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与大国的经济关系

一、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新特点

这方面的特点很多，这里主要论述两个大的特点。

（一）中国的崛起打破了传统的格局

1.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30%左右，排第一位；其次是印度，其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保持在10%左右。这说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大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虽然目前总体比重比较小，但增长贡献率很大。

2.主要经济体在世界出口市场中的份额

2000年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为3.9%，到2006年已上升到8.1%。这不仅说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份额的上升，更意味着中国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我国所占的份额是低于日本甚至低于东盟的，但2006年已经超过日本和东盟，与美国比较接近，当然与欧盟还有一定差距，因为欧盟是有着27个成员国的贸易集团，其内部贸易比重十分高。中国贸易份额的上升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说是全球格局演变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二）区域集团化的趋势

区域集团化是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全球格局演变的一个明显变化。在这个全球格局演变的过程中，日、欧、美远远走在前端，比如欧盟由27个成员国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由三个国家组成，并在美洲进一步推广。这三个发达国家都在极力建立更多的FTA，来扩大自身区域集团的规模和范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竞争。过去说的是欧盟和美国两大集团，实际上以日本为核心的集团的紧密程度远不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但它似乎已经开始以一种集团的姿态出现。

三大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本）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由全球最大的和最强的发达国家之一，组合了其他的发达国家或一些准发达国家，区域内部相互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比较强，这为发达国家进一步利用内部的互补优势来扩大经济规模或者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个空间。通过这种集团化方式，来逐步抵消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份额上升对它们的影响或是冲击。

二、与大国经济关系的前景展望

主要指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即美、欧、日三个大型集团的经济关系。

从2000年到2006年，中日双边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从18%降到11%强，但中欧双边贸易所占份额有所上升，中美双边贸易所占份额基本上没有变化。从总体上讲，中国与美欧日的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是很重要的，大国是决定我国商务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从2006年中国的出口市场看，中国对这几个大集团市场的地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始终保持在50%左右的市场份额。能够吸收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供应能力的，仍然是这几个大国市场。大国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地位在较长时间内仍将持续下去。作为预测的话，我国的基本看法是，欧盟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而与美日的贸易伙伴关系则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对日本而言存在不确定性。

从进口而言，中国对大国的依赖性更是无庸置疑的。IT零部件、电子零部件（当然这里有重复部分）、精密机械、电气机械、计算机、普通机械、化工、办公用设备等商品的进口来源仍将是掌握先进技术或高科技的发达国家。我国今后核心技术的来源也将是这些经济体。

三、未来的问题和风险

（一）市场竞争的风险

1.主要地区市场的竞争

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我国与主要经济伙伴的竞争关系已经从传统双边关系的竞争拓展为全球视角的竞争。过去中美、中日、中欧的经济关系只是相互进口与出口的总量，更多的局限于双边贸易。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在美国市场、欧盟市场、日本市场和东盟市场可以看出，中国的份额明显上升。在份额上升的同时，中国替代了其他经济体而成为对方第一或者第二大的贸易伙伴，这就是一种竞争关系。对美国而言，中国在2000年的市场份额为4.4%，低于日本和东盟在美国市场的份额；现在的市场份额接近12%，超过日本和东盟，接近欧盟的份额。欧盟、日本和东盟会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日本和东盟的份额减少，这可能是东亚产业链延伸的转移效果。但是对于欧盟而言没有这个问题。我国在欧盟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日本和东盟，接近美国的份额，达到4.1%的比重。因为欧盟内部贸易比重大，如果不考虑此因素，比重应当是10%左右。在日本市场中国的优势更加明显，份额已经超过了17%，成为第一大经济伙伴，原来是12%，低于东盟和欧盟。在东盟市场的份额也是相近，虽然低于日本，但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这几个主要地区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表明：中国和几大主要贸易大国的竞争关系已经不是过去所理解的局部市场或者在对方市场的问题，已经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所形成的市场竞争。当然我国同他们也包含了一些合作的因素，比如我国在欧美市场的份额也包含了一些日本和东盟制造的因素。但是从最终产品来看，我国的份额在提高，其他国家在下降。市场竞争是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存在的主要风险。

