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侵权法上救助义务研究

摘 要：大陆法系的绝大多数国家在刑法上都完成了“恶撒玛利亚人法”的制定，确立了人们应对他人承担一般救助义务的立法模式。但由于“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缺失，势必会使人们在施救时产生种种疑虑与担心，进而严重影响到救助义务规定的法律实效。尽管《法国民法典》也是如此，但法国人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一些著名判例，对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大陆法系；侵权法；救助义务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3-0030-07

在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下，人们应该对他人承担法定的救助义务，但其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各国的刑事立法成果中。因此，笔者所探讨的大陆法系侵权法上救助义务的规定，属于广义的，不仅包括民事侵权立法，更多的是指刑事侵权立法。

一、大陆法系侵权法上救助义务的确立与发展

（一）大陆法系侵权法上救助义务的确立

大陆法系源于古罗马法，是罗马法律制度的忠实追随者，因此，罗马法中关于“好撒玛利亚人法”的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或许是因为受到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所倡导的“毋害他人”的消极待人原则的影响，古罗马法是古代法中为数不多的不见一般救助义务制度的立法范例。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者们的立场选择，使得曾经关于救助义务的立法盛世一时间在各国成文法中不见了踪影。

欧洲大陆一直以来视基督教为精神食粮，欧洲人因此非常信奉基督教的教义教规，对上帝耶稣的教诲悉数听从，他们都会从内心深处想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实施救助。中世纪欧洲由于长期笼罩在宗教神学的统治之下，政治与宗教已然融为一体，政教不分的后果便是宗教入法。客观地说，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任何现代意义上法律秩序的形成都相当艰难。在早年的欧洲社会，基督教创造了慈善，国家不介入慈善事务。慈善事务的意义绝非是为了惩恶扬善，而是激起人们隐藏在心中深处的怜爱之情。正如孟子所言“人天生就有恻隐之心”，但事实是，并非每个人都能通过实际行动去救助那些落难者。基督教通过慈善死后能够升入天堂的教义教规，培育着人们内心的慈善动力。

直至欧洲文艺复兴爆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了，从法国开启，一时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是启蒙运动中针对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统治而倡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早期的启蒙思想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思想来反对君主专制，为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基督教渐渐丧失了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国家取代了宗教再次成为社会的主导者。然而，在“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思想中，自由是最重要的，而博爱则被排在了最后。透过启蒙思想家革命时期所提出的口号，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绝大多数欧洲法学家坚持反对救助义务法定化之端倪。因为，法律上对民众课以积极的救助义务，不太符合当时“自由优于博爱”的社会思潮要求。①因此，1810年《法国刑法典》中并没有出现有关一般救助义务的法律条款也一点都不出乎人们的意料。

欧洲大陆最先向人们强加法定救助义务的是1751年巴伐利亚地区。由于该地区法律规定的救助义务适用对象仅针对国家受到外来侵犯时，因此，该制定法中的救助义务实属公民在公法上的基本义务，并非市民社会成员要负担的私法义务。那么，在欧洲的近代刑事立法中，究竟是谁率先迈出了救助义务法定化的第一步呢？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其首先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标志为《俄国刑法典》第988条关于“见死不救罪”的创设。由于该罪名只适用于基督教徒，故有关救助义务的问题需要交由教会法庭裁决。透过第988条的字面含义，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教会用刑事制裁的方式执行《圣经》教义教规的坚定决心。隐藏在政府背后的教会，正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动着官方立法，进而去保护那些需要救助的人们。也许有人会发出质疑，宗教入法的状况为什么会出现在俄国而非法国？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19世纪个人自由主义的观念对俄国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博爱压制了自由，绝非是因为俄国立法思想比其他欧洲国家先进。

