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比较及启示

时间:2022-09-16 05:06:18

中澳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比较及启示

[摘要]伴随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经费问题面临着巨大挑战。通过总结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特点,对比我国目前经费来源的现状,认为我国需要继续增加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建立合理的高等教育学费负担标准、积极开辟其他渠道的经费来源。

[关键词]高等教育 经费来源 政府拨款

[作者简介]向林峰(1980-),男,湖南武冈人,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湖南 株洲 412011)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6-0098-03

自1999年来,我国高校进入了快速扩招的行列。到2010年,全国各类高等院校在校生总规模达2456万人,比1998年的340.8万人,增加了六倍多。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学生规模扩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高校基础设施如教室、宿舍、食堂、澡堂、图书馆等严重不足,高等教育经费问题变得日益紧张。而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早已完成了扩张之路。因此,加强对国外高等教育经费来源问题的研究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渠道分析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当今国际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领先的位置,尤其是在世界大学排名中,该国有一半以上的高校可以在前400名找到。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构成上来看,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各种政府拨款是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澳大利亚对高等教育的政府拨款包括三个部分:联邦政府拨款、贷款计划政府补贴、州和当地政府拨款。其中,联邦政府拨款是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见99页图1)。1995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中联邦政府拨款所占比例高达57,2%,此后逐年下降并稳定在40%左右。联邦政府主要向全国性体系下的大学与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财政拨款,而州和当地政府只负责对州内和当地高等教育的立法管理及少量大学的拨款。所以,州和当地政府拨款在高等教育经费中占的比重一直很低。根据澳大利亚教育部公布数据统计,1995~2001年平均只有1.34%,2002年开始提高到4.01%,并一直稳定在4%左右,2007年为3.99%。同时为了保护困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能力,澳大利亚政府还推出了学生贷款政策――“高等教育贷款计划”和其他形式的联邦政府资助,在学费和贷款上为他们提供了一系列优惠和资助。目前,贷款计划政府补贴已成为各高等教育机构政府拨款的重要形式。从1995~2007年的情况来看,贷款计划政府补贴和其他联邦政府资助在高等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前5年逐年增加,在1999年达到最高比例22.2%后开始回落,2007年为16%。从总体形态来看,三种经费来源所占比例都经历过变化(升或降)到稳定的过程。这一特性也表现在1995~2007年政府拨款总比重的变化上,1995年为最高值70.5%,然后缓慢下降,最终稳定于61%左右,2007年为60.5%。但政府拨款的总数量逐年增加,1995年为5313816千澳元,2007年达10477943千澳元,约增长了97.18%。

2 学杂费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渠道。为了让经济困难的学生也能享受高等教育,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曾一度实施免收高等教育学费的政策。但随着高等教育经费需求的日益扩大,1989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又重新推行高等教育收费政策。从图2中可以看出,学杂费收入总额逐年不断增加,1995年为880403千澳元,2007年为3793402千澳元,增长了330.87%。但学杂费在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中所占的比例在2005年达到最大值22.87%后有下降的趋势,2007年为21.91%。从2007年学杂费的构成看,留学生学杂费收入占到68.5%,而留学生人数为756747人,仅占学生总人数的26.5%。而本国大学本科生的学费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17%。

3 积极开拓其他经费来源渠道。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其经费来源的渠道也日益广泛。同样,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大,除前面两项收入外,高等教育机构对其他渠道经费收入的依赖已日益明显。2007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经费中就有17.58%的收入来源于其他渠道收入。在其他渠道中,最重要来源有投资收益、咨询和科研合作两项,占其他渠道总收入的53.48%。这主要因为澳大利亚政府鼓励大学通过不同形式联合企业办学和研究。据统计,在2004年澳大利亚的36所公立大学中,就有34所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另外非政府资助、捐赠收入及专利、商标、版权收益对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收入的贡献也比较突出。

