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战略转型

内容提要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的通道中。尤其是经历了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失衡对全球经济复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已经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以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应在认清全球经济失衡本质的前提下，充分认识自己的内外部环境，利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机会实现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转型。中国和印度同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将面临着较为严峻且不利的国际分工、贸易、金融和治理环境。两国参与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模式各有特色，也各有利弊，因而两国在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借鉴经验教训。

关键词全球经济再平衡新兴经济体国家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1-0026-07

一、传统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一词为IMF（2005）首次正式使用，意指个别国家拥有数量庞大的贸易赤字，而对应的贸易盈余则大量集中在其他国家。参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2005）作的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长期过程中如何起到持续的建设性作用？现有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的现实经验，可以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借鉴。

全球经济失衡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体现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和难以修复性。发达国家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的普遍思路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通过扩大国家负债来获得资金并直接注入金融机构，或购买其金融产品。汪进、尹兴中：《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新格局分析》，《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6期。以美国和西欧等发达经济体所代表的高消费增长模式和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直接决定了上述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很难从根本上得到削减，以美元为代表的世界货币贬值趋势总体上依然难以逆转，由此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经济格局还将进一步延续下去。而失衡问题给相关经济体所带来的经济结构问题将直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造成障碍。全球经济再平衡显得迫在眉睫，如布兰查德所说，保持经济复苏势头需要国内和跨国精密的再平衡措施。[美]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维持全球经济复苏势头》，《金融与发展》2009年第9期。

全球经济再平衡则是指通过各个经济体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协调、磋商与合作，从而解决全球经济中所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失衡问题（诸如贸易失衡、经济增长路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金融体系失衡等均在此范围内），进而促使世界经济增长保持相对平稳与均衡。刘航、赵景峰、吴航：《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及其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启示》，《经济学家》2012年第6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同国家在选择全球经济再平衡路径上有较大分歧。本文所持的观点为：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结构和既定增长路径使得其无法承担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任务，原因包括：1）在美国语境下，全球经济再平衡仅限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阶段，只不过是美国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并通过美元汇率变动实现双向套利的借口；2）美国不可能也无法改变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模式和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3）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扩大财政赤字和促进美元贬值的措施，其巨大惯性定势不仅无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还只能加剧世界经济的失衡。而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为新兴经济体实现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加速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会在其中承担重要角色。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由长期形成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所导致的，是传统的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和分工体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最大阻力来自于部分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所主导的、依赖的非均衡发展以及不平等分工和交换体系的传统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但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机制一时还难以从本质上得到改变。甚至，Cooper（2004）、Mckinnon & Schnabl（2004）认为失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是可延续的。

第一，在传统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空洞化与其他经济体的产业低端锁定并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FDI的国别结构经历了较大变动。2000～2011年，中国FDI利用额增长204.5%，印度增长779.4%，而美国和德国均为负增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并将非核心的业务流程通过离岸外包转移到境外完成，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产业空洞化不可避免。如2000～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4.7%降至10.1%。而发展中国家大量承接产业转移，可缓解本国资本要素约束，通过模仿创新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同时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其产业被低端锁定，国内产业高级化步伐被减缓。

第二，传统全球贸易体系中，发达经济体经常项目逆差与其他经济体受出口阻力困扰并存。由于发达国家已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因而为满足本国基本消费需求，必须依赖货物进口。2011年G7国家中的五个均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其中货物贸易差额较大。发达国家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倾向于对发展中国家设置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贸易壁垒。随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手段层出不穷，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不断涌现。如2012年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77起，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同时，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垄断地位、强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的低端锁定，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实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限制。这加剧了该国收支失衡，且不利于其产业长远发展和国民福利最大化。如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1990年为33.04%，2000年为32.32%，2008年为28.41%，不升反降。另外，发达国家一般采取严格的移民限制，割裂了国际要素市场，从而使本国劳务成本极高，增强了本国居民的国际购买力。刘航、赵景峰：《服务产品国际价值的转形和国际转移及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因而，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是客观必然的。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强化是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暂时结果，无法改变世界贸易体系的长期趋势。

