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

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博士生教育的核心主题和发展定位。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由以培养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为指向的“高”目标体系，坚实厚重的学校培养系统为支撑的“高”培养体系和健全高效的社会教育治理机制为保障的“高”治理体系等构成。追求高深知识生产、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满足市场应用需求、促进人的整全发展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遵循。我国当下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需要构建促进人的整全发展的目标体系，坚持走规模、结构、质量相协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提升培养体系核心要素的支撑能力，构建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同参与教育质量治理的新格局。

关键词：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整全发展；教育质量；拔尖创新人才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博士生教育作为学历教育的“塔尖”，是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承载着生产高深知识和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双重使命，是我国应对国际竞争与挑战的重要战略资源。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博士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既是新时代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题中之义。2020 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已经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了从快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与之相应，学术界围绕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矛盾及内涵、意蕴与路径等展开了诸多讨论。整体而言，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仍处于不断深入阶段，对于研究生教育顶端的博士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尚缺少专门而深入的考察分析。“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3］的重要论述说明，关注博士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博士生教育体系，是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进提供人才支撑的必然选择。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对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一政策话语的内在结构、遵循逻辑进行学理阐释，进而探讨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为以博士生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助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提供参考。

一、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结构

“博士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在党和国家“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方向指引下对新时代博士生教育的发展进行定位。推进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明晰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一质量话语内涵的基本结构。目前学界对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的阐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发展理念”说，认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指向不仅是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更根本的价值目标在于“成人”［4］，即致力于“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5］，使其具有创新能力素养；二是“发展模式”说，认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教育发展模式”［6］，强调以“办学、治校、育人的高质量”［7］为引领，不断提升学校人才培养体系诸要素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支撑能力；三是“发展状态”说，认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发展的“高级状态和最优状态”［8］，不仅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质量、效率与贡献更胜一筹，更体现在保障教育系统结构功能最大发挥与最优运行状态所实行的协调高效治理机制上。综上可见，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讨论已深入到人才培养目标、培养体系和治理体系等层面。博士生教育作为教育构成的“塔尖”部分，对其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定位需要紧紧围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一核心旨归，从目标体系、培养体系和治理体系三个核心要素入手重构其质量话语基本结构。

（一）核心层：以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整全发展为指向的“高”目标体系

教育目的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教育目标是教育目的在人才培养实践中的具体化和载体化规定。当下我国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在党和国家深入实施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定位的指引下，通过对博士生在道德品质、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和国家发展的责任担当等方面进行培养训练，使其成为愿意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创新精神与独立研究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在此意义上，新时代博士生教育需要站在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对“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目标理念与质量规格进行重新审视，以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整全发展”为鲜明的目标指向。博士生的整全发展是指博士生教育所致力于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不仅应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理论、卓越的学术创新能力，还须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适应未来职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广泛的通用技能。

一是坚持以德为先，把培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时代新人作为首要目标遵循。如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言：“德者，才之帅也。”［9］博士生作为国家未来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构成部分，只有拥有与拔尖创新人才身份相匹配的德性，才能肩负起党与国家所赋予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拔尖创新人才的德性，既要拥有个体为人处世所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及科学研究中恪守学术道德、科学伦理等方面的“人性之私德”，同时还要厚植家国情怀、牢记使命担当、恪守为民族复兴大业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而投身科学研究、致力于解决国家乃至世界重大科学技术及公共治理难题的“时代之公德”。

二是聚焦学术素养，把培养具有坚实系统理论知识，非凡的创新创造与实践能力，能够独立进行高深知识生产创造或在专业领域作出独特贡献的人作为核心目标指引。博士生作为未来“新知识、新观点及新方法的创造者”［10］，只有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洞悉学科知识演进图谱与发展趋势，并拥有一定跨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思维，才能适应重大科学命题多学科交叉融合团队攻关的新趋势；同时，还需拥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独立自主的科研工作能力，这对博士生将来成功从事科学研究、关键技术开发以及其他专业工作，能够研究并作出创新性成果与独特贡献尤为关键。

