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哈,两个谈判

世界再次未能达成有意义的气候协议，这一次是最近结束的多哈气候谈判。不过可能您还没注意到这一次的多哈，因为新闻媒体大多干脆对此事忽略不报，和前些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一状况正反映了公众对气候话题关注度的下降。

从1992年里约的第一场地球峰会开始，多哈会议已经连续20年气候谈判失败。当时，各国纷纷承诺到2000年末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到1990年的水平，结果经合组织成员国距离目标有9%的差距。而1998年的《京都议定书》几乎成了空谈。2009年，哥本哈根发起拯球地球运动，也以失败收场。

到目前为止，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加速上升，导致2011年的排放量比1990年高出50%。过去20年，全球气候谈判的所有努力，都只是让排放降低了0.5%左右的增长率。

让我们作一个乐观的假设，假设增长率将在整个世纪内持续降低，到2100年，温度上升的幅度将减少0.005摄氏度（即华氏0.01度）。海平面上升将减少1毫米左右。那么即使累积了100年，这些变化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过，要促成这微乎其微的变化成果，每年将耗资200亿～300亿美元，几乎抵消掉所有经济增长的成果—因为要强制使用更昂贵的能源。而这一切为人类带来的利益—洪水、热浪等灾难微乎其微的减少—总括来说，每年大概是10亿美元。因此从利益看，气候政策上的花费真是赔多赚少。

我们是时候改变策略了。有很多聪明的方法可以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比如可以通过创新技术来降低绿色能源的价格。可惜这一点并未在联合国气候谈判桌上得到推广 。

与此同时，在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也很有必要提醒自己什么是首要任务。而这次多哈的气候谈判跟往常一样，试图通过一场 “危言耸听”的报告来加强大众的关注—它显然失败了。

世界银行令人失望地背离以往谨慎的报告风格，也大惊小怪地推出了与绿色和平气候政策理事威廉·黑尔合著的《扭转变暖趋势》一书。这本书出版时，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声称：“如果我们不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将无法终止贫困问题。”

果真如此吗？气候政策至今被证明是无比昂贵、却对遥远的将来帮助很少的一个事物。这对世界贫困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或许我们应该考虑11年前开始的另一个有关全球自由贸易的多哈协议，而这个对贫困国家的帮助可要强不知多少倍。

世界银行的模型表明， 即便是最温和的自由贸易促进协议，其增加贸易自由度和减少农业补贴的政策，都能带来巨大收益。这种“静态利益”可能会在10年后带来全球每年GDP几千亿美元的增长，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可达500亿美元。在本世纪即将结束时，每年的收益将达到1.5万亿美元，而且有一半可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口袋。

过去20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了上述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论据。历史证明，开放的经济体增长得更快。例如1965年后的韩国，1974年后的智利，1991年后的印度等等，这些国家开放后的增长率明显提高了。

全球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equilibrium model）也提供了同样的信息：即使是适度加强的自由贸易也能使得国内市场变得更有效率，而且更有利于供应链完整化和信息传播便利化，从而推动创新。总而言之，自由贸易能提高GDP的增长率。

世界银行中名列前茅的建模者之一凯姆·安德森（Kym Anderson）教授称，即便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多哈自由贸易谈判，其长期收益也是巨大的。在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2020年的年度GDP仍将会再高出5万亿美元左右，其中有3万亿流入发展中国家。到本世纪末，略微提高的增长率也会使得收入累计每年增长超过100万亿美元，其中大多流向发展中国家。

那时，自由贸易对发展全球GDP的促进效应将每年增加20%。而这一切的成本—主要是中止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在10到20年间，每年约为500亿美元，不及上述GDP增长的万分之一。

即使是一个极为乐观的多哈气候协议，也将每年耗资5000亿美元，其中每一美元的投资还不到5美分的收益。而相反，一个四平八稳的多哈自由贸易协定，就可以为世界贫穷人口多做出几千倍的贡献，而且见效更快，成本更低。

是的，我们必须应对气候变化—但要用有智慧的策略。多哈气候谈判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我们真的想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就应该认真对待另一个多哈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