第三，传统全球金融体系中，发达经济体滥发货币与其他经济体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存。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增长和就业，往往采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2000～2011年，美国的M0和M2分别增长了91.8%和84.9%，同期GDP仅增长52.5%，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幅远超过了同期GDP增幅。而以2000年为基期，2011年美国CPI仅为130.6，可见美国运用开放经济手段消化了很大一部分通胀压力。在现有世界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拥有大量顺差，积攒了巨额外汇储备。目前外汇储备量居前五的国家分别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巴西、韩国。尤其是中国，其外汇储备占全球总量30%以上。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世界货币优势，向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举债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目前美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债总计已超过10万亿美元，其中约30%由外国政府持有。

第四，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经济体实行双重标准与其他经济体缺乏话语权并存。世界治理体系是指维护世界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因而其治理结构也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国际经济事务的规则制定和争端裁决，都是由发达国家占有绝对控制地位的国际经济组织来完成。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机制是由会员国认购的股本决定。IMF重大决策必须有85%以上的赞成票支持，而美国就占18%，也就是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在世界银行成立之初，美国占有35%的股份，现在也还占17.37%。在贸易领域，WTO的作用也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讨价还价的场所，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足够发言权。尽管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并承认新兴经济体的地位与作用，新兴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和决定性有所提高，如中国、印度等在多哈回合中组成了“20国协调组”；G20峰会已经替代了G8峰会部分功能；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席位份额都上升至第3位等。但大部分争取更大发言权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G20峰会仍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与发达国家仍相差甚远，而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及模式差异较大，难以形成合力。

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

角色对比：中国与印度同样作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印度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模式有较大差异，印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和吸取。

1.两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对比

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较为显著，获得了丰厚的比较优势利益，但优势产业过于集中，产业结构和外贸产品结构矛盾突出。第一，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世界分工，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展现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目前中国FDI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在世界上排名均居第二。2011年，FDI总额占世界的8.13%，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9.93%，出口额占世界的10.4%。粗钢、水泥、化肥、棉布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的第一大、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也是美国和欧盟的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可见，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较深，中国已充分融入与发达国家垂直分工的生产模式。第二，中国的比较优势仍主要集中于密集使用劳动力要素的制造业部门，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在2006年之前，中国工业领域FDI占FDI总额的比重维持在70%以上。进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资企业购进原料、销售货物构成的。2011年在华外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1.1%。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总产值相差不多，但是增加值相去甚远。可见，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行业，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较低阶段。第三，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也相对落后。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占世界的10.4%，而服务出口额仅占4.4%，说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相对较弱，长期为逆差。这说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没有成功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与中国相比，印度具有更加高级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相对较高，但是存在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的问题。与中国长期以来突出强调第二产业地位不同，印度坚持第三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产业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一、二、三”向“二、三、一”的转变，而印度则经历了“一、三、二”向“三、二、一”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以服务业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模式。目前，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越印度，但是顺差额与竞争力等指标依然较后者大幅落后。通过数据的比较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从绝对数字来看，2011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额为-545亿美元；而印度则为183亿美元。从相对比重来看，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之比为1∶8.7，服务贸易相比货物贸易而言微不足道；而印度这一比例则为1∶2.8。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开始实施以技术为核心的资本引进战略，从而成功的规避了“比较优势陷阱”，进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了相对高端的地位。与中国的FDI大多集中于机械设备制造和房地产行业不同，印度所引入的FDI则主要集中于信息产业、金融产业以及通讯行业等。不仅如此，在服务外包领域，印度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接包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一。杨丹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后起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印度的经验及其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4期。尤其是计算机软件业的外包承接，显著地推动了印度软件研发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印度的产业模式也被认为过度超前，其自身也已认识到制造业发展薄弱问题，尤其是制造业外向性程度偏低。印度的制造业还未完全融入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其工业增加值、FDI和出口贸易远低于中国。印度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食品加工、纺织等）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商投资。于蕾：《中印对外开放比较——国际贸易与FDI的视角》，《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而且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市场开放度较低。而在人力资源方面，印度大约40%的人口为文盲，且多数均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劳动力优势难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2.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角色