三是关注通用能力，把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能够适应学术与非学术岗位多维通用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重要努力方向。随着全球博士生教育的深刻变革与就业多元化趋势，培养学者不再是博士生教育的唯一目标，而培养社会急需的“职场精英和行业领袖”［11］成为新的使命。时代变革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能力与素养的多维性提出更高要求，亟须加强博士生行业领导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等通用能力的锤炼，为进入相关行业与领域成为社会精英和行业领导者做好充分准备。

（二）中间层：以坚实厚重的学校培养体系为支撑的“高”培养体系

培养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内核，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以坚实厚重的学校培养体系为支撑。高校是博士生教育的主体，学校层面培养体系的支撑质量是沟通宏观层面国家教育质量与微观层面学生培养质量之间的桥梁，表征着培养单位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与培养条件高低，构建坚实厚重的学校培养体系是博士生教育得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作为博士生高质量教育中间层级的学校培养体系主要由高水平导师队伍、个性化课程体系、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等核心要素构成，是促进博士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要素。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博士生培养质量是博士生、导师及培养单位彼此互动、共同建构的过程。”［12］首先，高水平导师团队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导师队伍结构、学术视野、指导能力、精力投入等因素直接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构建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导师队伍是高质量学校培养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其次，培养单位所提供的个性化课程体系是构成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培养体系的关键要素。系统性、前沿性与交叉性的博士生课程是博士生培养的重要载体，关系到博士生专业知识、科研能力与精神品质的构建。最后，坚实的公共服务体系是支撑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变量。高水平的学科平台、充分的学术参与、健全的资助机制是促进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

（三）外缘层：以健全高效的社会教育治理机制为保障的“高”治理体系

博士生教育是一个由内外诸要素相互关联而构成的有其独立运行逻辑的复杂系统，其高质量发展不仅取决于系统核心层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及中间层学校培养体系建构的质量，还需要在系统外缘层构建由政府、学校、社会协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机制以确保系统的有序高效运行。教育治理“旨在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13］，政府治理水平、学校自治能力与社会参与度是影响博士生教育运行质量的关键要素，构建由政府、学校、社会三方协同共治、健全高效的博士生教育治理支撑体系，是确保博士生教育高质量运行的根本保障。

一方面，科学理性的博士生教育发展运行结构治理体系是健全高效的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博士生教育发展运行结构治理是对博士生教育发展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综合性治理，促进发展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益协调发展是教育发展运行结构治理的题中之义。博士生教育整体发展运行结构深受政府对教育发展模式的定位、发展规模研判、招生计划分配、学科调整机制、质量保障机制等多种因素制约，政府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决定博士生教育发展运行结构整体运行质量的关键要素。同时，高校自适性结构调整能力与社会机构信息评估与反馈机制也是影响博士生教育发展运行结构治理质量的重要因素。现阶段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依然面临着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不匹配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博士生教育规模增长、结构调整、内涵发展、市场需求协调统一等结构性难题，都亟待政府在政策调控、资源分配、质量保障等方面构建科学化、理性化的教育治理体系，也需要高校与社会机构协同参与教育发展运行结构治理，全方位提升博士生教育的治理效能。

另一方面，高度协同的博士生教育质量治理体系是健全高效的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知识生产“逐渐从‘学科导向’转变为‘问题导向’”［14］，呈现出“异质性、多样性、跨学科性”［15］等突出特征，重大科学命题愈来愈依靠多学科多主体的协同参与，传统依凭“单一院校和单一学科似乎在培养新时代的博士上有点力不从心”［16］。尤其是21 世纪以来，跨学科、跨院校乃至跨界联合培养卓越博士生逐渐成为新常态，越来越多的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也参与其中，并参与博士生教育质量的管理、监督与评价之中。质言之，打破制约多元主体合作共享的体制机制桎梏，科学构建由政府、高校、行业产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商共建共享的教育质量治理机制，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衡量外缘层博士生教育运行质量的重要尺规。

