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转型

在人民币升值、外贸争端频发、环境和资源制约、劳工权益意识觉醒的当下，产业升级成为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中必然而紧迫的命题。这是珠三角的压力，也是珠三角的机遇

上午11时许，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濠畔鞋材广场上鲜见顾客。店主或与孩子嬉戏，或独自闲坐消磨时光。3月28日，《财经》记者在号称“中国鞋城”的厚街的最大鞋材批发市场，所见到的是一派冷清萧条的景象。

“生意一年不如一年，更差的情况可能还在后边。”东莞兴业皮革厂员工黄泳能一边点击鼠标，一边跟记者搭话。

黄泳能告诉《财经》记者，他所在的厂为各种中小鞋厂提供鞋材。去年以来，他的客户中至少有四家倒闭。“现在不付现金的单子都不敢接了。”

同在濠畔鞋材广场开了批发店的明珠皮革制品公司员工黄剑告诉《财经》记者，去年以来，猪皮等原材料不断上涨，鞋材厂却无法提高售价，最糟糕的是还得接受美元结账――因为合作方都是外贸企业。“现在不敢说赚了，只能说看谁抗得住赔，看谁能撑多久。”

这是东莞2万家企业中的两户。作为港台鞋厂的配套企业，他们曾是推动珠三角腾飞的组成力量。然而，昔日的优势变成了今日的包袱。在人民币升值、外贸争端频发、强调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农民工权益意识觉醒的当下，产业升级成为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中必然而紧迫的命题。

对传统制造业而言，外部环境与政策的双重作用，正将他们推向生死抉择的边缘。正如广东省委书记今年3月在东莞调研时所指出：“今天不主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明天就会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与官员们五年一届的任期相比，此轮产业升级周期要更为漫长。如何在此期间协调好市场规律与行政指令、美好愿望与现实条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珠三角保持住既有的竞争力，是对决策者的巨大考验。

危机开启

东莞是珠江三角洲经济最活跃的五大城市之一，出口额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位居第四，其外向型经济总量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如今东莞的处境，正是珠三角产业转型的缩影。

今年前两个月，在中国整体出口增速放缓中，广东省的出口增幅达到2002年以来的最低值：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为6.6％――去年同期为64.3％；2月更是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6.3％。

东莞市今年1月－2月外贸顺差更是出现五年来首次下降。其中，家具及零件、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等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均出现负增长，而去年同期出口增幅至少在30％以上。

去年底以来，东莞以制鞋、服装纺织、玩具、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产业陷入20年来的最低潮。

据广东当地媒体《南方都市报》报道，去年以来，珠三角已有逾千家鞋厂倒闭。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陈镇仁2月中旬透露，因各类成本上升，未来数个月，会有1.4万家内地港资企业因不堪重负而倒闭，部分企业会外迁。

《华尔街日报》则以“珠三角：辉煌已成昨日旧梦？”为题报道称，“受困于高涨的成本和日益严格的监管，成千上万家工厂弃珠三角而去。”

“很多鞋业企业已经是负利润运行，但大家都希望能坚持得更久，至少比竞争对手久，否则一旦退出，想进来就更难了。”厚街镇外经贸办主任陈锦胜告诉《财经》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获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服装、纺织、家具、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

“市场在洗牌，谁能熬到最后，谁就更能掌握定价主动权。”东莞茶山镇天美制衣公司负责人叶耀林说。2007年以来，该公司为留住熟练工，将普通车工平均月薪提至1600元以上。此外，通过更新外贸客户适当提高定价，这个以生产泳衣与内衣为主的“三来一补”制衣厂罕见地保持了近1％的利润。

与成本上升一样，招工难是这些企业面临的另一大难题。

4月1日，记者在东莞厚街与虎门两个镇的招工信息栏前看到，招工广告贴得层层叠叠，寻工者却寥寥无几。

从内容上看，招工企业已全然放下曾经高高在上的身段。东莞亚泰服饰公司的广告从小工头入手：“介绍熟手车工成功者，一个可获200元推荐费，指导工带组加盟，同样给介绍费”。

一家名叫“上炜电子厂”的则在工作环境上花心思：“每工作2小时可休息10分钟，车间有空调，每周五天8小时工作，加班额外计薪”……

广东省劳动保障厅的最新统计显示，广东企业节后新用工需求仅满足51.6％，尚有46.4万个职位空缺。

多重因素的聚集造成了这一突变：号称“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处在全球制造业链条的最低端；在东莞，80％以上的企业做的均是外贸产品。在上一轮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的周期中，依靠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不仅缩短了珠三角工业化的进程，也将这个城市群的发展引上了一个令人羡慕的高度，使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然而，如今在美国次贷危机阴影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进入减弱周期时，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首当其冲成为受损者。此外，人民币升值、物价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国家出口退税及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遭遇反倾销等因素的效应开始集中显现。