在当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数额巨大，但顺差的国别、产业和要素来源分布过于集中，外贸增长方式有待转变。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拉动作用。2000～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对GDP贡献率由2%升至10%，外贸依存度由40%升至60%。中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为贸易顺差，1994～2008年顺差额从54亿增至2981.3亿美元。尽管2009年以来有所下降，但相对排名也维持在高位。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积攒了3.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这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生产优势和贸易优势已形成了有效互动，而且雄厚外汇储备能够帮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争取更多主动权。

但是，连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特别是顺差来源非常集中，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首先，按国别来看，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美国和欧盟。2011年，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顺差分别为2023亿和1431亿美元。在欧盟各国中，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荷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仅对该四国的顺差就占欧盟全部的75%以上。其次，分行业来看，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和低端机械设备行业。这些行业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来说，虽然属于夕阳产业，但是有较高的就业弹性，而且行业组织发展完善，内部工会力量较大。因而，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案件频发就成为必然。2010年以来，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大部分来自于美国和欧盟，且大多涉及纺织品、贱金属制品和低端机械设备等。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对外贸易结构更为合理，外贸规模增速也较为稳健，但是其市场开发程度依然不足，贸易政策较为保守，由此导致出口导向型战略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较为有限。尽管从总量上看印度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远不如中国，但是其贸易主体和对象的结构更为合理，因而相比中国遭遇了更少的贸易摩擦。2011年印度货物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占世界的2.1%、1.7%和2.5%，而同期中国的额度分别为9.9%、10.4%和9.5%。其合理的贸易结构主要体现为：第一，印度的出口贸易对于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较低。在其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投资额中，出口导向所占的份额均不超过10%。相比之下，在华投资企业的这一比重已经超过了50%。第二，印度的外贸产品结构更加合理。2000～2010年，印度最终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了8.05个百分点，同期中国则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印度的半成品和零部件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的大小和增幅都远低于中国。这说明中国和印度都在不断加快融入世界分工，且均处于相对低水平阶段，但中国对加工贸易的依赖更强。第三，印度的服务贸易发展更为良性。2002年以来，印度的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始终处于顺差，且连年扩大，至2011年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已经达到183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服务贸易逆差已经延续了十年之久。而且，印度服务业出口中传统服务业占比的降幅和现代服务业的增幅远超中国。第四，印度的出口目标市场更为多元化，国别集中程度较中国更低。

尽管印度的贸易结构相对更为合理，但其国内市场开放的程度仍偏低，对货物出口的鼓励促进力度远不如中国。印度的最高关税水平维持在高位（约为20%），远高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值（分别约为10.4%和13.3%）。Restall. H.， India’s Coning Eclipse of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3， 2006.虽然印度政府倡导出口导向战略，并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其毕竟要比中国对外开放晚十几年，且开放进程中曾一度经历过保守开放模式，直到目前保守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吴航、刘航：《中印参与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模式比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3.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角色

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中国存在着极为庞大的对外间接投资需求，但投资渠道过于集中，从而扭曲了汇率，导致国际储备风险增加。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保持着超高双顺差，从而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虽然近年来ODI增长不断加速，但是相比1000多亿美元的FDI流量，难免出现巨额的资本项目顺差。而且，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采矿业、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制造业的比重小，仅占ODI存量的6.3%。在间接投资方面，中国对外投资需求巨大，但由于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因而中国的对外证券投资渠道相对较为狭窄。虽然通过ODI，内地投资者可以进行海外投资，但这种管制性制度决定了投资范围窄、渠道集中。而且，对外间接投资的收益差距较大。截至2012年末，中国对外股本证券投资净流出1324亿美元，对外债券证券投资净流入366亿美元，可见中方投资机构将更多资金投向中长期债券，且境内非银行机构逐渐成为对外证券投资的主体，商业银行对外投资越来越谨慎。再加上中国的经常项目也处于巨额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则不难解释。大量的外汇储备形成巨额外汇占款，加大了基础货币投放，对中国国内形成巨大通胀压力。而且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债的形式存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1.2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外汇储备近40%。虽然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减持美债，但随后很容易显著反弹。而且，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以中长期债券为主。这就相当于中国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部门挣得的外汇，长期地转借给美国用以支持美国居民继续购买中国低端制成品。