二、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遵循的四重逻辑

在厘定博士教育高质量发展基本结构基础上，探寻其所遵循的基本逻辑，是在学理层面进一步明晰我国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何谓”与“为何”的必要举措。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指出，政府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力量三者共同作用于高等教育［17］，其构建的“高等教育三角协调模型”为我们分析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遵循的深层逻辑提供了理论框架。新时代我国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不仅来源于学术本身及外在工具价值驱动，更来源于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与自身发展的追求。概言之，我国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遵循，需要从知识生产、政治诉求、市场需求和促进人的整全发展本质属性出发予以揭示。

（一）追求高深知识生产：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学术逻辑

追求高深知识生产的学术逻辑，是现代博士生教育不断追求卓越的内生基因。现代博士生教育萌芽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正式起源于德国柏林大学，茁壮成长于美国的大学，以创造高深知识、传承高深学问、培养高层次人才为主要使命。早期大学作为高深知识探究的象牙塔，强调科学研究以满足“闲逸的好奇”［18］精神追求为主要目的，是讨论学问和追求真理的场所。随着现代大学的发展与演变，高深知识生产创造的使命逐渐由大学中更高层级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承担。博士生教育通过高深知识传承和科学研究训练方式培养拔尖的高层次人才，其本质属性在于通过对博士生的科研训练达成原始知识生产与创新创造的目的，为人类文明传承和社会发展进步贡献有价值的知识体系。因此，学术性是博士生教育的本质属性，博士生教育发展的过程就是通过培养卓越研究型人才来探索与生产高深知识、保存和承继高深知识的过程。以追求高深知识生产与创造、培养具有引领性的“高端专业性人才”［19］为理念导向的博士生教育，即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学术逻辑。

学术逻辑是博士生教育追求卓越发展的内生基因，决定了博士生教育的创新禀性，是促进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方面，以追求学术卓越为目标，引领并创生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是博士生教育高深知识生产本质属性的应然要求，也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显著特征。在学术逻辑主导下，博士生教育把探索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理论或重大实践问题，在某一领域做出有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作为主要任务，把所培养的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和生产的创新性成果作为同行衡量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推动了博士生教育向着追求卓越发展的道路不断迈进。另一方面，培养整全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学科发展所呈现的既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的新态势，科学技术发展与重大问题解决越来越依赖于跨学科知识和跨界合作，以“跨学科”和“应用价值”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Ⅱ，为传统博士生教育卓越发展带来了新挑战。这种挑战也促使博士生教育不断调整自身知识生产逻辑，突破单一学科和单一学术能力考量的偏狭，把培养博士生跨界跨学科人际沟通、团队合作、组织领导等综合素养作为博士生教育卓越发展的新诉求，为当代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治逻辑

服务国家需求的政治逻辑是现代博士生教育得以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基本遵循。审视现代大学发展历程，基于工具理性的政治论主导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推动现代大学职能拓展和教育理念变迁的重要力量。1862 年，美国《莫里尔法案》开启了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之先河，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提出的“大学应为社会服务”的“威斯康星精神”，则将高等教育职能从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扩展到应用、转化高深知识，大学正式走出“象牙塔”变成社会“服务站”。布鲁贝克（Brubacher）指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20］寻求教育“为国家服务”“为政治服务”成为大学的新使命。现代博士生教育深受政治论主导的高等教育哲学影响，博士生教育不仅要创造高深知识，而且还追求高深知识的应用价值，把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作为博士生教育发展的重要价值导向，推动了博士生教育结构的优化和人才培养定位的变迁，这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治逻辑。

