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论传统文化之价值与革新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幼年时期接受私垫教育・中学时期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等接受新式教育，并在1910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来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学，由此奠定了一生的研究方向。1918年他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到中国，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校，1927年民国政府筹建中央研究院，他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开始培植中国的气象学事业。1936年4月，他开始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不久，抗战开始他就带领浙大学生迁移到贵州，此中仍然坚持不懈地追求教学和科研的质量，使浙江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剑桥。建国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后又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务，而且多次进行中国自然区划综合考察，指导了国家大地图集编纂与地学规划制定等工作。

从根本上说，竺可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厚情感。早在1927年，竺可桢到南开大学任地理学教授时，他就在《现代评论》上撰文《取消学术上的不平等》，特别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时代，文化不亚于东、西罗马，宋末元初的时候，中国文明与西方也可以并驾齐驱。甚至在科学上，中国不仅有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都是科学上的发明家。到1930年他发表《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又重申这种观点，指出中国的落后是近三百年的事情，他并没有因为现状的落后就将历史的一切都否认破坏掉。

由于竺可桢并不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与文化，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从浙江西迁后，他于1938年11月发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利用王阳明来教育浙大学生要在国家困难当头时自立自强，不辱使命。由于王阳明的学术从大范围说属于宋明理学，他首先提出自己对理学的认识：“通常学者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理学是不可理解的东西，又或以为理学家是迂阔不切实际的。岂知学术本无畛界。”“真正的理学不但不迂阔，而且有很多话是切合人生实用的。专家专其所学，果能再来诵习体会古人立身处世之微言大义，最是有益于为学与做人之道。而阳明先生才高学博，无论在学问、道德、事业，与其负责报国的精神，都有崇高的造就，在此国家蒙难学府播迁之中，他那一段艰苦卓绝穷而益奋的精神，更是我们最好的典范。”

然后，他向大学生讲述王阳明值得他们学习的三点，即是知行合一、致知力学的精神，讲究内心修养、内省力行的功夫，艰苦卓绝的意志和公忠报国的精神。他最后要求大学生们“要自觉觉人，要成己成物”，要“本先生之志，不以艰难而自懈，且更奋发于自淑淑人之道，协助地方，改良社会，开创风气”，发展内地的文化，要在自己到过的地方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到了1940年8月，战争还没有结束，竺可桢著文《浙大的使命》，再次提到以王阳明为典范：“昔王阳明先生至龙场一年，其影响所及，风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进步。阳明先生之门弟子，率能笃践师说，影响亦宏。浙大来此，尚有多年之追留，吾人自当法步先贤，于所在之地种种设施，草草兴兴，尽心竭力以赴。时迹非常，吾人之责任尤重!”

从这些方面看来，竺可桢并不像五四时期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全盘批判中国的传统，他从历史之中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以为中国当时的责任，并不在完全抛弃传统，而在改良传统中进步。改良的方法就是在中国文明与文化中引入科学精神，讲究科学方法，他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这种主张。

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方法?这也是作为科学家的竺可桢一直在思索的问题。1935年，竺可桢曾经发表《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提出科学精神就是无功利心地求真理：“近世科学能得有今日，全靠了伽利略、刻卜勒、牛顿、达尔文等几个少数科学家的研究。他们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固然不是想制造飞机炸弹来杀人，但同时也并不存心要拯人民于水火。他们的目的是在求真理，是要认识大自然的真面目，这是近代科学的精神。他们的方法，是假设一个原则，然后用种种实验来证明这种原则是否合理。等到原则成立以后，再从这原则来推演到旁的事物上。所以近代科学用的是归纳法和演绎法。”

在1941年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竺可桢又提出科学精神是比科学方法更加根本的东西，方法可以随时而易，但是科学精神却是永恒不变的：“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崭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了解得科学精神是在崭求真理，吾人也可悬揣科学家应该取的态度了。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严谨整饬毫不苟且。”竺可桢甚至在文章中指出，王阳明先生就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但是他缺乏正确的科学方法・比较起来・方法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获得的，倒是科学精神却不易培养，所以他觉得具有求真之科学精神的王阳明如果生活在20世纪，“岂独能格竹子之物而已”，必定能够成为一位大科学家。

由于将文明复兴的希望寄托于科学，那么中华民族复兴的重担自然也就落到科学工作者身上，所以竺可桢认为中国的科学工作者要在认清自己国家科学落后的状况下，要奋起直追，实实在在地研究，才能够实现与其他文明、其他国家的平等。他大声疾呼：“中国科学，这样幼稚，若是我们还不发愤去研究，那真是自暴自弃了。一般人统晓得条约上的不平等是一桩可耻的事。但是学术上的不平等，尤其可耻。因为条约上的不平等是人家以枪炮兵舰强迫我们结成的，学术上的不平等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努力去干，遂有这种现象的。科学既是近世文明的基础，发达工商业最要的利器，而且是追寻真理的唯一的途径，我们若要和世界列国相抗衡，那末不能不脚着实地去研究。”可以说，他的这种认识对于今日的知识分子仍然具有非常积极的警醒意义。

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竺可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还表现在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认识上。他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著文《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发表在1954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造诣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直到16世纪，杰出的哥白尼方知道五星环行的确切日数，他的精确程度才能够和我国《后汉书・律历志》所记的数目几相比”，而且“我国古代所积累的自然科学材料异常丰富……自然科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所以，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出发，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有必要开辟中国古代的科学史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对本土文明的科学史研究也是竺可桢开拓的，他自己就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史研究成果，如《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等。我们相信，这些研究的背后不仅仅是竺可桢为了还原和展示中国古代科学，以及它与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在方法和目的上的差异，这些研究更表明了竺可桢对于中国传统文明与文化的深厚感情，寄托着他通过重新肯定传统中的精神要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来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