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城市的变迁

【前言】江南城市的变迁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所谓“江南现象”，简言之，就是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过程中，江南城市后来居上，高潮迭起，并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国城市文化经济性、文人性以及浓郁的都市色彩的典型例证。 “江南现象”的时空定位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是一个涵义广泛、变动不居的概念。考虑到地理、政治...

江南城市的变迁为中国城市文化注入新鲜成分，使得一部貌似平和的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变得瑰丽多姿。

一个城市，从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人们长期的经营建设而形成的城市格局、宫殿、寺观、府第、园林、街道、民居等物质环境（体形环境）；二是，上述物质环境所负载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内部蕴涵，也就是城市之文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物质环境往往会随着时空更替而消减、转化，城市文化则可以超越时空，具有长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城市的灵魂。

目前，人们对有关中国传统城市文化的一些论述似乎已习以为常，例如城市文化的政治性、宫廷化、乡村性，等等。具体地说，在传统社会中，城市是维系封建大一统的据点，城市文化的形成要借重特殊的“政治力”，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性；由于具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市民阶层出现得很晚，市民文化特征不够鲜明甚至没有完全形成，因此，

中国城市文化基本上是宫廷文化的辐射和延伸；由于城市本身缺少独立的自治能力，与乡村共处于“王制”的统治之下，以致于城市文化未能形成与乡村文化相区别的独特个性。

无疑，上述特征对于我们在宏观上把握中国城市文化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由于我国地域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各地城市发展及其文化特色实际上各有千秋，它们为人们认识中国城市文化的整体性和丰富性提供了一个个生动的侧面。比如，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江南现象”，它揭示了中国城市文化某些出乎意料的方面，堪称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座奇峰。

所谓“江南现象”，简言之，就是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过程中，江南城市后来居上，高潮迭起，并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国城市文化经济性、文人性以及浓郁的都市色彩的典型例证。

“江南现象”的时空定位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是一个涵义广泛、变动不居的概念。考虑到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以及研究的方便，江南地区大致范围可以暂定为：苏南及苏北扬州、浙北、皖东南、江西鹜源县和上海市等，在今天的行政区划上，它包括13市（地市12

，直辖市1）、65县。江南地区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地域单元，其地域面积约占全国1%，人口约占全国6%，区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15%，是全国城镇密集、文化昌盛的地区之一。

江南地区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平原多，江南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顶端，呈南高北低之势；其北部地势平衍，以平原为主，南部边缘有一些山地丘陵分布。二是水多，江南历来以水胜，有“水乡泽国”之誉，加之气候多雨，在人们的心目中，江南似乎一直浸润在烟雨朦胧之中，称“烟水江南”。江南地区别具一格的地理构架与山水组合，在一个最基础的层次上限定了城市文化富有个性的发展方向、地域格局以及城市文化景观的区域特性，在一个并不宏阔的空间里展现出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段辉煌―“江南现象”。

从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江南现象”主要跨及两个时期，即中国城市文化重心南移以及江南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后所领导的“江南时代”。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吴越、六朝、隋唐宋三个阶段，后者主要包括元明清及鸦片战争以来两个阶段。江南城市文化逐步形成，不断发展，将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六朝、南宋与近代这三个阶段对江南城市文化乃至中国城市文化之经济性、文人性、都市性的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六朝时期，江南城市文化的文人色彩初步显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北人南迁，人们向外发现了江南自然山水之美，同时向内发现了自我，逐渐出现一种对高层次思想文化和艺术风格不断追求的文人意识，建立起压倒宫廷文化的新型的文人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六朝承前启后，继汉开唐，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而江南的开发则又使六朝成为地域性的概念，与中原长安型文化的横向融合相比，以建业建康为代表的六朝文化将中国文化推向纵深，或者说在南部中国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将它与同时期的古罗马文化并称为人类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

南宋时期，受城市与区域经济的支撑，江南城市文化基本形成，其文人色彩进一步加强，都市色彩开始显现。宋“靖康之难”后，朝廷再度偏安江南，北方中原文化又一次与江南文化融合，并发展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之主体。由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江南城市文化发展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起大落了，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从“开封―长安”东西向轴线彻底移向江南地区，最终落在“杭州―苏州”南北向轴线上。在南宋建都临安的150年间，一方面，文人的地位上升，

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创造处于极佳的历史时期，文人意识更为自觉，城市环境渗透着强烈的“文气”，画院、书院、文房等“文人天地”尤为集中地展现了当时的艺术风貌；另一方面，市民阶层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和人头攒动的瓦子勾栏中，市民文化开始成长起来。雅文化与俗文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缠绕、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对流，

城市规划建设浸润在一种强烈的、绵密的文化辐射之中。

南宋以降，江南地区便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最为活跃、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可以说中国城市文化甚至中国文化都处在令人眩目的“江南时代”之中。著名宋史专家刘子键先生在《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一文中曾高度评价南宋文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

这一论述是相当精辟且发人深思的，如果说南宋奠定了800年来中国文化的基础，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地区无疑起了相当大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近代以来，江南城市文化开始转型，其都市色彩已经十分浓郁。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直接发生撞击、冲突，

在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生嬗变，逐步转型，其中江南的苏、松、杭、嘉、湖等地区尤为近代资本主义侵入的前沿和焦点地带，由于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上居于先进的位置，其对外国资本主义文明与生产技术也富于吸收性，因此很快便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近代文化，江南城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的地理枢纽。至于其具体的表征，张仲礼先生等有着详尽的论述，兹不赘。

江南城市文化图景之演进

“江南现象”的时空定位主要是从“江南―全国”这一“点―面”关系中，考察江南城市文化发展的宏观特征，此外，可以通过对江南城市文化地域格局的分析，考察江南地区的诸多城市如何具体地结构为一个整体，从而共同展现出中国城市文化史上的“江南现象”。