2.全球主要商品市场的竞争

从商品市场来看，中国和主要经济大国的竞争关系，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类是杂项制品，纺织品。我国占据了1/4的份额，是比较优势产品，其他国家暂时不会对中国形成竞争。

第二类是化工产品、食品、运输设备。我国在短期内没有太大竞争力。

第三类是电气设备、一般机械、贱金属、精密器械。这是最为关键的部分。我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超过我国出口的总份额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在这个领域开始变得有竞争力，开始抢占全球份额，也将会遇到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竞争，因为这是他们原有的贸易地盘。

3.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

用出口商品的相似指数来衡量双边贸易关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

相似指数方面，2000年，我国与美欧日的相似指数很低，0.1到0.2左右。因为，我国大部分出口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欧，日出口是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是从2006年来看，我国的相似指数对欧盟提高到0.3，对美国提高到0.4，对日本提高到0.5。从动态的来看，我国的竞争性确实在提高。相似度提高说明竞争关系进一步增强。如果互补性很强，因为出口结构不同，那么相似指数是非常低的。

互补性又如何体现呢？如果和东盟与亚洲四小龙直接的相似程度做个比较会发现：我国同发达国家的互补性其实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似度仍旧很高，所以在主要市场还是同发展中国家竞争。从静态比较，我国和发达国家由于出口结构的差异，相互的互补性还是很强。

4.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位置

一般来说，汽车行业，发动机、整车是核心；IT产品，核心技术是关键零部件；钢铁行业，钢材是核心，金属制品没多少技术含量。

首先，IT成品的优势是明显的，贸易顺差比较大。IT成品的特化系数是正的（贸易特化系数是贸易差额除以贸易总额），而且比较高。但这个优势不是核心竞争力那块，很多环节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它的价值链还是在低端。半导体、精密仪器等产品，竞争力的高端部分，逆差比较大，说明我国的实质竞争力还是非常低的。

汽车整车有比较大的逆差，零部件情况稍好，也是逆差，说明我国的分工还是在低端部分。

钢材竞争力的指数同样不高，钢铁制品相对高一些，这属于低端的产品领域。如果把产品划分的更细，这样的结果更加明显。这样的情况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我国在出口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其二，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是存在较大的互补性，还是要与发达国家发展正常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二）中国在资源进口中的风险

我国的主要资源性产品进口占全球的比重已经很高，在这些领域我国显然会遇到卖方和主要竞争大国之间的压力或者是争夺。在石油天然气方面，虽然目前的份额还比较小，但进口平均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增长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各种经济体来自资源方面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我认为，中日之间未来在资源获取方面的摩擦和竞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超过贸易摩擦。因为，双方都是对外部资源依赖程度非常高的经济体，而且产业结构趋同，必然导致对资源的竞争。这种风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比较大的。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石油的自给率是120%，1993年我国由石油的净输出国变为净进口国。现在的石油自给率不到52%，而且存在继续下降的可能性。整体的一次性能源自给率已经从100%多下降到90%，这主要由于石油的自给率下降引起。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资源获取方面的竞争将成为重大风险之一。

（三）中国面临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审查

发达国家在我国的发展初期没有更多地提出知识产权问题，是因为那时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可以和他们竞争的程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容忍。今天我国企业的实力在增强，市场份额在扩大，如果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继续采取以前的态度，将对其自身的生存产生威胁。今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上对我国的打压或者压力会越来越明显。资料显示，美国、欧盟、日本海关罚没的侵权案件数不断增长，美国从3000多增长到8000多，欧盟从6000多增长到23000多，日本从1500多增长到13000多。虽然罚没数是针对全球所有国家的，但在被罚没的案件统计里，中国排在第一位，是被罚没案件数最多的国家。这种趋势还将继续扩大。在国际诉讼及其他场合，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中国的压制是数不胜数。这也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风险。

