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诘难何以消解

国内第一份针对家长群体开展的科学素质调查报告在京。报告显示，我国家长科学素质指数基本处于较好范围空间，有67.8％的家长认为科学家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职业，其次是教师和医生；家长最希望孩子长大后当医生，其次为科学家与教师。

在社会对学术腐败、师德和医德颇为诟病的当下，对此信息进行审视，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从本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即使社会对教师和医生群体有所非议，但是，家长最希望孩子长大后当医生，其次为科学家与教师。这说明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二律背反吗?难道仅仅是一种自利性的选择吗?

中科院政策所的调查报告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以来，科技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65.37小时，是国家法定工作时间――每周40小时的1.63倍，甚至有15％的科技人员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事实上，教师和医生所承担的工作强度和劳动强度与科学家相比并不逊色。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医生和教师遭受了社会的广泛非议呢?

笔者以为，社会的诟病主要集中在道德领域，也可以说是常常以道德目光对教师和医生群体进行审视，并且用道德的制高点来为批评寻求支撑。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并无不妥，因为师德和医德是社会道德底线的象征，二者的失守将带来社会道德的崩溃。正如孙美堂在《耻感、罪感和底线伦理》一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不是道德理想的失落，不是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泛滥，而是中国文化中底线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崩溃。

不过，问题的要害在于，与师德医德难以承载公众期待相联系的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单一地指责教师和医生并非公平，最起码有失公允。但是，这并不是说医生和教师就能放弃自身的道德责任担当，更不能说那些“见死不救”、收受红包及误人子弟等行为就不能谴责。

一方面人们把教师和医生归为对社会贡献较大者的行列，同时也希望子女从事教师和医生职业，但社会又对这些行业诟病甚多的矛盾现实，笔者以为，消解附着在二者身上的道德诘难应该提上日程。否则，社会将陷入尴尬境地。

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其名著《法律的道德性》中，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他认为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可以作为理想去追求；后者是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们的基本要求，是必须遵守的。我们确立的道德要求也应该有义务性和理想性区分，使人能够在获得低层次道德评价后，自觉主动地去追求较高层次的道德愿望。将为己利他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无私利他当做市场经济的人格保障，这样人们在道德面前才能从容选择。以教师为例，教师的崇高性和师德底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无论对教师个体来说，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二者都缺一不可，并且不能混淆。为此，应消除附着在教师群体上的“抽象”道德困境，把“作为人的教师”和“作为教师的人”进行区分。

社会贡献最大者的道德诘难何以消解?这的确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