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骨文“册”字说起

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简牍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曾国(今天中国中部的湖北省随县、枣阳一带)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关于中国出现简牍的时间上限，许多学者认为不迟于商代。虽然还没有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但是从甲骨文中的“册”等字的字形分析，从当时的书写工具、气候条件以及后世一些文献记载等方面加以考察，学界认为简牍出现的时代不会晚于甲骨。比如李学勤先生就说：早在有关殷商的文献和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典册的踪迹，知道那时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连成册。但是，笔者认为，通过分析已知的文献和出土材料，尚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简牍的出现时代不晚于商代的甲骨文。

在主张早在殷商就已经有了简牍的观点中，最主要和有力的证据就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出现的“册”字，也是被引用最多的。甲骨文中的“册”写法，一般为四条竖线(多为两长两短间隔排列，中间一不封口的椭圆形曲线串联)。北京大学的全胜利撰文《论简牍不晚于甲骨的出现》中说它“象征着一捆竹简”，理由是汉代许慎《说文》对“册”的解释：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又说：古文册从竹。而“典”字，《说文》云：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兀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古文典从竹。仝文说，典为大册，而册与策通。典，册，都从竹，说明在甲骨文的使用年代，竹简同样通行于世。

这里要明确三个问题：1、《说文解字》的成书年代是东汉；2、《说文解字》研究的文字对象是小篆；3、小篆与甲骨文的关系。《说文解字》写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之间，距离甲骨文盛行的武丁时期(约前1250―前1192年)有差不多1300年的时间。而商周时期的可靠文献资料极其匮乏，又不像我们今天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对于文字的理解和研究就只能依靠青铜器上的金文、春秋战国时的历史文献(如“六经”)以及“贤者的口传及其身之所习”和传说等(尚没有证据显示许慎曾经接触过甲骨文)，再加上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应该说，对于甲骨文，许慎的研究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尚且遇到“文献不足”和讹误等问题，更何况许慎呢?

古文字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后，不论是字形、读音还是字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必须慎重对待。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大动荡时期，旧的制度、礼仪遭到冲击和破坏，新的思想层出不穷。新旧思想在这种动荡中不断重组更新，反映到文字上，便是从字形到字义的一系列变化，并且由于列国并立而使这种变化更加错综复杂，直到秦始皇统一文字为秦小篆，很多字已经脱离了本义。当然，甲骨文毕竟是后来金文和小篆的渊源，事实也证明，虽然以小篆为主体，《说文》对于研究甲骨文仍然有着极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是历代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必须参考的著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文》一书不存在错误，其“六书”理论对于甲骨文的研究也不是完全适用的。研究表明，小篆中的形声字在甲骨文时代往往是会意字，甲骨文中有的字有几种写法，在“六书”中分属于不同的类别；又如，关于简牍的编纶，《说文》仅言“二编”，而从武威出土竹木简实物来看，可以有一至五道编纶，等等。所以，对待《说文》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客观而慎重，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语境而盲从。

甲骨文“册”字中的竖线一定是竹简或木牍的象形吗?未必。它很可能指的是加工过的甲骨，包括龟甲、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和肋骨等。由于龟甲和兽骨长短不一，因此，甲骨文“册”字中的几条竖线才有长有短。如果是竹简，则很容易整饬为等长，又何必强调长短的区别呢?其实，甲骨文中的“册”字当指“龟册”。或者叫“甲骨书”，是将龟甲片或者兽骨穿编起来便于阅读和保存的样子，类似于后来的竹简。在出土的甲骨实物中，新石器时代后岗一期文化中就经常发现卜骨和穿孔龟甲。殷虚出土的甲骨，有贯穿的，有套札的，有叠放的，其中有3片、4片、5片的，都长短不齐，与“册”所象之形合。殷墟第一二七坑未经翻扰的整坑的甲骨共一万七千余片。其中完整的龟甲约三百版，全部经过缀合后的总数约为四百五十个整甲。很多龟甲穿孔，可以编串成册。

弄清楚了“册”，所谓“大册”的“典”也就明白了。全文又引《墨子兼爱》中“……以其所书于竹帛……”，《周易》中有“方版”一词以及“孔子从来没有提起过甲骨文”而判断说：“《墨子》一书虽然出现于周朝，但是竹简的使用，应该早于墨子的年代”。“可以推测周以前也有木牍存在”，“孔子没有提及甲骨，是因为他没有见到过，或者他见到的史料里也没有记载的缘故”。“早于墨子的年代”是早于墨子的生活年代，还是早于“《墨子》一书出现的周朝”?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的确，从“……以其所书于竹帛……”可以看出，竹简的产生一定早于墨子生活的年代，但墨子(前468―前376)和孔子(前551―前479)都是春秋末期人，离武王克商(约前1046)尚有大约600年，怎么能肯定竹简就一定出现在西周之前?《周易》传为周文王所做，孔子修订。从内容上看，周文王之说不足信，《周易》应该是出现于西周晚期。即便是“早于周朝”，商代也享国约600年时间，而甲骨文的出现已经可以上溯到比殷墟还要早1200年以上的龙山文化晚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的裴里岗文化，如何证明“早于周朝”就一定要早上600―1200年?至于文章提到的学校和教材，作者提到了一块“师徒二人共同完成的”甲骨。郭沫若也提到，殷墟“有一个骨片上有五行字，重复地刻着从甲子到癸丑十天的干支表，其中一行字迹特别工整，其余四行则歪斜不齐，显然是初学者的习刻。这个骨片是文字教学的实物”。《简》文推断“此前应该也有用作教材的简牍”。理由是“竹子与木头，甲骨就比较珍贵，要依靠方国的进贡，不可能随便使用”。这里有一个常识错误，甲、骨是两回事，龟甲的确“比较珍贵，要依靠方国的进贡”。而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兽骨则几乎是“随手可得”，十分普通。而且，既然甲骨“珍贵”，又怎么舍得拿来让初学者练习呢?

虽然我们尚不能肯定地说甲骨文时代甚至之前没有简牍的出现(哪怕是个别的、短暂的现象)，但是，在没有可靠的实物和文献的情况下，只能存疑。最后，笔者不揣浅陋，谈一点自己的肤浅认识。我认为，简牍的出现可能会是在西周中晚期到东周早期之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天子权威的逐步削弱，思想文化的逐步活跃和进步。文字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出现的。甲骨文中的“册”字。本义是指串编的龟甲或者兽骨，但随着甲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简牍的取而代之，而专指简牍了。其实，“册”的最初形态是“龟册”，竹简和木牍是对其的模拟和完善。至于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或者具体产生的时代，还有待于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