“一切才刚刚开始。”东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组组长李秋阳告诉《财经》记者，“接下来一两年的情况可能更加艰难――人民币会继续升值、新《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压力会更大、已经停止的退税不会再返回，地方政府要求产业升级的心情也会更为迫切。”

压力和机遇

珠三角对今日的危机并不陌生。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告诉《财经》记者，早在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当时外贸依存度高达86％的广东，即遭遇历史上的前所未有的重创，受到沉重打击。

据1998年的统计数字，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牵连下，1997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增幅仅2.2％，深圳甚至出现前所未有的1.9％的负增长。1998年头两个月，东莞外资新项目同比下降一半。这一系列数字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广东省的GDP增速从1993年的22.3％下降到1997年10.6％，且此后五年均徘徊在10％上下。

内外压力下，从1997年起，已走过十余年好光景的广东被动地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其要领是借港台及部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之机，大量承接其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使产业高级化及适度重型化。

1997年时，广东省劳动密集且技术含量较低的轻工业产品出口比重达70％以上。通过五年的变革，至2002年，产业调整效应显现，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1％。2003年，广东省GDP增速再次跃至14％且保持至今。

如今的珠三角，所面临的情况与1997年颇有类似之处，但形势更为复杂，对产业调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是成本上升的压力。在东莞，土地、能源、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都在上涨，继续发展制造业已没有优势。

“最大的制约是土地资源。”东莞市政府一位官员说。据称，东莞国土面积2465平方公里，经过不到30年的开发，目前可用的工业用地只剩下40万亩。“按照现有发展速度，最多只能再满足十年的用度，并且丝毫顾及不了子孙后代。”这位官员称。

其次，是能源的制约。以东莞为例，多年来，其GDP均不及深圳、广州一半，用电量却居全省之冠。

作为引导性措施之一，东莞对劳动密集型企业采取了“开三停四” （一周中三天送电，四天停电）的拉闸限电措施，对附加值较高的机电类企业则相对优待，仅是“限电”，极少“停电”。

第三是环境保护的要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莞就陆续在进行局部的“污染转移”，将养猪、制砖、烟花爆竹等污染较大、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转移出去，近年来，更多排污量大的行业如小造纸业、纺织印染业等被列入“欢送”行列。

人口过多，难以承载则是另一项压力。“现在计算人均GDP都要求将外来常住人口计算在内，无论从政绩还是发展现状考虑，广东都已是时候将低产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广东省一位学者这样对《财经》记者说。

此外，珠三角还深刻地感受到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长三角比我们晚起步十几年，起点高，基础好，充分吸取了我们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珠三角不升级就难以在竞争中胜出。” 李惠武说。

每一次危机，都是谋求更快发展的好时机。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类似，在经营环境普遍恶化的背景下，一些劳动与技术密集型的服务或研发环节、技术含量更高的制造业，正从发达国家大量外包或转移――这一情景在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有过充分描述。这是珠三角的压力，也是珠三角的机遇。

利益冲突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告诉《财经》记者，广东省决策层对于珠三角产业升级，目标已经清晰――希望最终实现“产业的高级化（指高技术及高附加值）与协调化（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为此开出的药方大致有――坚决淘汰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强调引入环保、节能、高技术、效益好、后劲足的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创新与研发，走自主品牌之路，变广东制造为广东创造；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大力发展内销。

据悉，今年5月后，广东省将针对产业升级出台一系列新政策与新方向，其中包括一份优选产业的新目录。

采访中记者发现，珠三角现正面临的难关远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为艰巨。

从政策引导上看，珠三角各级政府的决策者们需要在市场行为与政策导向中把握好平衡。

其核心矛盾在于，在这轮漫长的转型之旅中，若不能淘汰落后产能，尽快腾出空间，可能失去承接更高级产业的机遇；但若在产业转移中给现有“落后产业”施压过多，而全球新兴产业的转移不能被顺利承接，则可能造成“地方产业空心化”，影响地方的平稳发展。一旦利益失衡，还可能引发新的不安定因素。

从某种角度看，东莞等地一些传统产业的关闭与迁出正为省政府所乐见――惟有如此，方可实现优化产业结构且腾笼换鸟之计，但前提是这些相对落后的产业“最好实现省内转移”。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希望成为珠三角“产业转移”承接地的地区众多，竞争十分激烈。从环保压力、劳动力及土地成本等方面看，广东本地山区的优势并不明显。