我们来归纳一下江南城市文化图景的演变谱系。

第一，江南城市文化图景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地域开发的过程。

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区域哺育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有着不同的中心城市及相应的核心区域，换言之，每一个中心城市繁荣的背后，都有一个核心区域支撑着。

历史上，每个城市都有可能因特殊的地缘、经济、政治等原因而成为大区域的中心，而不同中心城市的此起彼伏，便展现出江南城市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南宋以降，全国性的文化中心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落在了江南地区，这表明当时江南城市在全国已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第二，城镇网络逐步形成，城市经济、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江南地区，城市文化的繁荣不只限于单个中心城市，而在于由“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所构成的更为广泛的城镇网络中。

江南城镇网络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发展、积累过程。其中，地方中心城市基本定型于唐代。唐代江南共设置10州，计州城10座（扬州是淮南道治所在），其中常州、苏州、湖州、杭州、明州、歙州都是新兴的地方中心城市，与今天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相比，除了嘉兴、无锡外，都已出现。这些地方中心城市构成了后世城镇体系的中坚部分。五代十国时，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每每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如十国中吴、南唐的都城为扬州、金陵，吴越的都城为杭州。

南宋时，江南地区县城的分布格局也基本确定下来。随着江南地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

行政区数量不断增加且细分，特别是基层行政区―县的数量增加很多，相应地，县城得到较大发展，现今江南县城的基础大致奠定。

明清以来，江南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镇数量普遍增长，星罗棋布。巨大的经济活力为市镇文化的滋生提供肥沃的土壤，许多城镇都是远近闻名的人才荟萃之地和文化中心。迄至近代，江南地区的城镇分布格局基本上是明清沿袭下来的。

这种由“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构成的城镇网络是一种经济支撑型的文化网络，它代表着江南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精华，与中国其他城市―如都城及州治、府治、县治所在地等―主要凭借政治力量而带来的文化发达，轩然有别。如今，江南成为中国城市密集地区之一，其历史基础就在于这种逐步形成的城镇网络，在此意义上说，江南城市与发达国家那种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而带来的经济集聚与人口迁移而形成的城镇密集，实有着根本的区别。

第三，水网的联系作用。

历史上，江南地区河网稠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加上大运河、长江、钱塘江、黄海等，江南地区内通外连，水运交通较为便捷。这种别具特色的水网联系客观上有利于城市经济、文化、政治等中心功能的形成与发挥，同时也利于形成较为一致的地区特色。只是到了近代，随着铁路、公路交通的兴起，江南水网这种突出的联系功能才有所衰退，相应地，江南城市文化的地域格局也呈现出新的态势。

“江南现象”

的形成机制

概括说来，“江南现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以自然为基础，因地制宜。

江南独特的自然生态对“江南现象”形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一方面，从江南的文化景观看，从春船菱藕到渔歌唱晚、从小桥流水到服饰民居，我们都可以觅得水的影子，江南文化的丰富多姿有赖于水的浸润和滋养，江南城市与自然生态则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表现出强烈的“亲水性”特征。另一方面，随着江南地区的日益开发，其自然空间的相对优势逐渐转化为经济力量，构成江南城市文化鲜明的经济性。

以自然为基础，因地制宜，这是形成“江南现象”的基本前提，在当今的城市规划设计中，我们宜自觉地继承这一传统特色。

第二，得风气之先，因势利导。

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江南城市后来居上，这与江南人的创新意识分不开。“适我无非新”（王羲之语），江南人以其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世界，所触着的一切似乎都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如果我们把南朝建康的郊外草市、唐代扬州的商业街与夜市、南宋临安城的空间结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专业市镇繁盛等联系起来，便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城市的“经济创新”，似乎大多始于江南城市中，加上近代上海的“租界”建设等，它们共同构成十分有趣的现象。

“美不自美，

因人而彰”（柳宗元语），因势利导，使得“江南现象”从可能成为必然，这对我们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三，吸取别人所长，“巧于因借”。

江南城市文化的成长、进步是自身发展不断积累的过程，同时又是与其他区域文化乃至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融的过程，其早期的发展受到北方文化南下的推动、促进，明清以降又遭受西方文化的撞击砥砺和改造更新。参照江南城市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冲撞、互补、交融、整合的过程，我们可将江南城市文化发展概括为以下三个明显的阶段。

一，江南之江南。远古至两汉，江南文化主要是以吴、会稽为代表的吴越文化，一切文化巨匠、学术盛事似乎与江南城市无涉，江南一直处于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

二，中国之江南。三国以后至晚清，历经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文化逐渐繁盛。中唐以前的建康、扬州，两宋至清末的杭州、苏州、扬州、徽州共同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主流。

三，世界之江南。近代以来，上海凭借其地域上的边缘优势发展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交接之地。在对待外来文化上，江南地区不是盲目排外或全盘接受，而是主动吸收其精华，大而化之，为我所用，这对我们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结语

江南地区城市文化之发生、演进都处于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之中，相应地，江南城市文化研究必须结合中国文化、城市文化发展的宏观规律，进行“大区域”、“长时段”的考察；同时，江南城市的变迁又为中国城市文化注入新鲜成分，使得一部貌似平和的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变得瑰丽多姿。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久远，客观上形成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地区，如巴蜀、岭南、中原等，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从区域视野中对中国各典型地区的城市文化现象加以条分缕析，理清其形成发展的渊源和内在规律，并进行参照对比，研究其空间格局，那么，我们将取得一幅轮廓分明的中国城市文化图，这不仅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城市的区域特色和多样性，并进一步阐明各地区的个性所在，而且还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城市发展总体的、具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