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还是接受

摘要: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随网络传播,迅速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知晓。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尖锐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冲击力的观点,对中国文学的执着;显示着独特的视角、认真而鲜明的立场,积极建构中国文学史的努力,以及在当下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顾彬;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语言

中图分类号:I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2-0024-01

将顾彬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相联系,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又在做花样文章。伴随网络而来的“垃圾论”热议已成昨日黄花。市场大潮下,物欲的追逐与消费让人们变得更为实际,“浮躁”情绪弥漫开来,不少人把文学的“边缘化”归咎于商业化大潮。世风影响所及,文坛不甘寂寞,时时众声喧哗,标新立异,网络炒作,制造热点,想重返“辉煌的八十年代”。

顾彬是以上热点制造中浮出水面的一位。因为他激烈的“垃圾论”批评姿态,引起争议。事实上,认识顾彬,更重要的应该是作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汉学家、诗人、文学史家,一位执着而严谨,长期从事汉学研究和传播的批评家、学者。

“文学史”是舶来品,历经本土化的吸收、转换、发展,至今成为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驾齐驱的文学研究三大重镇之一。已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且蔚为大观。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①的出现,恰好在文学史传到中国一个世纪后,文学史园地已“人满为患”,且文学史观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书写范式处于转型时期,文学史著作多达1600多部;顾彬文学史若不是有所创新,那就只能是落得个出力不讨好的结果。今天顾彬的文学史会带给我们些什么?这是值得期待的。中西文化上的不同,外国人写作中国文学史,其关注点必然有别于我们,这样就有不该忽视的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引起一场深刻的文学史观念和书写革命,在理论创新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显然的,文学史书写的困惑与矛盾一直困扰着当代文学史家。特别是“有一种自90年代时髦起来的做法现在更演变成了普遍行为,即压低那些国内乃至国际上公认的现代中国文学代表作家,同时抬高那些过去看来不太重要或干脆属于通俗文学的人物,从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到当代武侠小说代表作家金庸的范式转换在这里具有典型意味”②。这样的质疑没有道理吗?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新的文学史吗?“文学史焦虑”成为当下文学史领域的一个主要表征。出路何在?借用戴燕的一段话:当你迷路的时候,你不要老是去想到底怎么迷的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问路边的人,以后该往哪里走。在我们讨论自己的文学史理论和实践的今天,我想也不妨听从这句老话,试一试问道于邻人。③顾彬的意义即在于此。

从顾彬的文学史中,我们可以找到顾彬评价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些立足点:“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我有关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从《诗经》到鲁迅,中国文学传统无疑属于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化遗产坚实的组成部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却不了解这一点。但以貌似客观、积极的方式来谈论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却是无益的,这也与观察者缺乏应有的距离有关。评论一位唐代的作家比评论一位2007年的女作家显然要容易的多。”④顾彬的意思在这里表达的相当清楚:他对中国文学是了解的,是有发言权的;他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文学的;他是比中国当代批评家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即保持了应有的距离)评论当代文学的;应清醒的认识到文学大家是可遇不可求的,要敢于直面当前文学不景气的现状等等。

再以“语言”为例。顾彬在多种场合和著作中一再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自称“是唯一总是强调语言的汉学家”。顾彬对语言的发展有惊人的敏感,顾彬首先是一个诗人,诗人对于语言的敏感是天生的,所以他多次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就不足为怪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导论中,开篇论述了“语言和国家形成”的关系,第一句话“民族国家的产生同语言形成有一定关系”⑤。范劲认为顾彬“阐释以文本和语言世界为依归,却是新批评和德国内在美学的诉求”。⑥毋宁说是作为诗人和翻译家对语言的独特理解所致,顾彬认为“言文分离曾是帝制中国的一个标志。”⑦语言是顾彬洞悉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顾彬不止一次的提到“语言”问题,在中国汉学大会上发生过激烈的讨论。其中的内容很丰富,包括语言的污染问题,中国作家语言不好,古文底子薄,不懂外语……批评苛刻,是否过分?顾彬确实自己在身体力行,不但精通几国外语,在接受外来采访时还常常带着大辞典,随时查阅。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自我要求不该提倡吗?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都包含了顾彬的深切研究经验和体会,包含着来自不同语言状况的感受。西方文化背景,使顾彬不自觉地喜欢以比较的方式提出问题。他认为不会外语,失去语言参照系,是很有见地的。

如果抛弃掉那一点点所谓的“面子”,谦虚一点说,我们应该感谢顾彬给我们提了个醒。上世纪前半叶的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朱自清,叶圣陶,周作人等在语言上的造诣,特别对确立白话文的贡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们的成就更多的得益于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下作家、学者有几人能够达到他们的水平?当代语言能力的缺失,很大原因在于传统文学语言的根基不牢,并且语言在战争时期和时期受到污染;开放后,汉语又受外来语言、网络语言等的冲击,在创作上显现出表达的芜杂和苍白无力。因此,加强传统语言学习,继承民族语言精华,不容忽视。当下的语言发展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给作家创作带来了挑战,如何有效地使用母语,不仅是一个纯化文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象征。陈平原在另一层面上表示了同样的担心:“年轻一代学者的主要缺陷,不在于可能出现复古倾向,而在于学术上无根造成的漂泊感。”⑧语言在其本质上是文学的精髓所在,不重视语言最终导致的必然是文学的丧失。

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世界文学,顾彬的批评并不过分。我们不再是偏居于各自传统文化一隅的时代,而是时刻处于世界文化激荡的潮流之中,真正获得世界性文化视野,完全依赖于他人翻译的资料了解世界显然是不够的,懂得一些外语,确乎有必要。也许有人会说古人不懂外语照样写出锦绣文章,我想如今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博古通西”的作家也许会有更大的发展。试想一个驾驭不了母语而又不通外语的写作者将靠什么去征服读者?语言是作家学者的主要工具,更是作家学者赖以表现自我的凭借,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顾彬对语言的重视,体现出一位汉学家兼诗人对语言的远见卓识、情有独钟。二十一世纪真正成为了“地球村”,时空的距离已被极大的拉近,互相交流会愈来愈频繁,文学发展不仅意味着要繁荣,语言之于文学的意义可能更重要的多,民族语言将关乎民族文化的生死存亡,并不是耸人听闻。

当然这里并没有要把顾彬当做医生的意思,问题的症结不在顾彬,而是我们自己,潜意识把西方当成了学习导师和超越对象。我们为什么就那么看重顾彬的批评?顾彬来自西方是不是一个原因?其实,拒绝一个顾彬不难,如何去接受应该更有意义。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从夏志清、马悦然到顾彬,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界及读者以“汉学家”标准为然的心态一直存在,这几乎成为文学界的“下意识”。⑨由顾彬现象反观自身,也许比批判顾彬更有意义,我们对顾彬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和所谓的世界文学的想象的批判,到底是要拒绝还是接受?我们的矛盾似乎是欲拒还迎。顾彬的言行和著作都只代表一家之言,他对中国诗歌的偏爱和对小说创作的“酷”评,即为一例。他的“洞见”和“盲视”也已为不少人谈论过,高兴的是,不再一边倒的议论本身已说明了我们在前进。

参考文献:

①②④⑤⑦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③戴燕.文学史的权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⑥范劲.形象与真相的悖论[J].文学评论.2009(04).

⑧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⑨张莉.传媒意识形态与“世界文学”的想象[J].文艺争鸣・新世纪文学研究.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