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源于鸦片or白银

在中近代史上，鸦片战争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于中民众而言，这场战争已成为外交屈辱和民族仇恨的一个烙印，甚至是爱主义、民族主义的试金石，但从商业与金融史角度观察，这仍然是一个很少涉及或高度概念化的领域。

在我们的主流记忆中，帝主义用源于印度孟加拉的鸦片来掠夺中的白银，以弥补获取中茶叶，丝绸等商品的巨大贸易逆差。16世纪中旬，葡萄牙人在澳门租赁土地并建立起码头从事联接欧洲。中东、中和日本等商品的海上贸易，基于当时中政府的傲慢与偏见，将际贸易归结为有限的赏赐与进贡，大量的通商活动还是政府管制之外的民间走私。事实上。中几千年来的商业活动始终处于民间主导的环境下，政府也并无过多的关注和干预。

尽管我们长期认为明清经济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官方史料也很少对海外贸易进行记载和整理，但是近代欧洲的大量文献表明中商品和远东贸易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孕育和兴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中的丝绸与棉布对欧洲纺织业的激励极大，同样。欧洲的商品和科技也推动了中沿海地区的工业启蒙。体现中海外贸易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中白银货币制度曾高度依赖于全球白银市场的变化。

明朝时期，与全球的白银世纪一致，中启动了用白银作为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阶段。1581年，明朝正式推广名臣张居正倡议的“一鞭法”改革，鼓励民众用白银支付税款，直接导致长期在民间流通的白银登堂入室成为家货币。不过，中自身的白银产量和存量与当时中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导致的货币需求相差很大，外白银向中流入就成为当时贸易和走私的重要目的。据学者朱嘉明的分析，明末中累计生产了4.6亿两，而同期却进口了3亿两白银。

绝大部分的白银进口都转换成为流通的货币，只有少量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依据白银进口的规模，我们可以推测当时中货币流通和市场的规模，也可以推算出中民间与海外通商的规模。白银持续进入中成为明清以来中商业经济稳步发展的动力，激励了东南沿海一带手工业的发展，导致铁、造船、建筑、丝绸、棉布，茶叶和瓷器等工业在十五世纪遥遥领先全球。

“风水轮流转”，一点都不假。1618年起，欧洲“三十年战争”导致了全球白银生产急剧下降；1639年，日本“锁令”停止对中出口白银，这都沉重地打击了中货币流通与政府支付体系，甚至有学者认为推动了崇祯政权的。这种历史自然让此后长期纠结于白银匮缺的清政府坐立不安，芒刺在背。鸦片战争前，中仍是全球最大的白银进口。

另一方面，欧洲特别是英正在急剧扩大全球的殖民地版图，争夺原料和市场资源。与中的贸易主要通过英东印度公司。在清朝实施进口统一关税达到20％的巨大成本下，除了玉米、烟草等少量商品，几乎没有任何商品可以获利来平衡贸易逆差。况且，英当时已经实施金本位，向中支付白银还需要向其他欧洲家购买，增加额外成本。

全球市场的发展、白银的货币化、帝主义的扩张，当时最大市场的闭关锁政策、军事与通商的联盟等宏观背景，导致全球政治军事和商业霸权需要不断的洗牌。这就是中鸦片战争、日本黑船事件、南美殖民地战争等一系列全球性征服行动的动力。放在更大的历史格局下，鸦片战争可以有更多的解读。对当时和今天的英人而言，很少有人了解由于鸦片贸易居然导致了一场海外战争，甚至不知道英曾经与中有过一场“像样儿”的战争。

简要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英东印度公司(不是英政府)为牟利和平衡进出口贸易收支，便与中走私者和地方低级官吏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将印度和孟加拉种植的鸦片通过广州犯禁输入中市场。鉴于巨大的利益分享，鸦片在中民间甚至军队中蔓延很快，特别是南方各地几乎明火执杖地交易。白银流失甚巨，政府财政面临困境。

在诸侯内斗和清流苦谏下，道光皇帝义愤填膺决心杜绝鸦片交易。拯救力驱逐洋商，禁烟大臣林则徐采用强制没收并焚烧鸦片等严厉手段。所谓的鸦片战争由此爆发，中被强制向全球开放市场，一系列文化、社会和政治事变就此孕育，

战争由鸦片而起，迎合了满清朝廷的道德正义，也符合将帝主义与鸦片捆绑一起的革命思维，捎带着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定义为“精神鸦片”；战争由白银而起，符合重商主义推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也容易转移到东方文明重新崛起的民族主义感情。从大格局上观察。鸦片和白银都不过是中与欧洲两种全然不同的观念与制度激烈对抗的表达工具，也就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长期纠结在器物层面的记忆和宣泄。将不断巩固制度层面的怨恨和偏见，无助于我们面向新的观念，制度与文明的融合。

多年前。笔者去日本东京的江户博物馆参观，正赶上纪念美佩里将军带四艘军舰强行进入东京湾150年纪念日。博物馆为1853年用军舰打开日本门并迫使日本签下“不平等”条约的这位洋人写了一份充满感激之情的简历。仔细看了与《南京条约》基本一致的开埠通商。降低关税、派驻使节等日美条约的内容，很是感慨。中日两个民族对这样被动开关的记忆和反思竟然如此不同。

今、明两年大体是鸦片战争170年纪念。我们有理由认真反思。以主流观念来看，鸦片战争是中屈辱沦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几乎濒于家破产的地步，不到两百年的光景，这个“东亚病夫”居然顽强成长为全球新的经济大强。什么因素导致我们能死而复生到今日之光荣呢?

第一。鸦片战争是否简单地源于帝主义强制向中销售，是否仅仅掠夺中的白银，当时清朝政府的观念与行为即便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否是明智的选择，今天如何评价这场文化冲突，它对中社会的变化有无正面的影响?

第二，中明清推行的海禁政策是否真正实行，中民间海外通商是否被封杀，中近代文明是否是封闭发展的文明，中的白银货币化和资本化对欧洲工业文明的发育和美洲经济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中经济的全球化到底从何发端?

第三，影响大崛起的变量仅用善良和罪恶进行评价是否合适，是否可以仅用阴谋论思维和民族主义立场回避讨论，特别是可以割裂历史不同阶段的连续推动只用最近60年的制度变革就可以盖棺论定吗?

我们也许不能理解太多的过程，但可以开放视野，调整观念。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倚重眼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