教育与政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政治性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性属性，也是实现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循。”［21］具体而言，政治属性制约着博士生培养的方向定位，决定了博士生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博士生教育发展不仅受到政治约束，而且还须契合政治使命并为政治服务，以实现社会的政治目标。必须承认的是，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定位受制于不同时期政治政策、政治纲领等特殊政治需求的制约。国家是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支持者、规划者和监督者，政治逻辑是主导博士生教育发展方向、规模、速度、结构、规格等行为的关键要素，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必须遵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价值取向，及时回应政府利益诉求和质量关切。也就是说，博士生教育必须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高度契合并服务于不同时期政治需求。一定意义上，政治逻辑既是推动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检验博士生教育发展质量的试金石。面对当今日益激烈的国际拔尖创新人才竞争，我国博士生教育能否主动识变应变求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与社会重大需求进行结构调整，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长期目标和战略规划同频共振，培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是考量博士生教育发展是否符合政治逻辑的重要判据。

（三）满足市场应用需求：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市场逻辑

满足市场应用需求的市场逻辑是现代博士生教育结构与功能得以持续优化的直接动因。市场是检验博士生教育质量的试金石，产出的产品以及相应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博士生教育社会声誉及其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随着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学术资本主义概念的出现以及博士生就业的“社会弥散性”，博士生教育的功能及其外部环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现代博士生教育在从事高深知识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走出了“孤寂”的象牙塔，融入了世界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与创新进程中，主动参与到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中开展应用型知识技术创新，并为社会培养迫切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博士生教育不仅要遵循学术逻辑和政治逻辑，还要面向社会、产业等对博士生教育的新期待与新需求，遵循高深知识生产的市场价值取向，培养更多能够适应并引领社会各行业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这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市场逻辑。

在市场逻辑推动下，博士生教育由传统纯粹高深知识生产向应用型生产模式转变，进而引发博士生教育结构、功能及培养定位与规格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市场需求推动博士生教育结构与功能发生重大转变，对服务于应用型知识生产能力的专业型博士生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科研产业化和知识生产社会化进程加快，非学术劳动力市场对多样化高层次应用型研究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推动了基于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技术导向的专业学位型博士生教育的快速发展，并促使博士生教育参与社会急需的应用型研究与成果转化的比例日益提高，使培养适应且能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急需的高素质专业型博士生成为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向。另一方面，市场逻辑推动了学术型博士生培养目标和评价标准的变革，对博士生素养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促进高层次人才供需耦合。已有研究发现，近年来一些高校学术型博士毕业生“进入非学术职业部门就业的比例达到30.86%”［22］，学术型博士生由学术领域转向非学术领域就业的溢出效应明显。基于此，突破传统的培养学者单一目标限制，培养社会精英人才与行业领袖逐渐成为博士生教育目标的新定位。但博士生教育传统单一学术能力培养倾向不足以应对就业市场多元化所带来的挑战，为此培养博士生未来职业胜任力、团队合作能力、行业领导力、解决问题能力等通用素养成为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举。

（四）促进人的整全发展：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本逻辑

促进人的整全发展的人本逻辑是我国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旨归。如前所述，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基于不同价值取向共同推动了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但不同逻辑对博士生教育功能的认知各有侧重：学术逻辑主要基于高深知识生产视角推动了博士生教育向重大原创性知识生产和卓越研究型人才培养迈进；政治逻辑主要基于高深知识应用价值和人才强国的工具理性视角，促进了博士生教育优化结构以更好适应并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市场逻辑基于高深知识的经济效用和人才培养定位规格与市场需求适应度、匹配度等视角，推动了博士生教育科研行为的市场化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结构的变革。需要注意的是，三种逻辑均存在自身的局限性，过于彰显学术逻辑易造成博士生通用能力的欠缺，过于强调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会导致工具理性膨胀与人的生命价值理性的旁落。因此，在三种发展逻辑的张力中寻找共同的契合点是推动我国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审视三种发展逻辑，其功能的实现无不通过博士生的培养活动并依附于博士生的最终发展质量来达成。因此，人的整全发展始终是博士生教育功能得以实现的根本依托与终极目的，只有在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中回归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才能找到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三种逻辑的结合点，避免过于注重单一逻辑所造成的单向度的“学术人”“政治人”或“经济人”的发展偏差。正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要求，也如康德哲学所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的阐释，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内容、标准等应按照人的发展尺度构建有利于人生存发展的价值与意义世界。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自身发展解放的追求，昭示着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不能止步于满足学术、政府、市场需求，还要满足自身对生命价值提升与自我实现的需求，以避免人的发展陷入工具主义的窠臼，背离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这就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本逻辑。为此，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平衡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的张力，应统一聚焦于整全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涵育，以满足高等教育自身系统知识生产创造、国家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个体自我发展解放的需要。

