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祥林嫂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

内容摘要：在我国，“五四”洪流席卷了千年封建文化的河床，许多觉解的思想家从解放妇女的角度激烈批判了女子单方面为男子守节的封建节烈观，为妇女解放运动摇旗呐喊，尤其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伟大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画廊里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典型女性形象。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文学评论者站在男性的角度对经典文学作品中进行评析，因而误读甚至曲解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要么拔高，要么贬损。女权主义思想的涌现，为我们客观公正评价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本文笔者试从女权主义理论视角，试析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这一典型形象，以期读者批评指正。

关键词：《祝福》 祥林嫂 女权主义

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出现， 既使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发掘了过去尚未察觉到的文学因子，也改变了封建社会以来人们对待人类文化艺术所持有的男性视角。女权主义批评家认为，以往的男性文学批评家对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传统上不是不提，就是充满了误解、歪曲和恶意的或善意的偏见，而这些误解、歪曲和恶意的或善意的偏见常常影响甚至支配着对妇女形象的描写，以及男性批评家对女性人物和妇女作家作品的反应，也使他们很容易忽略女性的人格地位。威尔弗雷·L·古尔灵指出：“荣格自己在逝世前不久也承认，他和他的追随者所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把妇女‘恰好置于男人的阴影中。其结果是，男人总是特别容易把他和自己的影子混为一谈。可是，一旦他打算纠正这种误解，他又容易过高估计妇女，相信她是不可或缺的’。”在我国，“五四”洪流席卷了千年封建文化的河床，许多觉解的思想家从解放妇女的角度激烈批判了女子单方面为男子守节的封建节烈观，为妇女解放运动摇旗呐喊，尤其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伟大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画廊里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典型女性形象。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文学评论者站在男性的角度对经典文学作品中进行评析，因而误读甚至曲解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要么拔高，要么贬损。女权主义思想的涌现，为我们客观公正评价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下面，笔者试从女权主义理论视角，试析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这一典型形象，以期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男权体制社会，男人主宰着一切，女性处于被动低下的配角地位，自我心声匿迹，自我意识泯灭，主体地位缺失，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父权制文化标准不仅有一种强制性，迫使妇女处于生活的底层，没有经济地位和闲暇时间，它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妇女长期生活在父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社会因之只存在一种价值标准，这便是男性价值标准。”女性在两千余年的文化背景下异化得无知而麻木，甚至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看作是男人的私有财产，任其驭使，默默地忍受着自己不幸的命运。“无论女性人物有多么可爱，有魅力，她总归比较赢弱；无论男性人物有如何倔强，不走正道，他总归比较强健。”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死了丈夫，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了乐园，精神失去了靠山。祥林嫂新寡之后，被婆家视为“克夫”的不祥女人，沦为婆家的多余人。她私自逃到鲁镇，由于勤劳和能干，正值鲁四老爷家紧缺短工，她得到了鲁家的认可。祥林嫂自己也深感满足，在鲁家的那段悄无声息的岁月似乎慢慢抚平了她内心的伤痕，但好景不长，卫家和卫老婆子合伙抢人又把祥林嫂押上了新一轮苦痛的人生历程。祥林嫂被抢回卖给贺老六，一年后有了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苦痛的人生航船似乎驶进了避风的港湾。但天有不测风云，祸不单行，丈夫患伤寒病不治身亡，孩子被狼叼走，祥林嫂不得不再次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工。“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她的全部的希望就是能够过平常的生活，可连这个希望也犹如美丽的肥皂泡被世俗的铁钉一一击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她强烈而深刻的精神痛苦， 使她生命里的每一个日子无不苦涩而艰难。“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界定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节得愈好。节烈有两种：一种是无论是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受议论”。祥林嫂已完全达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沦为了一个为男性生活服务的工具，祥林嫂这样的女性地位“远非是仅次于男性的‘第二性’的低下和不平等，而完全是一种丧失了自我主体性的被物化了的东西”。