（二）大陆法系侵权法上救助义务的发展

进入近代之后，福利主义体制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国家开始取代教会成为慈善的干预者，真正意义的法律秩序开始慢慢形成。尽管思想启蒙运动在欧洲人的心中已点燃起自由的火种，但其个人主义底蕴远远不及普通法国家那么强烈。长期以来为欧洲人私人自由撑起一片蓝天的力量就来自于教会。如今，教会已在与国家的较量中从至高无上的位置败下阵来，福利国家开始介入慈善生活，由此在法律上为欧洲个体提供自由空间的支持力量彻底消失。人们普遍认为，慈善已完成从教会管辖到国家管辖的转变，它不再仅仅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法律权利，不再是私人事务而属公共领域的范畴。据此，落难者当然有权利要求潜在的救助者施救，否则国家将会惩罚他们，受到伤害时也可理直气壮地对不施救者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继1845年《俄国刑法典》首次规定见死不救罪之后，救助义务问题开始渐渐地出现在欧洲大陆各国的刑事立法之中。他们较一致地认为，在紧急情况下不救助别人是一种罪过，属于刑事犯罪，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进入20世纪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许多国家都通过确立“见危不助罪”来实现救助义务的法定化。经过初步统计，在欧洲41个国家和地区中，有超过20个国家规定了见危不助罪。②当然有些欧洲国家会采取类似于普通法的做法，坚持法定的救助义务只限于有特殊关系的人之间，法律并不会课以救助陌生人的义务。也许有人会说，欧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程度是导致较大规模出现见危不助刑事犯罪化立法趋势的动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经济并不算太发达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立法，如《泰国刑法典》第374条、《越南刑法典》第102条、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刑法典》第194条等。③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大规模地介入救助问题，是源于几股不同力量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是这一时期法律本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救助义务法定化集中出现的时期，恰恰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开始激化，社会问题开始突出，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成为立法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随之带来的便是法律本位的改变，法律由原先的个人本位开始向社会本位转变，立法开始淡化个人权利与自由，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上。其间，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盛行即是最好的明证。由于此时大陆法系国家崇尚社会本位，因此，当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安全发生冲突时，他们更愿意顾及社会的整体利益，当合同法的价值与侵权责任法的价值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为了实现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会牺牲合同法的价值。欧洲大陆的立法者为此在法律上为社会成员设计了大量的作为义务，从而在制定法上形成了鲜明的价值导向。

其二是道德与法律的融合。曾经严格区分道德与法律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遭到了众多法学流派的摒弃。该变化至少为实现道德向法律的嬗变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长时间以来一直坚守对他人实施救助纯属私人道德范畴的主张，开始慢慢地松动甚至出现了转向。对道德与法律融合，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富勒和德富林。作为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他从法律的内在道德和法律的外在道德出发，强调法律的合乎道德性。④而英国著名法官德富林划定了法律应该干预道德和强制实施社会道德的界限，提出了“道德的法律强制理论”，⑤其思想主张直接为许多国家救助义务法定化运动吹响了前进的号角。在这些理论的推定下，社会主义道德强调利他主义，也就很容易在这些国家的刑事立法中修成正果。有些人可能会发现，救助义务不仅与社会主义道德存在高度契合，而且与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极其相似。

其三是德国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治的扩张。德国极权主义政治的扩张对法国刑事立法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由于法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因此其间接影响更是难以估算。在希特勒纳粹政权登台后，德国国内独裁主义思想急剧膨胀，为此，德国的救助义务立法在1935年后开始大幅地扩张，以体现其纳粹精神。按照极权主义思想的观点，任何违反道德或政治义务的行为都将是犯罪。为了满足德国人的这一要求，法国的刑事立法完成了从“无法定救助义务”到“有法定救助义务”的被动转型。所有人都清楚，狡猾的德国人想借此来保护其在战争中身陷困境的德国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废除了几乎全部被入侵时期的法律，而救助义务法幸存下来。究其原因，学者普遍认为，是因为其与当时盛行的社会连带主义思想极为相似。

