的概率为P2，则企业进行合谋的收益为π3和不进行合谋的收益为π4分别为：π3=P2［P3（-T）+（1-P3）D］+（1-P2）D；π4=0。

当企业进行合谋和不进行合谋的预期收益相同时，就是企业在博弈均衡时，政府进行核查的最优概率。令π3=π4，得：

（3）假定政府进行核查的概率为P2，则监管人员进行合谋的收益为π5和不进行合谋的收益为π6分别为：π5=P2［P3（-G）+A（1-P3）］+A（1-P2）；π6=0。

当监管员进行合谋和不进行合谋的预期收益相同时，即监管员在博弈均衡时，政府进行核查的最优概率。令π5=π6，得：

3、讨论及分析

（1）由式（1）可知，监管人员与企业合谋的概率P1与政府核查所支付的成本S成正比，而与政府在核查中发现合谋的概率P3、政府的收益R及处罚所得收益M成反比。这就是说：当政府在核查中业务技能越高时，监管人员和企业合谋的概率就越低。另外，如果政府核查所花费的成本过大，政府就有可能减少核查次数以降低成本，这样查实合谋的概率也就减少，监管人员和企业合谋的概率也就上升。监管人员与企业合谋作假的概率偏高，政府期望的社会秩序收益及信用收益必定下降。这与社会实际现象完全一致。

（3）如果D和A大幅度提高，则导致P2?鄢跃升。这表明，政府核查的纳什均衡概率大幅度提高，要求实际核查概率P2要大于P2?鄢。否则监管人员与企业就有可能合谋作假。同时也说明为什么在核查概率P2和查实概率P3都比较高时，仍有不少企业与监管人员合谋作假，这是因为合谋额外收益A和D较大的缘故。

三、合谋关键人的具体分析

Shapley（1972）假定合谋中每个参与人在合谋中的势力和贡献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各个人对合谋的贡献计算出来，也就确定了关键人。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合谋的关键是A和D的大小，A和D都是企业创造的，因此A的大小取决于D的大小也就是取决于企业生产非安全食品所创造的额外收益和机会的大小。因此企业也就是这个合谋中的关键人。企业寻求合谋可以带来收益，但也需要成本，如请客送礼、方案策划、给中介人信息费、做虚假安全、合格报告等。同时如果被核查查实还要承受一定的罚金。如果我们把核查概率P2和核查查实概率P3简化为?兹，设?兹为平均不被查出的概率，并且假设为常数，则我们可以得到合作的预期收益为：

E（u（s，v，c，d））=?兹（v（s）-c（s））+（1-?兹）（v（s）-c（s）-d（s））（4）

其中，E（u（s））为预期收益，s代表合谋；v（s）为形成合谋的合谋收入，它是通过合谋生产非安全食品而获得的额外收入；c（s）是合谋形成的成本；d（s）为核查查实被迫承受的罚金对顾客的理赔等处罚支出。显然，对式（4）求全微分得到合谋收益，如下式：

式（5）表明，企业行为选择与合谋收入、成本和罚金相关。

我们假设已知合谋收入、合谋成本和罚金如表2中所列示的数据，设定?兹=90%，由式（1）可以得出预期收益。（注：在表中罚金为负相应可理解为给予的奖励；可能合谋栏+号表示合谋极可能形成，-号则表示合谋不会形成。）

从表2可以看出，合谋是有条件的。在许多给定的情况下，一些合谋尽管具有正的收益结果，但合谋的成本、政府的管理策略会限制它的形成，如尽管第二种、第四种合谋有较大的合谋收入，但客观条件限制了它的形成。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较小的核查查实概率下必须给予很高的罚金才能限制企业的合谋行为防止它生产非安全食品。但提高合谋成本对限制合谋的发生显得更加直接一些并与P没有多大关系。这对我们以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些建议。

四、结论及建议

在维护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政府在监管企业的过程中，应努力提交业务技术水平，改进监管方法，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核查尤其是查实概率。第二，增加合谋成本。合谋形成的条件是他们能以较低的成本“探索”到最佳合谋。如果从制度上增加合谋的交易费用，我们就能减少可能的合谋机会。第三，调整支付水平。主要可以从加大对合谋做假的企业和监管人员的处罚力度，增大合谋成本，降低铤而走险的预期值。另外，奖惩结合。对遵纪守法的企业和监管人员适当奖励，引导他们不要误入歧途。第四，加强对企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良好的社会秩序及信用机制中，企业是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因此，要教育企业要有长远观念，要遵纪守法。较小的道德风险往往能够大幅降低交易费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健康和规范的社会环境、公平市场、信用体系，才能真正融入全球经济。

（注：本文为青岛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QDSKL080405；青岛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以及青岛理工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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