印度拥有更加多元化的间接投资渠道，外汇储备的持有结构更加合理。但由于总体规模有限，难以对全球金融市场施加更多的影响。作为“金砖四国”之一，印度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底已居世界第六，达到了2629亿美元。最初，其国际储备以黄金为主要形式，外汇储备的份额相对较小，后来黄金储备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中国的这一比例。而且印度国际储备的净增加全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贡献，经常账户持续逆差、贡献为负。印度的FDI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中占比仅为13%，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构成了资本和金融账户余额的主要来源。王国林、许承明：《中国与印度国际储备比较分析》，《产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尽管印度的巨额外汇储备也是主要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但相比中国投资渠道更为多元。中国自1993年以来对美元资产持续为净买入，而印度绝大多数年份为净卖出（除1998～2001年）。整体而言，印度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更多表现出短期操作和自主灵活的特点。与中国相比，印度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为微弱。当然这也是印度能够采取短期、灵活的对外投资方式的主要因素。不过应看到，开放经济中的相对小国，既有好处也有弊端。这一特点所产生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印度能够藉由此规避外币贬值和外部政策对本国外汇储备所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印度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难以得到更多的话语权。而且由于印度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较中国更高，一旦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印度可选的对冲措施则非常有限，加剧了资本国际流动的不稳定性和风险。

4.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中国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用逐步增强，但被过分夸大，甚至被西方利益集团所负面宣传，不利于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形成。经济多极化是难以扭转的客观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其中重要一极。中国企业已逐步掌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技巧，胜诉率有所升高。中国政府已认识到，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必须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充分参与世界治理的需求也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数目大幅增加，对国际组织的贡献越来越大。2010年IMF改革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不足4%升至6.39%，列第3位。然而，发达国家中一些利益团体为了抑制中国发展，并让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过分夸大中国的作用。其实，中国的优势多是来源于其总量规模，而人均量非常低。而且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经济结构欠高级化、合理化。目前来看，中国仅以总量规模的优势难以胜任世界治理体系中的过多责任，而且还容易引发“中国”等反对声音。

相比之下，印度在国际上承受的阻碍与压力比中国更小，可采用灵活的经济外交政策，但其明显存在对西方大国的经济依附。印度在1948年加入GATT，也是WTO的创始成员国，还通过多哈回合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影响力，并在20国协调组和90国集团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2010年之后印度在IMF中的份额从2.44%升为2.75%，投票权比例从2.34%升为2.63%，排名从第11位升为第8位。世界银行也已考虑给予印度更高的投票权。然而，印度对外开放以来并未走上自主发展道路，更多地效仿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国民经济治理中的思维方式。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印度已经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发展惯性之中。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

三、新兴经济体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的制度供给

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有显著的粗放式和不协调特征，亟待通过改革创新来提高外向型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但目前这一优势已显示出逐渐弱化和消褪趋势。任保平、郭晗：《新增长红利时代我国大国发展战略的转型》，《人文杂志》2013年第9期。这一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化事实，“中等收入陷阱”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国家仍对旧的世界经济体系有路径依赖，在自发寻求新比较优势和增长点时易陷入困境。因此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必要的制度供给和政策引导是非常必要的。

1.构建优势要素的新投入机制

转变外向型要素结构、构建要素的新投入机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是尽可能地使原有要素优势丧失进程得到延缓，熨平其导致的出口与国内生产波动；二是寻找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构建以技术、资本、创新及制度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体系。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给投资者对称化的信息服务，给劳动者便捷化的就业指导，给要素买卖的各方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支持并扶持中介和咨询公司的创业与合法经营；从宏观层面上加快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投资、劳动关系等的法律法规，规避在要素投入使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及其导致的效率耗损。第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组织应为本国企业提供国际市场需求、投资经营环境和技术标准等方面的信息服务，鼓励企业独立或合作开展国际市场调研。第三，打破产品买卖中的部门分割和地方保护，大力促进内外贸一体化的实现，尽快形成新产品、高技术产品及新兴产业的相关产品的国内统一市场。第四，宏观核算外向型企业的隐含成本，使其显性化，规制出口贸易中资源与环境的隐含流。第五，促进制造业在国内区域间的梯度转移，使其为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提供更大空间。