二、大陆法系刑法典中救助义务立法例分析

纵观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中关于救助义务的立法例，我们发现，依据救助的方式不同，可分为报告的救助和亲自实施的救助，考虑到前者对行为人的付出要求较低，因此又被学界称之为“容易的救助”。依据对主体适格是否有要求，又可分为一般主体的救助义务与特定主体的救助义务。前者立法例较为普遍。面对处于危难中的受害人，一般主体是否要实施救助，长期以来主流观点一直都视它为道德调整的范畴，而非法律所要关注的对象。众多大陆法系国家呈现出反“主流”的立法选择，势必会对未来世界各国立法模式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一）法国

无论是1954年的法国刑法，还是1994年的法国新刑法，其间都有“见危不救罪”的规定。⑥与前者相比，后者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一是处罚加重。调整后的处罚力度，应是整个欧洲大陆国家最重的。即便依我国刑罚的标准，也已超出了轻罪的范畴，这主要是因为在如今的法国该条被赋予了打击不作为杀人犯罪的重任。二是救助义务产生的情景更广。它不仅包括犯罪，也包括意外事故以及自然灾难所导致的受害人的困境。

法国新刑法规定的救助义务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在救助方式上采取了严格的“必要措施”规则，并没有赋予救助者进行行为选择的权利。即便救助者向有关部门报告了受害人的困境，仍然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最为著名的判决就是“岳父不救女婿案”：⑦岳父在女婿落水后，没有向其直接递送救生工具，而是跑出去呼救，最终该岳父仍被法院判有罪，处以3年的监禁。（2）救助人对受害人困境的认知和对自己施救风险的认知，法院一般采取的规则是“理性人”的标准。比较典型的判例是：农民看到自家粮仓中有一位骑自行车的人倒在里面流血不止，误认为是强盗而没有去施救，最终法院判农民有罪。⑧救助过程中是否会对救助者本人或第三人造成风险，司法实践同样会依据一个理性人的标准去认定，不考虑潜在的救助者是否惊慌，也不考虑其心理是否脆弱等个体因素。（3）法国司法实务认为，救助义务不仅局限于在现场的人，还包括不在现场但知晓该情况的人。在救助义务法定化的初期，多数国家都只要求出现在现场的人提供救助，并不会对间接得知危险的不施救者进行处罚。后来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扩充性规定，或通过法条的扩张解释将不在危险现场的人涵摄进来。最为典型的案件是“医生拒绝出诊案”：⑨一名医生在家被请求速去酒吧救治因打架斗殴致伤的受害者，该医生拒绝出诊，伤者最终死亡，法院判定该医生有罪。（4）身陷困境的受害人在追究不救者刑事责任的同时能否追究其民事责任，成文法并没有规定，但法院的一些判决支持了受害人的诉讼请求。在“岳父不救女婿案”中，法院最终判决女婿从岳父那里获得25000法郎的赔偿。理论上支持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源于刑法上作为义务即民法上作为义务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法国追究不救者的民事侵权责任一般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完成。如果潜在的救助者违反刑法上救助义务不成立的话，法院通常不会支持原告的民事赔偿诉讼请求，例如在“戴安娜车祸案”的审判过程中，法院驳回了受害人家属多迪的侵权损害赔偿要求，其理由很简单，就是几位摄影师并没有违反法国刑法中关于救助义务的规定。当然，在法国也存在有些时候即便不施救没有触犯刑法也追究其民事侵权责任的情形，此时考虑的却是不施救本身的不合理性。（5）法国成文法上没有规定救助者因救助受损可受害人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依据无因管理、默示契约和普通侵权获得救济。⑩