三、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23］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及文化创新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呼唤，如何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新时代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亟待回答的“时代之问”。前述可见，我们要在立足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一质量话语的三重结构与四重基本逻辑基础上，思考其发展推进的可能路径。质言之，我国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当下的推进，需在学术、政治、市场与人本发展等多重逻辑的指引下，重构博士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发展模式、培养体系与治理机制，不断增强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新动能。

（一）以立德树人为旨归，构建拔尖创新人才整全发展的目标体系

博士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终归于促进博士生的整全发展，助力生命价值提升，为主导未来知识生产创造与应用，创造性解决人类社会重大课题作出独特贡献。为此，需要从学术引领、国家与社会需求导向准确把握新时代对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渴求及个体自我实现的期待，构建多层面博士生整全发展的目标体系，促进博士生的充分全面可持续发展。

首先，以增强博士生着眼于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使命担当为根本，加强道德品质与人格修养涵育，厚植学术报国的理想信念与爱国情怀。“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24］，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己任的大学，不应是纯粹知识技能与学术发表训练场或“贩卖”产品与服务的机构，也不是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修炼场，而应把博士生内在德性养成与公共精神的涵育作为根本遵循，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人格和家国情怀，具有引领行业发展使命担当的人作为博士生教育的核心价值使命。具体而言，培养单位要不断创新德育模式，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科研报国之志，通过强化导师言传身教、创新思政课程教学、强化课程思政及科研育人等多种方式加强博士生学术伦理、公共德性与崇高理想信念涵育，培养博士生着眼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关涉的重大理论与技术难题和攻坚克难的学术精神与人格品质。

其次，以培养博士生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强化高层次人才学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素养训练，夯实博士生学术创新的知识理论根基。培养学术创新能力与创新素养是博士生教育最显著的特征，事关未来知识创新贡献度与安身立命的根本。新时代博士生教育需要夯实博士生创新创造所需的本学科及跨学科的知识理论基础，分类完善不同类型博士生创新能力与素养生成的培养模式，强化博士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能力与素养培养创新，真正做出有生命力的原创性成果。学术型博士生教育要以解决学科前沿问题、基础问题和重大问题为研究导向，通过科教融合、重大项目驱动组织有挑战性的学位论文选题，强化原始创新能力系统性训练，提升对本学科发展的知识生产创新的贡献力和影响力；专业型博士生教育要以专业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关键核心技术为研究导向，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锤炼博士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与解决现实重大问题的能力，致力于打造具有世界眼光的行业领军人才。

最后，以强化博士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为重要导向，加强博士生通用能力锤炼，增强博士生适应未来发展的自主能力。随着博士生教育结构的分化与学术型博士就业趋向多元化趋势不断凸显，博士生应对未来日益复杂科研与不可预见职业发展环境挑战难度日益增大，为此加强博士生通用能力培养成为培养新时代复合型拔尖人才的迫切需要。培养单位要理性认识博士生多元就业合理性与必然性，调整博士生培养目标，在学术训练的同时融入与职业长远发展紧密相关的通用能力与综合素养的锤炼，增强未来职业发展的后劲。具言之，可以通过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增设培养过程中通用型课程、设立职业能力提升项目等方式，加强可迁移技能、团队合作精神、口头与书面沟通、组织与协调等关涉职业能力与综合素养的训练，以提升博士生在未来学术行业及非学术行业的职业胜任力，帮助其自主发展。

（二）锚定博士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模式，推进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

“结构合理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25］，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在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跃居世界前列、正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征程中，不断优化博士生教育结构，提升教育质量成为各利益相关者对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核心关切，而以质量效益提升与结构优化为核心内涵式发展模式便成为我国当下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性路径选择。

