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投资家的武训

如果武训缺乏商业才能，仅仅是一个乞丐，靠乞讨所得的一点点钱资助孩子上学，那他顶多是一个好人，怎么能成就大的义学事业？在笔者看来，武训办的，其实就是清朝末年的“希望工程”。

【为什么要批判武训】

武训毫无疑问是中国公益史上的伟人——平民教育的倡导者，兴办义学。凡是重视教育的对武训都非常推崇，尊其为“武圣人”。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连韩复榘也尊敬武训，建造了“武公纪念堂”。

但历史刚到1951年，武训就受到强烈批判。“”中，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竟在老师带领下砸开武训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焚烧成灰。到底是什么原因能使社会对一个今天看来完全不是坏人的人产生这么强烈的仇恨呢？ 曾经有一个历史时期，流行这么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1949年之前，武训都受到政府褒奖。以当时的观点来看，武训既受到封建政府和反动政府的拥护，那我们肯定是要反对了。

而且历史上武训为了兴办义学，与各方面的官员保持了良好接触。武训的第一所义学，是在当地一个举人帮助下建成的。当他的事业做大了之后，山东巡抚也给了很大的支持。最后连光绪皇知道他了，钦赐他一件黄马褂。此举是否阶级立场不够坚定、卖身投靠统治阶级？这在革命者的眼中，罪加一等。

在决定要批判武训的时候，带着一队人马跑到武训的家乡聊城，专门搜集武训的罪状，搞了个《武训历史调查记》。经过大概20天的田野调查，她有了重大发现，说武训有一条重要罪名——放高利贷，因此武训就是打着劳动人民旗号的地主资产阶级。定性是：“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晋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以我们今天的理解，这是反革命集团为了丑化武训的形象，刻意捏造事实。但我们看《清史稿》里记载武训“以所得钱寄富家权子母，积三十人，得田二百三十亩有奇”（ 武训将钱委托富人放债以图钱生钱，最后靠这些钱置地230亩），如果按那个时代的标准，说武训是资产阶级其实并不过分。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资产阶级。

【武训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武训就是一个苦哈哈的乞丐。确实，他的人生起点很低，是靠乞讨起家。但有一条历史事实很多人没注意，而这恰恰非常重要：在武训开始办第一所义学时，他就拥有了当地230多亩良田和几千贯铜钱。这说明他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有钱的人了。那么他是靠什么手段攒下了这么一大笔家业呢？

武训是苦孩子出身，原来连名字都没有，别人就叫他武七。他的第一桶金，毫无疑问是靠乞讨得来的。据载1859年，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 ，四处乞讨，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将讨得的较好衣食卖掉换钱，而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他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在行乞的同时，他还拣收破烂、绩麻缠线，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他还经常给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歌谣唱给主人听。当给人家推磨拉碾时，就学着牲口的叫声唱道：“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邮差，以获谢礼；表演竖鼎、打车轮、学蝎子爬、给人做马骑等，甚至吃蛇蝎、吞砖瓦，以取赏钱；将自己的发辫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以兑换金钱和招徕施舍。到了1868年，也就是10年间，武训将分家所得的3亩地变卖，加上历年行乞积蓄，共210余吊。一吊钱就是一千文，在清代中晚期大约相当于不到一两银子，光绪年间按粮食价格折算，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元人民币——这大约4万元钱，就是武训的“第一桶金”。

在当时，靠这些钱可以过上足够温饱的日子，但要兴办一所像样的义学是远远不够的。这就牵涉武训并不为大家熟知的另一面，那就是他杰出的商业才能和投资天赋。他懂得投资学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把钱藏到罐子里，埋在地下，钱就永远是那么多；只有把钱用来投资，才能让资本升值。虽然武训目不识丁，没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商业天才，甚至以今天的眼光看，说他是投资家也毫不为过。

到了1886年，武七已置良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到了1888年，他才花钱4000余吊，在柳林镇东门外建成他的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在此之后，他的名声才传扬开来，以后才有了士绅和官府的资助，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才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自己捐银200两，并赐名武训。

