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先秦儒家诗学

【摘 要】荀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提出“隆礼义而杀《诗》、《书》”的诗学观点。同时剔除了“诗言志”中“志”所包含的情感因素，正式称《诗》为“经”，“以《诗》遁道”，重视《诗经》的教化作用，从而把《诗经》推崇之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儒家诗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诗经》；儒家诗学；荀子

古代中国“诗学”可分为两种含义，一是指《诗经》学，即对《诗经》的学术研究；第二个涵义是作为诗歌研究的总称。本文讨论的先秦时期，“诗学”的研究对象基本是指前者。

荀子，名况，人尊称为荀卿，一名孙卿，荀、孙一音之转。刘向《孙卿书录》：“所校仇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 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今本《荀子》三十二篇， 梁启超在《荀卿及》 一文中指出：“《宥坐》以下五篇，文义肤浅；《大略》篇虽间有精语， 然皆断片；故此六篇宜认为汉儒所杂录，非《荀子》之旧”， 认为今本《荀子》 中的《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六篇均为后人所托。今依梁氏所考， 剔除此六篇， 将剩余二十六篇作为论述依据。

一、荀子诗学

（一）荀子与《诗经》的关系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与汉之毛诗、鲁诗、韩诗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是《诗经》从先秦传到汉代的关键人物。在先秦《诗》学传播中，荀子是最受关注的人物。据传授《毛诗》者说，荀子是大毛公的老师；《鲁诗》的传授者也认为荀子是申公的老师；另外，《韩诗外传》引《荀子》以说《诗》者多达44次之多，因而有人认为《韩诗》也是“荀子别子”。刘师培撰《诗分四家说》，则认为四家同源，共祖荀卿。这样荀卿就被认定为子夏之后份量最重的传经大师。

从《荀子》一书来看，全书32篇，除去《乐论》、《性恶》、《成相》、《赋》、《哀公》外的27篇当中引《诗》之处就达到了83处之多，平均一篇引用《诗》达到了三处之多。在《荀子》一书中，总共引诗74次，其中转述孔子引诗7次，曾子引诗一次，荀子弟子引诗一次。梁启超在《荀卿及》中指出：“《宥坐》以下五篇，文义肤浅；《大略》篇虽间有精语，然皆断片；故此六篇为汉儒所杂录，非《荀子》之旧。”除去这五篇，其它二十二篇亦有63处引用《诗》，可以看出，儒家弟子引诗在荀子之时达到了鼎盛。

除去引诗之外，《荀子》一书中，论及《诗经》者达数十次。

在荀子以前的儒家著作中，《诗经》只是被称为《诗》或《诗三百》，从没有尊称《诗》为“经”的说法，到了荀子，《诗》的地位提高，并开始有了“经”的称号。

（二）明确“言志”的内容

“诗言志”之说出现于春秋时代。诗言志的表述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春秋末期，孔子从“仁”、“礼”的社会理想出发，对春秋时代的用诗、引诗、读诗活动作了一次全面总结，提出“兴观群怨”，进一步明确的了“言志”的内容。孟子在《万章》篇提出了著名的“以意逆志”说，突出了诗是言志的本质特征。直至荀子，“诗言志”中“志”与“情”尚未分离，“志”是指感情还是志向仍不能明确判断。但在荀子这里，对“情”与“志”作了区分，将诗言志中的情感成分剥离，专注于意志而漠视感情。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从“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可以看出荀子对情的定义，以及对情的态度。荀子将“情”与“志”分开，明确了并且纯化了儒家提倡的“言志”的内容，深刻的影响了以后中国的诗学理论。

（三）重视诗的教化作用

荀子认为人性生来就是恶的，但荀子并不以人性的恶而悲观，他认为性恶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改变的，而学习的最重要的途径是对《诗经》研读，如：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

孔子开始确立儒家的经典，而荀子则对儒家经典进行巩固和强化。如：“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荀子认为，圣人之道都存在于儒家经典当中，《诗经》是圣人情志的反映。

（四）强调学以致用，隆礼义而杀《诗》、《书》

荀子之时，儒家经典《诗》、《书》等已传承了上百年，渐进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时的经典已经成为社会的价值标准，是人们价值的规范和导向，荀子反对仅仅死扣《诗》、《书》而不知变通的治学、为人的方法：“《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束。方其人习君子之说……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儒效》）于是荀子提出了“隆礼仪而杀《诗》《书》”的观点：“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仪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己同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儒效》）。从《荀子》全书看，荀子虽然指明学习《诗》《书》的重要性，但与礼义相比较，学习《诗》《书》只是步骤，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义，礼义才是纲领。荀子虽然主张“隆礼义而杀《诗》、《书》”，但这只是在和礼义法度相比较时而言的，从之前的论述当中可以看出，荀子很重视《诗》、《书》等的教化作用。这里与礼义法度相比较时而言更突出学习《诗》、《书》要学以致用。

二、荀子诗学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也是我国诗学的源头，虽然先秦儒家研习《诗经》其主要目的并非出于文学上的考虑，但其理论却给后世学者带来了极大的启发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自汉代司马迁开始，就对荀子在儒家学术中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强调，《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认为他在战国时代的儒学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荀子创立的一套说《诗》理论，成为后世《诗经》学的理论基础。荀子的时代，由于整个社会长期动荡，加上战国追逐名利思想的泛滥，荀子提倡用儒家的经典作为教材来培养人们的品行，用法度约束人，用礼仪陶冶人，从而培养出君子的品行来，将《诗经》学纳入了政治体系。荀子将《诗经》提到“经”的地位，提出通过学习经书去体认圣王之道，首开后世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先河，对后世“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导夫先路之功。

【参考文献】

[1]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郭志坤.荀学论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作者简介：李志斌，现在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