（二）德国

德国刑法典关于救助义务的规定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之下，与欧洲大多数国家放于侵害公民人身健康类犯罪的体例安排实属不同。大陆法系成文法中的刑法分则体系均是按照犯罪客体顺位建立的。德国刑法典的这种体例安排，说明在德国救助义务的法定化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安全。这种解读也解释清楚了德国刑法规定救助义务产生的情境为什么会如此宽泛，包括意外事故、公共危险以及共同危机的发生。至于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是否也属于救助义务的情境，条文规定的文字含义似乎并没有排斥，但德国刑法理论界还是反对将财产损失也纳入到救助义务中来，实践中也确实是这样把握的。德国刑法关于救助的方式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许多人推定行为人可不必亲自施救。在救助者是否需要出现在现场的问题上，德国成文法也避而不谈，理论上认识也不统一。仔细研读德国刑法323c后，似乎给我们一种感觉，德国法上救助义务的产生很难。导致产生这一感觉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德国法关于救助义务的产生过分苛刻的条件规定。一方面，救助者救与不救要取决于自己当时的情况，只有当救助者被期待实施救助时才会产生救助问题，这里并没有采用法国法中理性人标准。更为重要的是，潜在救助者的施救只要出现对自身会有实质危险或影响到其他重大义务承担的任何一种情况，均可不施以救助。如此一来，潜在的救助者若想免除自己的救助义务是相当容易的。因此，德国的救助义务立法出现了一个怪象：口开得很大，吃进去的东西却很少。

参见《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关于违反德国刑法上的救助义务，受害人能否要求潜在的救助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德国法院并没有采用法国的做法——违反刑法上规定的救助义务即违反了民法上的义务，因此，受害人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就难以成立。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和第826条的规定，受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来源有三：因过错不法侵害他人合法权利、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法律、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故意侵害。也许有人会认为，刑法中关于救助义务的规定就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中“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基于此，受害人不施救者也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事实却并非如此，违反刑事法律规范并不必然导致违反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如前所述，德国刑法中关于救助义务的规定是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来处理的，故其保护的法益绝非是他人的利益而应是社会公共安全。再者，德国学者针对不救助与受害人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有其独到的见解，这也是德国民法上违反救助义务产生侵权损害赔偿权的又一大障碍。他们中很多人都认为，不施以救助不应是受害人受到损害的原因，它只是让一个业已发生的损害继续而已。在面对此棘手问题时，法国人想到了19世纪近代民法所确立的“自己责任原则”。法国法院在灵活巧妙地回避了因果关系这一难题的前提下，为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寻找到了法律依据。因此，可以认为，德国人严格机械的做法，是导致其在民法上确立违反救助义务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要比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困难的重要原因。

德国法院试图运用古老的无因管理制度来解决救助者在施救过程中受到损害的赔偿问题，同样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麻烦。其一，无因管理制度只能适用于无法定义务情况下管理人与受益人的利益平衡问题。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人在施救过程中受到的伤害，只能另谋其他制度来解决。总之，德国民法对救助义务的态度，似乎更多地关注因道德层面的救助引发的社会问题。鉴于德国刑事立法早期法定救助义务仅局限在协助警察处理紧急状况的特定情境下，因此，无因管理制度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很大的适用空间。现如今德国刑法通过323c已建立起一般救助义务，但却没能引起民事立法的高度关注，以致于德国民法与刑法在司法实务中长期不协调。刑法与民法长期脱节带来的社会负面效果，应引起德国立法者的高度重视。其二，即便是无法定义务的施救者在施救中受到损害，通过原有的德国无因管理制度索赔也相当困难。众所周知，无因管理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法，其只针对他人财产的管理，除了极个别地方关注到出钱救助属于他人奴隶的生命之外，几乎不涉及对他人生命的管理。由于德国法严格继承了古罗马法中无因管理制度的这一特质，因此就为其日后处理救助义务问题埋下了许多尴尬。这让我们想到了西方《圣经》故事中的“好撒玛利亚人”，假设事后想要回自己的管理费用，他依据德国民法的精神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因为他所付出的一切都属于德国无因管理制度中所强调的自愿支付的财产性费用。当然，好撒玛利亚人若果真这样做的话，其人格魅力将会大打折扣，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西方社会广为传颂。相比之下，本案造成的是施救者的人身性损失，传统的无因管理制度当然是不会给予赔偿的。德国无因管理制度中关于“费用”的阐释，导致了产生“给施救人造成的财产损失可赔而人身损失却不能赔”的悖论。此等判决的出现严重刺痛着施救者的心，这种让施救者既流血又流泪的处理结果提醒人们认识到德国无因管理制度天然缺陷的存在，当然也开启了德国人对传统无因管理制度的反思。在后来的司法审判中，德国法院通过判例扩张解释管理人请求权中“费用”的内涵，将其涵盖至包括人身的一切损失。至此，德国民法在完成对无因管理制度改造的同时，也解决了施救者的损害赔偿问题。事实上，晚于《德国民法典》的1912年《瑞士债法典》即在立法上完成了类似的制度改造。

