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的“思想解放”与昆明的“风险分析”

提及“思想解放”，笔者第一时间想起了一个看上去不太相关的“虚构故事”： 有一个总人口300人，拥有3个城市的国家。这一天，国家又将举行总统选举。参选者有两位：一位是昏庸的现任总统A；另一位是精明强干的竞选者B。

为了显示“大多数原则”，国家传承的选举规则是：选民们在3个城市分别投票，竞选出城市的优胜者，然后“三打两胜”确定国家统治者。人民从来都相信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一切毫无问题。

如此，很多年过去了，B始终没能当选，而A一直无所作为。

原来，这个国家的首都有220人，国民们几乎全部支持竞选者B。而两个小城一个有50人，另一个只有30人。所以，A一开始便把支持自己的人移民到了两个小城里面，以便赢得城市选举，从而最后当选。

后来，国民们进行了改革，全国人民一起投票，B顺利当选，带领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很像是一个现代版的“田忌赛马”，其实故事原型来自于博弈论中关于理性的界限和民主制度的设计。当然那不是本文的重点，令人奇怪的是：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很正确的东西，其实看上去未必如此。如同故事里面的选民一样，对他们而言，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呢？而一旦按照现实情况换换想法和方式，一切原来真的可以不同！

所以，伴随人类进步一直有“思想解放”这种武器，它可以开阔眼界、除旧革新，创造新的世界。

但问题不在这里。

4月14日，昆明市召开了“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此后，大家对“没有禁止都可以干”这一提法展开了又一场“仇和”争论。或反对、或支持，不一而同。

若把“干事业”比作写文章的话，个人觉得这次我们把事情的基调给忽略了。

仇氏理论的原意是针对“解放思想”的，要获得非凡的发展速度，就必须拥有非凡的思想谋略；要打破陈规陋习，自然需要坚定的革新勇气。问题话好说、事难做，一切行为都具有成本和风险，面对可能的成功或者失败，到底如何才能把思想进行“解放”呢？

此处，没有人会去怀疑“思想解放”的正确性，我们怀疑的，只是自己是否愿意去做，并且能否做到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讨论的话题便不再是“解放思想”本身，而成了“风险防范与收益分析”，做好了皆大欢喜，做不好又当如何？如此再往后，如果放大了对失败的“担忧系数”，很多时候我们便会重新选择沉默。

问题绕了一个圈以后重新回到了起点。人类的惯性总是默认当下，害怕变化。我们讨论了太多，担心了太多，主观上便不再觉得改变会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即使“思想解放”是必须的，但“没有禁止都可以干”似乎是危险的，一切该何去何从？

恐惧来源于未知！

这时候的人们看到了“风险”，却忘记我们一开始要做的，原来就是“解放思想”。

不过，“改革带来阵痛，得到意味失去”却似乎又是人人都知晓的常识！所以，仇和强调“不讨论，先做后说”，似乎为此做了一个折衷的注脚。

罗嗦了半天，其实无非想说“没有禁止都可以干”只是一个对“思想解放”的有力提法而已，媒体后来引用仇和的话强调所谓“可以干的”，都在“科学发展观”和“市场取向验证”之下也旨在为此证明。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太过关注表面的“风吹”，而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具体的“草动”上面。如同故事中的选民，在实践中明白了自身的问题并加以改变后，一切或许真的便会不同。

近期，昆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问责领导干部，创建软环境，被云南确定为全省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龙头，直至“没有禁止都可以干”。从中不难看出，一切的背后都在“解放思想”，都在努力挑战传统方式的极限和人们的惯性。俗话说“不破不立”，每一次革新都在同时传递阵痛和快乐。如此想来，正是有了这种“未知的恐惧”，我们反而更确信一段时间以后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