在中国传统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女子素来作为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出现，她们以满足男子需要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恪守贤妻良母，传宗接代；遵从“一马不配二鞍”、“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信条。样林嫂“出格”的“闹”、“嚎”、“骂”实质上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虔诚的尊从。她“反抗”得愈强烈，说明她对封建礼教观念的信守愈真诚、彻底。“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在祥林嫂看来，只要能按照封建道德观念做一个干干净净，本本分分的女人，任何沉重的苦役都是可以坦然接受的。男权文化的侵蚀性使得女性不仅接受其道德规范的要求，以此作为自身的行事标准，并且成为了这种价值标准的自觉或不自觉捍卫者。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隆重的过年祭祀活动中，鲁四老爷警告四婶，不要祥林嫂碰着祭祀品，当听着“你放着罢，祥林嫂，”的慌忙声时，对祥林嫂来说，那是冬天的霹雳，那是本已化脓的伤口又被撒下的一把盐。她没有半点哭泣，因为有泪无处抛，洒向人间都是恨，她没有一句言语，因为忧怨无处诉。“社会里，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此时的她唯一的抉择是默默的走开。可以看出，深深根植于祥林嫂的头脑之中的顽固的贞节观念这一男权社会判断女性价值的至高标准，泯灭了她做人的根本。“社会上多数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于是祥林嫂忍受着别人的嘲笑，整日闭着嘴唇，默默地跑街、扫地、洗菜、淘米。在男权社会里，男性不仅在两性关系中是征服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既唯我独尊，在人的本能欲望上又渴求女性。中西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泼妇，红颜祸水，才女佳人这几类女性典型，都是按照男性的心理期待、男性的性别恐惧来展开想象的，而不是按照女性自我的生命逻辑来设置的。这种设置或想象是根据男性利益原则而不是女性自身的利益原则来建构的，因而常常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紧箍儿咒，对女性生命的嘲弄与摧残。

祥林嫂赎身后仍得不到鲁四老爷的认可，得不到镇上人们的怜悯，反而成了鲁四老爷眼中不干不净的草种，成了镇上人的嘲弄物。西蒙·德·波娃提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吉尔伯特则进一步指出，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所创造的女性形象，是大不相同的：在男性作家笔下出现的，常常不是天使就是妖妇，而不论天使还是妖妇，都是不真实的，都不过是男性以不同方式对女性的歪曲或贬抑。在祥林嫂周围，没有一丝同情，未得一分温暖，歧视和讥笑不够，损害和侮辱没完，还怀着下地狱见到两个男鬼的森森恐惧。在人间，得不到人的待遇，到阴曹，要接受阎罗大王的锯身。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受尽了世道的折磨。身体垮架了，理智不清了，于是背着精神的负重孤独寂寞地离开了那个龌龊的社会。柳妈是小说中善女人，吃素，不杀生，只肯洗器皿。她和镇上其他女人咀嚼赏鉴了祥林嫂的许多悲哀后，早已烦厌和唾弃了。祥林嫂的命运被玩弄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柳妈一席善意的话，一条“门槛”，一条需要花尽祥林嫂一生的血汗的“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 这是祥林嫂想谋求改变她在鲁镇人心目中的形象，这是一次令人心碎、欲哭无泪的灵魂救赎，希望能让鲁镇人接受她、承认她。这次内心的赎救并没有改变她在众人心中的形象。这条“门槛”使挂在生与死的悬崖间的祥林嫂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可是，“门槛”这条救命稻草变成了不断抽打祥林嫂“芦柴棒”般的躯体的铁索，更像一根紧紧捆绑着祥林嫂押向灵魂审判台的铮亮脚镣。当按封建迷信的说教去祈求解脱的一丝希望破没后，祥林嫂毅然选择了在鲁镇祝福之时，主动离开那个冷酷的世界。啊！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人间。

（作者单位：贵州省都匀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