三、大陆法系民法典中救助义务立法例分析

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中关于法定救助义务的规定寥寥无几，从已有的为数不多的立法例中分析，我们发现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明文规定型;另一类称为隐形规定型，采取该种立法例的国家主要是后世学者在潜心研究民法过程中法律推理的成果，认知它必须通过对民法进行解释。当然，如此做法存在两个弊端：其一，民法典及其相关条文的解释问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并非所有人都能实现这一制度适用上的扩张。其二，通过解释来实现制度适用上的扩张，只能是适用个案的方法，其本身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而，在民法典上规制救助义务问题，比较理想的做法仍应是明文规定型的立法例。

（一）《葡萄牙民法典》

葡萄牙民法典关于救助义务的规定经历了一个由明文规定到隐形规定的转变。1867年《葡萄牙民法典》是公认的第一个在民法典中作出关于民事救助义务具体规定的私法。它在“与刑事责任相关的民事责任”题下的第2368条中规定了见危不救者的民事责任：“遭受暴力攻击且有权自卫的人可以向当时在场的人要求民事救助，但这种救助不会使救助人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为限；不愿意并且没有救助的旁观者应对损失承担补充责任。”结合《葡萄牙民法典》第2378条之内容，其所规定的救助义务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针对的仅是暴力犯罪的情景，并没有涉及大陆法系刑事立法中提及的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情形对受害人的救助问题。其二，特殊关系人为第一救助人。警察作为在职务上或业务上拥有特殊身份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顺序救助义务主体。只有当受害人无法向警察求助的情形下，潜在的救助者才作为第二顺序救助义务主体出现。据此立法精神，潜在救助者实施救助的方式应该是可自由选择报告或亲自施救中的任何一种。其三，救助主体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当时出现于现场并知悉受害人危险的潜在救助者，并没有无限地扩大至不在现场但通过其他途径知道危险的人。葡萄牙立法者认为，救助者在空间位置上靠近受害者是救助义务产生的必要条件。其四，不救助的免责事由，仅仅是对救助者自身有危险，并没有如多数国家规定的那样扩大至对第三人有危险的也可免除义务。其五，开创性地提出违反救助义务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性质为补充责任。

有人认为，《葡萄牙民法典》第2368条只规定不施救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并没有像法国、德国对不救助者追究刑事责任那样严格。由此得出结论，葡萄牙对救助义务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立法态度。笔者并不认为事实如此，因为《葡萄牙民法典》第2368条是置于“与刑事责任相关的民事责任”标题之下的条款，也就是说该条解决的是刑事责任追究过程中的附带民事责任问题。刑事责任的规定当属葡萄牙刑法典的职责，其间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归民法典调整。至此，我们也许才发现，在葡萄牙的国内立法过程中，运用刑事与民事配套解决不施救问题还算非常默契与成功。当然，倘若要用挑剔的眼光来看，这种刑民配套仍存在一定的瑕疵与缺陷。刑法上法定救助义务条款的执行，在民法上必然会产生如下一些问题：第一，刑法上救助义务的不履行，潜在的救助者是否要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第二，施救者在救助过程中，如果造成了受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失，是否应对此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第三，施救者在救助过程中，自身遭受到了损失，是否有人应对他进行损害赔偿？《葡萄牙民法典》第2368条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明确地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但却对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该法典的一种遗憾。时代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缓，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进行了改革，在第486条中用非常含蓄的方式继承了1867年《葡萄牙民法典》第2368条的精神。