也就是说，从1868到1886这18年间，武训的资产大约增值了20多倍，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经营。在这18年间，武训取得的年度回报率大约在18%左右。这个大字不识的乞丐，投资业绩居然可以和巴菲特媲美。今天，我们有股票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各种投资途径。但在当时的中国，投资途径非常少，那武训是怎么进行投资的呢？

“股神”巴菲特说他投资的全部秘诀就在于坚持价值投资，也就是选择时机投自己懂得而且信得过的东西。武训真可谓巴菲特的知音——他也是这么干的。作为一个不识字的乞丐，武训了解最多的是什么呢？首先，他经常走街串巷，所以了解哪家人最近缺钱花，需要卖地，而哪里的土地位置和质量又比较好。所以他就在恰当的时机，吃进优良土地资产，买地置业。这就和今天温州商人炒房是一个性质。第二，他经常外出乞讨，见的人就多，消息也比较丰富。于是他就找一些比自己商业能力更强的人，并从多方面了解这个人的为人和口碑。如果这个人符合要求，那就把钱投给他，然后拿分红，相当于今天的股权融资和风投。就这样，武训把最初通过乞讨得来的钱越盘越大，最后成了很有经济实力的人。

虽然武训有杰出的投资眼光，但他投资的成功也依赖于自身的不断努力。据历史记载，有一次他去求当地一个杨举人说，您是非常有声望的士绅，而且办事靠谱，我能不能把钱投到您这里，挣了钱我拿分红。虽然史料没有明说，但我们大概也能估计出来，这位举人是一位投资有方的成功人士。一开始这举人说，你一个臭要饭的，我拿你的臭钱，有损我的声誉。这种情况下，武训就将姿态放得很低，在举人家门口跪了两天两夜，要求面谈。举人被他的诚意感动，请他进屋详谈。武训说，钱就像母鸡和鸡蛋一样，是能不断繁衍的。钱放在我这里，就一直是这么多了，但放到您这儿，就能再生出钱来。所以我想把母鸡放到您这儿，请您帮着下蛋。话虽如此，但两人素昧平生，人家凭什么就帮你理财呢？武训又进一步打动他说，我搞投资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孩子们能上得起学。我身份低微，要那么多钱也没用，只是希望孩子们能读上书，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交流之下，举人发现这乞丐虽然不识字，但还挺有见识，况且又是为了兴办义学，这才答应帮他理财。而且武训懂得分散投资，据说“积30人”，也就是投资了30家，他简直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金融机构来运作。

【慈善也需要营销】

武训的成功不仅在于会投资，而且在于他具有品牌营销意识。如今互联网微博兴起，一大批非常具有营销色彩的事件随之出现，并在微博上引起了轰动。其目的在于把个人诉求变成营销事件吸引眼球，引发支持。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千方百计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同样，公益事业也需如此，希望工程当时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徐永光找了楚楚可怜的大眼睛小女孩做代言有关。

营销最大的秘诀在哪里？今天的MBA教科书已经将它写了出来，就是品牌的差异化竞争。让别人一看你这东西就觉得特别，有什么事儿一下就想到你，就这么简单。武训从没上过MBA培训班，但他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营销的秘诀。武训后来已经非常有钱，但他还是把自己定位成乞丐，向大家募捐，这就是慈善营销。如果他穿着绫罗绸缎坐着八抬大轿去跟人说，哎，捐点钱吧，别人可能就不愿意。这样的营销手段使得他能在慈善界鹤立鸡群，甚至巡抚和皇要捐钱给他，他的营销就成功了。

如果武训缺乏商业才能，仅仅是一个乞丐，靠乞讨所得的一点钱资助孩子上学，那他最多就是一个好人，不可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有媒体报道天津的白芳礼老人，靠骑三轮车挣钱资助穷孩子读大学，20年间他前后捐了35万元，资助了300多个孩子，让人感动不已，被称为“当代武训”。但在我看来，他的精神和武训同等可贵，但才干确实远不如武训，因为他缺乏武训那样的商业精神和商业天赋。