从中国自身来讲，对知识产权保护也加强了力度，但这个力度和目前面临的问题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中国海关罚没的侵权案件数，2000年为295件，2005年为1270件。应该说与我国所想象的相比，这个规模还是有限的。但至少说明了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也加强了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

（四）中国出口面临的反倾销形势

中国对欧盟出口占欧盟总进口的4.1%，但欧盟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占其对外反倾销调查的19.9%，这两个比例很明显是不匹配的。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8.1%，但我国面临17%以上的反倾销调查。美国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比例远远高于我国出口占其总进口的比例。只有日本是一个例外，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件，是比较少的，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通过其他方式对我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他们也有一系列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五）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

人民币汇改以后，截止到2007年10月25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接近10%。但问题是，从2002年4月以来，欧元和日元对人民币实际上还是升值的。大家知道，不但美国坚持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来自欧盟、日本的压力也同样是存在的。这次在欧盟议会开会的时候，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我国告诉他们，欧元升值不在于人民币，主要是欧元对美元升值所造成的。例如，2002年4月以来，欧元对美元升值63.4%，对人民币升值幅度根本没有这么大，只有47.5%，对日元升值幅度与对人民币升值幅度是相近的。所以，欧元升值对欧盟贸易的影响责任不在于对人民币升值，而在于对美元的升值。他们若对人民币施加压力，只会进一步造成美元贬值，这对欧盟没什么好处，因为欧盟对外部资源依赖性也比较大，在天然气、石油方面是对外部依赖比较大的一个集团，美元贬值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可能就是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观点他们还是能接受的。总之，我国在这个领域所面临的摩擦可能要长期存在。

（六）能源利用效率问题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抑制的话，会带来生态危机，物种消失。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但关键是承担节能减排的责任应该怎么划分？

全球气候变暖很大程度上和消耗的能源，特别是石化产品的消耗有关系。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有了很大提高，由原来每万元GDP耗标准煤5.3吨到现在的1.17吨，能源的消耗降低了77%。总量提高了1.5倍，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77%，这是我国取得的成就。但不能站在这个成就上，从国际比较看，根据2004年的数据，把日本的每单位GDP能源消耗作为1，来比较全球其他国家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中国相当于日本的8.7倍，相当于美国的4倍。当然，我国比印度、俄罗斯要好的多，但不管怎么讲，我国能源利用的效率还是低的，而且从总量上看很可能上升到全球第一位。能源利用效率低的话，在讨论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性问题时，中国自然会成为主要的涉及对象。当然，我国会强调也在积极地承担责任，通过降低单位GDP能耗指标，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但有一个分歧点，西方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盟，他们更多强调的是总量指标的减少，能源消耗要在现有的水平上减少，而不是单位消耗的减少。若只设置单位消耗指标，还给我国保留了一定的空间，我国还可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只不过是平均下来边际效益会降低，能源利用效率会提高；因为经济还要增长，所以总量会增加。如果用总量指标作为一个数值目标来约束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我国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标准？

按照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趋势，高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是我国面临的三大背景。首先，从经济增长看，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如果让我国承担总量减排的指标，那就意味着可能要牺牲经济增长。第二，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这是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之一，或者说是我国的“五化”之一。由于工业在整个GDP中所占比重的提升，工业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总量能耗的增加，而且今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第三，我国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在1995、1996年是29%，现在上升到44%，每年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大致是不会改变的，城市化又带来了生产用能源和生活用能源消费的增加。如果要承诺、接受这样一个数值目标，就意味着这三个方面可能都需要做出牺牲，我国能不能够做到呢？我个人的结论是，无法接受。这个问题是未来中国在与大国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我国的立场一定要坚持，就是要区别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标准和目标，否则就可能意味着我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工业化上要面临牺牲。