一是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要锚定内涵式发展模式不动摇，坚持“有质量的规模扩张”。当前我国博士生规模在高等教育的总体比重依然偏低，尚无法完全满足学术市场与非学术市场对高质量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扩大博士生教育规模仍是未来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博士生教育规模持续增长必须建立在培养单位教育生态与劳动力市场未来需求可承载能力之上，坚定不移地走规模与质量相协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要夯实内涵式发展的底线，坚持以规模适度增长为准绳，以未来劳动力市场长期需求和全国博士生教育大数据为基础构建科学的规模增长预测模型，基于不同层级高校师资队伍、支撑条件、培养成效、就业去向等数据驱动构建招生指标分配机制，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及普通高校分层扩散，实现规模增长与院校人才培养承载能力、劳动力市场对高端人才需求度高度吻合。另一方面，培养单位在追求规模增长的同时要筑牢拔尖创新人才质量底线，建立以学术志趣和科研潜能为导向的博士生精准选拔与考核机制，创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多元评价机制，健全培养过程质量预警与逐级分流退出机制，以夯实博士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念与制度根基。

二是要坚持服务需求为主线，优化博士生教育结构，促进结构与效益协调发展。针对我国博士生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目标规格与国家战略、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新时代博士生教育需要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理念与培养规格，把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社会发展需求作为博士生教育优化结构、提升效益的重要逻辑遵循。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要坚持以服务需求为主线，精准识别不同时期国家全局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社会长远发展需求，通过学科评估、学科目录调整和招生计划分配等宏观调控机制优化博士生类型结构、学科结构和区域招生结构，提高博士生教育结构与学科理论创新、产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与融合度，促进规模、结构与质量的持续优化。另一方面，培养单位要直面国家重大科学前沿、基础理论、重大工程技术等问题，把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高校博士生教育不断创新的内生动力，主动调整优化博士生教育的学科结构，构建有利于新兴学科生长及传统学科交叉融合的基层组织建制，并通过承接国家重大工程、重大科研项目、关键领域技术研发等倒逼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调整与科研成果转化，形成博士生教育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互支撑、协同推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博士生教育服务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度、贡献度和影响力。

（三）把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关键发力点，全面提升培养体系支撑能力

把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关键发力点，全面提升培养体系支撑能力，是推进我国的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必要举措。必须承认，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博士生教育具有高度复杂的特征，其个性化培养离不开培养单位高水平培养体系的坚强支撑。加强高水平博士生导师队伍、课程体系与公共保障体系建设，夯实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是推进我国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发力点。

首先，着力打造跨界融合的高水平学科导师队伍，提升导师队伍的指导能力，夯实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师资支撑能力。导师是博士培养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导师的学术视野、学术能力、指导模式、学术人格都是直接影响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培养单位要把各学科导师队伍建设作为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来抓。一方面，完善高水平导师的吸引与选拔机制，优化导师队伍的整体结构，打造跨学科导师团队。根据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吸纳国内外有突出成就的青年才俊加入导师队伍，并依托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牵引机制，向科研院所、行业、产业界等跨界吸引一线年富力强、成果显著的专家学者和业界翘楚加入导师队伍，深度整合优质导师资源，构建跨领域跨学科导师团队，增强产学研协同培养博士生的能力。另一方面，创新导师队伍培育、使用与考评机制，用好用活各类人才，提升导师师德师风与指导能力，深度激发导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感与荣誉感，打造修养高、学识深、业务精的导师队伍，充分发挥导师高尚师德师风、胸怀天下情怀以及用卓越学术造诣对博士生思想品德、学术精神与科学研究起到浸润与引领的作用。