由于现行“GDP指挥棒”的导向未改，珠三角还将面临全省大政绩与地方小政绩、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冲突。

自去年底以来，广东省政府在大会小会上，均旗帜鲜明地要求进行产业升级，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但在东莞，有关“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极为普遍，地方政府也不断收到来自势力强大的外资企业协会及行业协会的压力。当地政府官员强调将与企业“共渡难关”，并邀请所有企业“就地升级”。

“地方政府的认识问题是这次产业升级的最大问题。”广东省政府一位官员说。

“省里提出的方向是很好的，但限于条件和实际困难，暂时还没办法实现，我们要尊重市场和规律。”东莞市政府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

省政府关于“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也受到镇村一级的暗中抵制。“东莞的经济三分之一靠村镇集体经济。”上述东莞市政府官员说，省与市一级领导为争取税收更愿意吸引含金量高的企业，而村镇为了解决就业、收租费及发展服务业，更乐意留住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村民的医保、社保全靠集体经济，如果政府在转型中操之过急，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发展后劲

数位受访人士均提出，从现有条件看，珠三角在未来发展中，还有后劲不足之忧。

“日本等发达国家能够将落后产业转移出去并成功升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研发基地。”《财经》研究员陆磊说，对比之下，广东至今没有一个能真正发挥作用的研发基地。很多地方虽建立了各自的创业园，但在实际操作中，仅沦为软件开发、动漫制作之类的工作室，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奖励与扶持，也往往变为企业与政府官员新的寻租场地，效果可想而知。

以东莞为例，该市目前面临最大的瓶颈是人才。“东莞地处广州与深圳两大中心城市之间，人才大多被吸引到这两个地方去了，有些即使来到东莞，也不一定留得住。”

事实证明，技工、管理人才及研发队伍的短缺，一直是东莞产业升级之痛。

3月27日，《财经》记者来到东莞倾力打造的科技新城松山湖，只见占地72平方公里的园区水清草绿，俨然一个精心装饰的超级大花园。然而园中冷冷清清，建园近七年来，其研发中心仅孵化出七项专利。

陆磊还注意到，珠三角的高端服务业如金融业、交易平台、咨询业等，均有待发展。“金融不光是一个融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风险管控的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产业转移和升级，而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软环境。”万国城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廉提出，目前珠三角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仍不配套，比如在税收方面，应该更加统一，减少人为操控的空间。另外，还要有一套帮助企业发展壮大的服务体系，包括为企业做宣传、建立研发体系、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咨询帮助、加大市场拓展的投入。

王廉对当前珠三角过分重视工业提出批评。“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高，珠三角在这方面走得太慢。”

陆磊亦提出，珠三角的优势在于“市场化程度高，什么都可以交易――可以建一个技术转让市场，一个专门卖知识、图纸、专利、技术创新以及各种idea（创意）的市场”。

在金融服务业方面，他还建议，可以建立一个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比如可以开发一个中小企业的债券市场，高风险但高收益，也可以依托香港开发一个外币衍生品市场等等”。

全社会共同升级

官产学三界诸多被访者对《财经》记者提出，珠三角的产业升级，需要全社会共同升级。

珠三角的转型，发展内销、扩大内需是方向之一。面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及近年来国家对加工贸易的限制性政策，珠三角地区部分“三来一补”企业转注册为三资企业，希望开拓国内市场。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很多企业对国内市场表现出不信任。

“看起来国内市场很大，但其实这是一个远比国外恶劣得多的市场。”天美制衣的负责人叶耀林对《财经》记者表示。

叶耀林说，国内法制环境差，假冒品牌、恶性竞争，如一些大卖场剥削性地压价和赊欠货款，对合同的履行保护不足等，都是必须面对的挑战。“国际市场虽然要贴牌生产，但只要挤进去了，就很规范。”

《财经》记者在采访中获知，叶耀林的想法在东莞传统产业中颇具代表性。

“从现有条件上看，目前的升级仍然是被动式的升级，珠三角还没有做好准备。”广东省一研究机构的学者说。

事实上，珠三角的升级之困，映射出了中国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评价制度、政府服务体系、法治环境、资源制约等一系列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或弊端。

改革开放历程证明，自新之路总能在危机中开拓。面对这次艰难的转型，一次经济、社会的大升级，珠三角是否积聚了足够的智慧和勇气？

本刊实习记者林子慧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