（二）加拿大的《魁北克民法典》

《葡萄牙民法典》第486条规定：“基于法律或法律行为有义务实施一项行为而未实施的，如果还符合其他法定要件，单纯的不作为也导致赔偿损害的债。”该条的内容和精神类似于《澳门民法典》第479条。参见赵秉志总编：《澳门民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魁北克民法典》第1471条规定：“如一人前来帮助他人，或因非自利的动机为他人利益无偿处置财产，该人被免除对此等处置可能引起的损害的所有责任，但该损害归因于其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不在此限。”参见《魁北克民法典》，孙建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加拿大是采取联邦制政体的国家，其国内的各个省因不同原因分属于不同的法系。鉴于加拿大地处北美洲，因此，英美法系的传统在联邦立法和州立法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要更高些。但事实是，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些立法安排，加拿大国内并非熟视无睹而是采取传承与吸收的做法，如在其联邦刑法典中就尝试规定了特定条件下人们应对他人生命提供救助的义务。谈到加拿大国内关于救助义务的立法，不得不提及魁北克省的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第1471条在对待救助义务问题时，依旧没有摆脱无因管理制度的束缚，仍然认为救助他人与无义务管理他人财产是同属一类的问题。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该民法典采用英美法系的立法视角去关注施救者的后顾之忧问题，提出了除非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被救者损害，否则一律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则。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德国民法典》第680条的影子。对于《葡萄牙民法典》中规定的不救助会产生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问题，《魁北克民法典》第1471条本身似乎并没有涉及。结合1975年实施的《魁北克的人权和自由》规定，在对本人或第三人没有严重危险的情况下，人们负有救助他人的法定义务，有些学者认为，魁北克省的地方立法确立了每个人都有法定的救助落难者的义务，不履行该义务者应对落难者所受损害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由于加拿大魁北克省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立法传统，因此，在其立法成果中展现出大陆法系国家立法特质的一面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事情。但令人不解的是，魁北克省竟然是该国唯一规定不施救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省份。倘若魁北克地方立法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法定救助过程中救助人施救不当问题就更不应与无因管理问题混为一谈。它们同时出现在第1471条之中，无论是源于认识层面的问题还是技术层面的问题，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在刑法上都完成了“恶撒玛利亚人法”的制定，确立了人们应对他人承担一般救助义务的立法模式。但依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法理精神，履行救助过程中法定施救者和落难者所享有的权利，这些国家的立法尤其是民事立法几乎都没有相应的配套规定。由于“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缺失，势必会使人们在施救时产生种种疑虑与担心，进而严重影响到救助义务规定的法律实效。当然，也有一些国家试图在民法典中解决其中涉及到的某些问题，但由于其在宏观上欠缺刑民配套的整体把握思路，以至于许多时候的立法努力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而且在实务上也很难用。尽管法国民法典对此也没有规定，但法国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救助引发的民事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却是最深入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著名判例对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而，法国也就成为肯定论者最有利的支持者。

在刑法典中业已确立救助义务的这些欧洲国家，因其在司法实践上据此对不施救者提起的诉讼并不常见而遭人批评。法国人对自己国内相关立法适用情况的评估结果确实印证了这一点，法国法律中有关救助义务的规定在改变人们行为方式方面作用甚微，适用也甚少。事实上，欧洲立法者在起草这些法律的时候就仅将其定位为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让人忍无可忍的极端行为，视其为惩罚极个别恶劣犯罪的工具。或许有人会提出，针对极少数人适用而制定这些法律是完全不必要的立法，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立法资源与立法成本的浪费。但笔者认为，在现代风险社会，这样的立法显然有其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