在武训的时代，我相信各地也都有乐善好施的人，中国民间一直有造福桑梓的传统。但为什么只有武训能够做大做强呢？这在于武训是将“兴办义学”当做一项事业来干，所以他要投资，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使得事业能够不断发展。一个不识字的人能使有文化、有知识、有声望的人愿意为他工作，到他的义学当老师，说明他不仅有人格魅力，而且有组织才干。

所以在我看来，武训办的，就是清朝末年的“希望工程”。

【“”时的批判方式，如今同样存在】

武训有两桩事迹非常感人，但在今天看来也值得推敲：一是他坚持不娶妻生子。武训通过乞讨和投资赚了很多钱，结婚应该不成问题。朋友们也劝他娶妻生子，武训说我把钱用来办义学更重要。但后来调查发现，虽说武训没娶妻，但在当地有“姘头”，生活作风腐败，跟一个寡妇有一腿，还生了个叫“小豆沫”的孩子。二是武训在请当地士绅和义学老师吃饭的时候，自己从不上桌，说我身份低微，不配同大老爷们坐在一个桌上，我给大家倒酒端菜就好，以后孩子们的学业还要靠大家多努力，让大家很受感动，用心教学生。说，武训最虚伪了，表面上不上桌，自己躲在家里吃好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外衣，专门用来欺骗人民群众。

关于这两个事，我们可以说调查者心怀恶意，有丑化武训的倾向。但我倒是比较理解武训的所作所为——武训也是人，我们不需要神化他。将道德标准绝对化，要求每个人都是完全无私的圣人，否则就骂人家是资产阶级，虚伪堕落——如果以这样的标准评判，干脆谁都别做好事、别当好人了。

让人遗憾的是，“”时对武训的批判方式，在现在的中国同样存在。公众有时候对公益事业的从业者在道德上也存在不切实际的要求。前两年卢俊卿受到的质疑，其中有一条最强烈：他资助中非希望工程，是借助公益之名，进行敛财和搞。我们把这件事跟武训的故事一对比就很容易让人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都会受到特定社会习俗和游戏规则的影响。对一个人进行有罪或无罪判断时，一定要回到当时的社会情境中，作将心比心的体谅。如果批评卢俊卿的逻辑成立，那我们同样可以指责武训是以公益的名义敛财。如果武训不是挂起公益的大旗，就不会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和那么多的社会关系。他在商业上成功，也得益于他以公益的名义获得的社会信任。

对徐永光的批判也是同一个道理。他在当时受到的最大指责是挪用善款，从事“非法投资”。而事实上，慈善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离开投资。特别在一个通货膨胀速度很快的时代。比如有人承诺今年捐款一百万，在某地建一所学校，钱到账已是三个月之后，实地考察和设计又花去三个月，最后到市场上一看，建筑材料、人工都涨价了，这一百万已经不够建一所学校了。真正理性的捐赠者，也希望让善款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当时徐永光把青基会的善款用去投资，且不推究其动机，单从这个行为来说，和当年武训做的投资没什么区别。关键看他在投资过程中有没有猫腻，能不能摆到台面上讲清楚。

让我痛心的是，历史经过了100多年，中国人的认识又回到了原点，还在质疑怎么能把善款投资，这肯定是非法牟利。现在整个民间社会对慈善的认识非常情绪化，依旧认为做慈善的人就得以白芳礼老人为标杆，让自己喝凉水，苦得活不下去，然后还拼命帮助别人，这才叫慈善。如果有人在做慈善的过程中，自己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哪怕这种改善是在合理范围内，大家就可能说他是虚伪腐败。这种泛道德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在损害公益事业和弱势群体真正的福祉。

在精神上，我们要学习白芳礼老人。但若想真正把公益当成一项事业来做，还是要学武训——把公益精神和商业才干充分地结合到一起。

（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后、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