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反求诸己

30年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珠三角，如今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自从2007年出任广东省委书记，提出要进行新一轮思想解放之后，珠三角的未来命运就进入一个众说纷纭，焦虑与期待交织的时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增加了特殊时期的云谲波诡的色彩。既然外向型经济导向已经遭遇巨大挫折，迟早要进行转型；既然环境、土地、能源等资源的支撑已经不堪重负，需要寻找比较效益更高的方向，未来的路怎么走?

目前来看，破解这一困局的有利之处在于，在国家战略层面，珠三角获得了继续先行先试的授权。这是似曾相识的一幕。改革开放，珠三角的崛起，除了众多复杂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先走一步形成的各种体制落差：先开放，包括对内和对外；为了开放，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体制落差，历经30年，伴随整个国家开放战略的推进、法制和财税的日渐统一以及遍地开花、争先恐后的招商竞争，整个落差已经逐渐被抹平了。

而如今要“先行先试”，形成新的优势落差，是一项更为艰难的事业。这至少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第一个就是，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价格体制等方面的先试，大多是进入改革深水区。其间的矛盾，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大多是来自于逐渐固化的利益结构。减法，相对于加法来说，难做得多。

第二个，就是在经济结构的转型中，政府的有为、无为之间的界限更难以把握。腾笼换鸟、双转移、同城化、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地方大部制改革等，属于政府强势有为的范畴。当政府作为是在自我约束权力、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人力资源流动和成长的时候，事情的结果往往比较有利。当事情涉及具体而微的产业、行业，尤其是面对数量庞大的民间经济的时候，政府的强势有为有时候未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转型靠每亩工业生产值这样的考核指标就可以解决，那么世界上恐怕就不会出现区域经济奇迹的崛起和没落的循环过程了。

就以产业升级这个人们最关心的命题为例。无数专家学者批评珠三角产业升级缓慢和进退维谷。就在当下，珠三角技工荒的现象已经十分突出。官方的智囊提出，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最大瓶颈并不是高级研发人才短缺，而是中、高级技工短缺。为适应珠三角产业升级，广东省每年应培养技能人才1000万人，其中中高级技能人才要达30％。

看起来，政府真金白银的投入，改善劳工权益，都是应该要立即做的。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媒体力量相对发达，公权力相互制衡相对突出(比如人大代表对政府)，民间社会相对强大的区域，一个形成了所谓南方价值、南方立场的区域，为什么在人力资源方面却一直停留在最原始的阶段?

再联系到广东企业界中为人诟病的“老板文化”、企业合作比竞争难、职业经理人制度停滞不前等现象，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改革开放30年，珠三角诞生了诸多经济模范生、上榜生。庞大的经济总量和消费能力对于中国经济之意义，毋庸置疑。但危险的是，珠三角的很多行业的主动权正在丧失，无论是渠道的整合，还是新的内需市场开拓，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到了国内同行的后面。当整个国家正在慢慢向内需拉动逐渐转型，国内区域新兴市场日渐崛起的时候，这种主动权的丧失是致命的。

值得追问的是，这一切没有在珠三角普遍获得突破是因为这一方水土已经太习惯了“拿来主义”?是企业已经太习惯于体制落差(比如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便宜，而无法自拔了吗?答案也许应在内生性之中寻找。无论是专业管理阶层的真正上位，人力资源的培养，还是对于市场的细致开拓，靠体制落差的优势是难以获得的。这些都是“长”出来的，而不是可以径直嫁接或一声令下就可以改变。

一个悖论就是，按理说，更加开放和开明的环境，更有利于纠错，更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可预期性。所谓南方价值也早就应该可以纠正珠三角经济中的某些负面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激动的故事发生。如果这些积极的价值和经济问题之间不能打通，别说高端产业，就是制造业本身的升级都会处于迟滞的状态。因为，破除路径依赖，必须有新的积极的力量来打破固有利益格局。

产业升级貌似是经济问题，其实不然。问题就在于：珠三角以产业升级为中心的经济问题如何能够被还原为更广大的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以便寻找和奠定更长远抱负的扎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