2.构建目标市场的新布局和自平衡机制

发展中国家应区分不同贸易伙伴的实际贸易条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适合开展出口国家的出口规模，开拓其市场空间。尤其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中低收入国家有待新的市场开发，应重点提高对这些市场的出口份额，实现多元化的市场布局目标。

第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在出口中应大力开拓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充分利用区域性、多边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产品差异化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上开展竞争。第二，大力开发拓展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市场，通过政府援助、技术合作或基础设施建设来换取市场权利与份额，从而使本国能分享到世界动态整体发展的红利，实现全球范围的包容性增长。第三，在对比本国与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条件时，除了需考虑本国与对象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关系，还应注意到发展中大国内部的区域和行业差异，结合本企业及贸易伙伴所在的行业和地区以及所处的制度环境，来做出分工、贸易与投资决策。第四，适当运用产业调控政策来规范本国大宗商品进出口的市场秩序，注重同行业集中度低于本国的经济体开展贸易。

3.构建国际化经营的新增值空间

如果“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发展过度，则很容易造成东道国产品和市场集中度过高，随之容易引起贸易摩擦频发，贸易实际所得也难以得到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要想增强在品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则须实现新的进出口贸易与国际化经营增值模式，促进各类贸易方式协调均衡发展，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

第一，新兴经济体国家应辩证认识FDI和加工贸易的母国（通常为发达国家）动机，培育有利于本国整体利益提高的新引资增长点，实现吸引外商投资充裕要素的高级化。第二，提高加工贸易在本国的增值幅度，延长国内产业链，增强中间品投入关联，从而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主体结构应以民营企业为主，组织方式应以自主型企业为主，生产方式应以清洁化生产，贸易对象应以内外销并行。第三，协调各类贸易方式的自主发展，公平使用出口退税、研发补贴等产业政策，实施贸易环节便利化、贸易促进常规化、贸易平台高资本化的新战略。比如，应探索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商务平台的经营模式，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使贸易服务环节（如贸易金融）由境外公司垄断的现状得到改善，强化对国际化经营中设计研发、国际物流等的扶持和投资力度。同时，应加强对中小企业（包括小微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渠道引导、信息提供和政策倾斜。第四，加大对与贸易相关的ODI促进力度，完善驻外机构的商务服务功能，建设海外经营分销网络。

4.构建外向型经济收益的新分配机制

对发展中大国而言，如果未优化调整开放型经济收益分配格局，即使提升了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收益，也可能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根本目标相违背，同时可能阻滞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外向型经济收益分配应实现区域公平、城乡公平等。

第一，发展中大国必须使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中的短期行为得到合理规制，避免出现“有规模，无规模经济”的低效率垄断和贫困化增长。第二，推动外向型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国内区域梯度转移，实现贸易收益差距的区域收敛，尤其注重实现对外开放的空间优势重组和产业圈层升级。第三，有效预防政治腐败的普遍化，惩治官员的定向设租或创租行为，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就地转化，从而实现外向型经济收益的劳资公平分配。第四，平衡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集权制国家应尽量给予地方政府与其事权相对等的财权，保证工业用地在农地向非农用途转换中占有一定比例，监督并满足中小企业的用地需求。

5.构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新模式

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欠发达经济体，要想在世界分工与价值循环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并获得收益，必须始终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在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努力克服经济依附性。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需要进一步强化世界经济治理中的参与能力，争取更多国际经济合作的机会，努力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机构（如WTO、IMF）的改革，通过合作与对话的方式争取实现原有经济体系的调整，从而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