能源利用效率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也是我国未来可能面临更多摩擦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主要风险。

（七）利用外资的问题

目前，我国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比重在下降，而且总量在减少。结合2007年前三个季度的数据，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在中国利用外资中曾经占到10%，现在已偏低了，只有5%强，增长速度也是负的，美国连续四年出现下降，这是目前在对外经济中的一个问题。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进行一定的重心转移，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贸易和投资的互动作用是非常强的，为什么日本和中国的双边贸易会出现明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与投资活动的减缓有很大的关系。目前，日本每年对主要几个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均在增长，比如对印度的投资从2004年开始已远远超过对中国的投资，已经连续两年在90%以上。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就更不用说了，对中国的投资在2006年是下降的，今年还可能下降30%。这对我国来说也是一个风险。来自发达国家的，或者说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投资开始出现减缓的趋势，反过来也会对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新时期处理与大国关系的对策

（一）从全球视角认识与大国的关系

看待中国与大国的关系要从全球视角，不要仅站在双边的观点去看。因为与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的竞争和合作领域已经超越了双边，不要把它仅仅看作是解决双边的事情，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可能就是解决多边的问题。这个视角的调整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处理一些过于双边的问题，而要更多地关注反映中国目前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带有一些多边意义、全球意义的问题。

（二）倡导新的合作原则

我国始终强调是WTO的新成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我国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始终要坚持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是不能动摇的。问题是我国的大国地位已经发生变化。“十七大”报告里面有一个新的精神，既“我国要统筹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考虑问题时首先要考虑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我国应该承担的大国责任，或者说国际大局的需要。要有这样的意识，这是未来中国和主要伙伴国之间新的合作原则。

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中欧之间、中日之间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对中日关系问题，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要改变总认为中日之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我国对日本的一些要求和对欧盟、美国的要求会略有一些区别，因为中日是近邻，在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一些关系，但从现在开始，应该把它看成是经济全球化中两个成熟大国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利益的争夺我国就要去竞争，有合作的空间我国就去合作，这是一个新的合作原则。对中欧关系，我国过去总认为中美、中日对于中国的不安定因素或者负面因素比较多，中欧之间毕竟相隔较远，相互的利益冲突不是那么大，彼此的共同利益比较多。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现在欧盟感觉中国给他们的挑战和压力太大，并且是多方面的，包括贸易、投资，甚至在国家竞争力方面，他们都有很强的危机感。比如欧盟的R&D占GDP的比重仅为1.5%~2.5%，而中国现在提高到1.5%左右，这说明中国的自主创新实力有可能赶上他们，虽然短时间内赶上不可能，但至少我国有明显的提高。因此，中欧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不是简单的共同利益多于摩擦的问题，而今后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明显增加。因而，探讨中欧新的合作原则，是基于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坚持对话，表达我国的关切与主张

出现问题要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表达我国的关切和主张。尤其在涉及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需要通过一些场合来表达我国的关切。

（四）加快结构调整，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面临全球资源竞争的严峻形势，我国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风险因素会更多。造成高耗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经济结构有关。能源利用效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生产每一种产品所消耗能源是多少，这个水平我国肯定是在逐步改善的；另一个是取决于高耗能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是多少，这个比重我国恰恰是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因为，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是高耗能的，比服务业消耗的多，工业的比重在上升，说明技术上进步降下来的能源消耗，很可能在结构上又给拿回去了，所以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五）规范市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我国确实存在市场无序竞争问题和侵权问题。我国在和国际接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规范市场和产品安全等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为什么压不下去呢？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内企业的诚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出口利润率很低，但至少货款回收是有保障的，可以通过银行放款，利用信用证得到。而在国内市场销售中，收款难度较大。这是我国很多深层次原因中的一个。因此，我国改革的路还是很长的，应进一步规范国内市场，完善监管产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以及对企业责任方面的监督，提高我国的竞争力和防范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