其次，打造高质量的课程支撑体系，夯实专业知识理论基础，涵育博士生心智品性。课程在博士生成长中具有全面、综合和基础性作用，其宽度、深度、前沿度关系到博士生知识、能力与素养的建构，是陶冶博士生人格，夯实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训练研究方法和学术思维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要适应知识生产交叉协同的新趋势，进行高水平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打造专业精品课程与跨学科课程体系，实行课程准入与退出及跨学科选修制度，增强核心课程前沿性、挑战性与交叉性，拓宽学术视野与理论深度，提升博士生跨学科团队合作解决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打造高水平的大思政课程体系，针对博士生的特殊需求与发展定位精心设计思政教育、心理健康、职业发展指导等课程体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精神熏陶、心理健康疏导等育人实效，涵养博士生科研报国理想信念与心智品性。

最后，打造高质量院校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高质量的博士生培养提供高支撑性基础保障与丰沃的学术土壤。保障体系的高支撑性是博士生教育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加强高水平学科平台建设，为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高端平台支撑；加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经费支持力度，构筑多渠道全方位博士生教育资助体系，为博士生安心从事高水平的项目研究，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科研训练等提供充足经费；完善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培养的制度体系，完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组织建制，实施有目标导向的科研项目和卓越人才联合培养项目，提升博士生在协同培养中合作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四）完善博士生教育质量治理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

依循国家、社会和高校不同利益相关主体逻辑需求，完善博士生教育质量多向度治理体系，推进教育质量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博士生教育高质量运行的根本保障。为此，要从确立质量治理文化理念、完善质量治理体系入手，构建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商共建共享的博士生教育质量治理新格局，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保障博士生教育“高质”发展。

一是要牢固树立博士生教育质量治理理念，构建质量协同共治文化，增强各主体“质量为本，追求卓越”的文化自觉。一方面，高校、培养学院及导师作为博士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的主体，要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为己任，增强内部各主体培养卓越型人才的文化自觉，筑牢导师评聘、生源选拔、课程教学、科研训练等环节协同培养博士生的质量意识与质量责任，并基于单位现有师资与培养能力，把追求高层次人才卓越发展与规模适度增长有机结合起来，夯实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另一方面，重塑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跨界协同培养理念，突破传统单一学术共同体封闭培养博士生理念与模式的束缚，塑造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跨学科跨部门多元主体共治文化，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可资利用优质资源让“跨学科协同”“跨部门协同”“多导师协同”乃至“国际协同”［26］培养博士生成为校内外各主体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时代共识。

二是要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博士生教育质量治理体系，提升协同治理能力，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商共建共享的教育质量治理新格局。在博士生教育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传统单一主体主导的质量管理模式弊端日益凸显，迫切需要构建跨界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博士生教育质量治理的利益共同体，“由多元主体协商制定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共同参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管理、监控与评价”［27］。具体而言，国家作为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掌舵者与引领者，要通过政策法规、财政税收、学科评估等宏观制度安排与精细化顶层设计，引导和规范博士生教育质量治理走向多元共治，为不同主体深度参与博士生协同培养、科研协同创新、质量评价问责搭建协作平台，提供制度依循，激发合作内生动力。培养单位要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一主线，构建博士生教育质量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相关决策参与、资源共享、协调监督等长效机制，明晰不同主体间的权利与责任，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推动协同参与教育质量标准研制、拔尖人才的多样态协同培养、教育质量全链条多维度的监督与评价，形成以政府教育评估、高校质量自评、学术共同体与雇主评价以及毕业生的回溯性评价等多元主体协商、对话、合作、共享的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的治理结构。用人单位、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的使用者、培养参与者或质量评价者，对拔尖创新人才市场需求和规格定位更具有发言权，应在政府宏观政策调控与引导下主动作为，依法参与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培养、科研组织和质量评价，充分发挥产业行业等社会组织资金、平台、信息资源优势共同促进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总的来说，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推进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遵循高深知识生产、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满足市场应用需求和促进人的整全发展的基本逻辑，从重构博士生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体系，锚定内涵式发展模式、提升高校自主培养体系支撑能力、完善教育质量治理机制入手，全方位夯实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理念、发展模式、培养体系和质量治理机制，全面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作者：程良宏 刘化重 单位：新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