二、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现状分析

1 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现状。我国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享受“免费”待遇,全部的成本都由国家承担。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承担的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对经费的需求。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也形成了以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为主,其他渠道收入为辅的多元化经费模式。从100页表中我们可以计算出,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总收入4346.87795亿元。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政府财经拨款,贡献率为46.77%,包括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两个方面。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拨款、基本建设拨款、科研拨款和其他拨款四项,对总收入的贡献分别为34.87%、2.90%、3.84%和4.36%;而各种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包括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基金三项,总贡献率也只有0.79%。排名第二的是事业性收入,包括学杂费收入和其他杂费收入,其中,学杂费收入为1474.28622亿元,占总经费收入的33.92%。从总体来看,政府拨款和事业性收入这两项经费收入是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收入的主体,所占比重达91.24%。而其他经费来源渠道的总贡献率只有8.76%,其中比较突出的包括捐赠收入、民办学校中举办人投入、企业拨款和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

2 与澳大利亚经费来源的对比分析。从总体结构上看,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上已和澳大利亚一样实现了多元化,但其在本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从经费来源主体看,澳大利亚主要依靠政府拨款,2007年依赖程度达60.5%。学杂费收入虽然作为重要的来源渠道,2007年的比例为21.91%,只相当于政府拨款的36.2%。而从我国2008年的状况看,政府拨款所占比例仅比事业性收入多2.3%,其主体性并不明显,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在来源上是双主体。其次,从政府拨款的结构上看,澳大利亚每年有占总经费10%以上贷款计划政府补贴和其他联

邦政府资助,拨款目的主要是保障经济贫困的学生的学习机会。而在我国政府拨款中,拨款项目主要集中在教育事业费拨款、基本建设拨款和科研拨款,只有占总经费4.36%的经费用在其他拨款上。再次,从学杂费的构成上看,澳大利亚的外国留学生的学杂费收入贡献巨大。比如2007年澳大利亚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为756747人,学杂费收入占总学杂费收入的68.5%,占教育经费的15.01%。而我国在2008年,在校的留学生人数为117548人,只相当于澳大利亚的15.53%。最后,从其他经费来源上看,虽然我国已开辟了捐赠收入、民办学校中举办人投入、企业拨款与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等多种渠道,但所占的比例依然非常低,只占8.76%,与澳大利亚的17.58%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三、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渠道的启示

1 增加政府拨款数额,提高其在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收入中的比重。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正的外部效应,这种公共物品的属性也就决定了政府理应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分担者。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来源上看,政府也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分担者。至于分担的程度,国际上一般采用公共教育经费(财政性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政府对教育发展的贡献度。这个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而我国虽然在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然而,由于缺少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和法律保障,直到2010年,比重仍在3%徘徊,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甚至离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有一定距离。因此,我国不仅有必要继续增加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数额,更有必要增加政府拨款在高等教育经费中的比重,突出其主体地位。当然,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方法可以灵活多变,既可以通过直接增加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方式,也可以向澳大利亚学习,建立多种高等教育专项资助基金,用来加大对助学贷款政策的支持,提高助学金、奖学金的金额和资助比例,建立完善和合理的高校资助体系。这样不仅可以促进高校健康发展,也能进一步增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

2 积极发展其他经费来源渠道,建立合理的高校学费负担标准。虽然高等教育学费制的实施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但学费的收取也要考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居民的承受能力。而我国目前的学杂费在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必须适当调低高等教育经费中学杂费的比重,加快建立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个人支付能力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学杂费机制。同时,积极发展其他经费来源渠道,弥补因学杂费减少所带来的经费缺口。从高校层面看,高校应改变“等、靠、要”的传统筹资模式,主动寻求或创造多种形式的内外部资金来源。如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创造者,应该将其所拥有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服务于社会,因此,应多加强和企业的科研合作,努力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高校融资开拓一条“双赢”之路;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吸引和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像澳大利亚一样,使留学生学费收入成为一项重要的经费来源渠道;加强对捐赠活动及其管理工作的深入研究和实践,逐渐建立一套对捐赠意向进行追踪、落实和使用的科学管理制度,使捐赠能形成稳定的、高效的高等教育资金来源。从国家层面上看,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宏观上的政策支持,比如进一步加大对捐赠的税收减免力度,提供捐赠企业或个人其他优惠条件,或像美国一样发行教育债券、教育,创新各种方式鼓励和吸引企业及个人对高等教育进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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