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终结代耕农部落

5.19冲突

2004年5月19日，当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的拆迁执法队准备上合村尖岗山信宜代耕队棚屋时，受到坚决抵制。

这已经是深圳代耕农部落与当地有关执法部门的第四次冲突了。

为什么信宜代耕队要屡屡“阻击”政府组织的强制执法行动呢？代耕队农民陈述说：我们是根据1983年经双方乡镇政府（公社）认可的承包土地合约来这里耕种的，在这里耕种了20多年，也建房居住了20多年，与信宜老家早已失去联系，这片土地已经成了我们栖身立命的唯一依靠。如果失去了这片土地又没有合理安置，我们将生活无依，流离失所，给社会的安定繁荣增添不安定因素。根据1995年3月11日国家土地管理局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和广东省政府有关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政府应认真解决好我们的居住地问题。

对此，新安街道办负责人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原属上合村的尖岗山片区土地已征为国有，代耕队必须拆迁，政府已对他们给予了青苗补偿和拆迁补偿，但他们还提出无理的拆迁安置要求，政府无法答应。

代耕农部落的由来

信宜代耕队因为拆迁安置问题，按有关规定逐级上访，从街道、区、市、省直到国土资源部和国务院局，一路走到了头。但由于情况特殊，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为了探访代耕农部落的由来和现状，本刊记者到实地进行了采访。

据上合村老村长黄喜鹏介绍：1982年以前，这里的年青人一批批去了香港，大量土地没有人种，撂了荒，于是村领导根据上级指示，到信宜、惠东、陆丰、阳春、高州等5个县找农民来代耕。村里从信宜招来了平塘、茶山、白石3个队，后来合并成信宜代耕队（大井山队）。信宜代耕队分别承包了上合大队第一、第二、第三生产队偏僻荒芜的360多亩土地，与生产队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每年要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并给生产队、大队上交管理费。他们来时要办理边防证，交给大队办理临时户口和暂住证。他们刚开始都是种粮，后来才改种蔬菜，也种荔枝等果树，最初签的代耕合同是七年，后来一次次续约，至今20多年了。

年届七旬的信宜代耕队队长何流芳，在老家就是大队干部，是带领信宜农民来上合代耕的领队之一。他介绍到，信宜代耕队最早一批人是1983年3月15日到宝安进行垦荒种植的，仅开荒就开了3年，头两年都是借粮完成的国家征购任务。这些地原来种啥都不长，代耕农在这些土地上辛勤劳动，办了鸡场，改良了土壤，终于种上粮食、蔬菜。经过20多年的耕作，他们在原来荒无人烟、杂草丛生的荒地上，开垦出一片片的葱翠田野，并根据国家政策和当地市场的需要先后种植了水稻、蔬菜和果树等，为当地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代耕农到宝安20多年，年纪大的变老了，年青的结婚生子，很多家庭都有第三代了，现在全队有98户360人。因为常年在当地耕作，他们只得在当地搭棚屋作为栖身之所。由于宝安区经济迅猛发展，他们服从国家建设需要，先后两次搬迁易地重建住房。1995年在国土部门和上合村委安排指定的地点重建新村，帮助信宜代耕队划定地盘、依山建设、建成有序的一层层新房，总占地面积约28亩，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居住地。何流芳老人说：“我们这里要拆迁了，国家要建设，我们理解，要我们搬迁也没问题，但不给我们安置就无法理解了。”采访中，许多代耕农都表示，他们离开老家已经20多年，故乡的房子、田地都没了，回家根本无法生存，在深圳就业机会和生活环境比老家要好得多，家里有老有少，棚屋再差也是个家，举家搬迁谈何容易，为了子孙着想，更得留在深圳了。

二十一条与政策盲区

1995年3月11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 “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队长何流芳认为，他们居住的28亩地应该适用该条的规定，因此政府应该解决他们居住安置问题。

据了解，信宜代耕队现住地是种有荔枝林的山地，原属上合大队所有，经大队同意建村盖房，从未上交过任何费用。如果代耕队是一个正式建制的生产队，无疑适用该条规定，可是代耕队不是正式建制的生产队，但他们又具有某种集体性质。一是他们来时就是有组织地来的，二是上合村一直把各个代耕队作为一个个集体进行管理，这种非马非驴的情况如何处理，政策上并没有规定。

同样，代耕农自建房的性质也是一个政策盲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现行的有关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的各项法规尚未出台，代耕农自建房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合法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户口不在当地，至今没有办理任何合法手续，这种自建房的性质认定，也是一个政策盲区。

对于代耕队的现状，记者采访的有关各方都表示非常同情，但对他们的要求，都表示无法解决。

上合村1700多人，原来有水田3000亩，旱地2000亩，山头还有几千亩，已征走1万多亩，剩下最后一片现在也被征走了。上合村支部书记黄锡安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村民都要改成居民了，他们不走怎么办？政府能给予安置当然更好。他们出来20多年了，老家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很同情，但我们村里现在除了水源保护区的1000亩地和几个山头之外，其余的全被国家征用了，的确没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宝安区国土分局采访时，该局征地办副主任赵立告诉记者，根据深圳市的规划，上合村这一片3000多亩土地，要作为广深高速公路的配套工程和尖岗山居住区被国家征用，国土部门主要负责征地、补偿问题。信宜代耕队的青苗补偿费、附着物拆迁费120万元已经发放到位，阳春代耕队200多人则拒绝领取，这两个代耕队的问题局里已经向区政府打了报告。对于代耕队要求安置问题，赵主任一再申明，对他们的处境，个人非常同情。由于代耕队在广东省比较普遍，处理办法各地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安排入户，解决了宅基地，深圳市目前还没有政策规定，国土部门只能按当地的政策办事，除了补偿之外，没有权力做规定以外的任何事情。

新安街道（从原来的西乡公社分拆出来）赖处长接受采访时表示：“信宜人是1983年最早来的，在感情上我们是很同情的，他们曾层层上访，我们也与他们座谈过，他们要求安置，我们街道没有这个权力。对国有土地，我们街道没有规划权和土地使用权；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归村里，街道也没有权力。”

出路何在

代耕队是特定地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符合各方利益，也得到社会广泛公认的。如果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珠三角地区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就不会出现有组织的代耕队现象。当地政府要求各村各队招引周边贫困地区农民有组织地进来垦复耕种，既保证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增加了村队租金管理费收入，也为代耕农民找到了比老家更好的生存之路，应该说各方都得了益。因此，对代耕队这一历史事实应该给予肯定。

由于经济发展，宝安吸纳了200多万外来人员，而代耕农不过几千人。他们在遍地机会的深圳20多年一直坚持种地，甘于奉献，是发达地区最贫困的弱势人群。

代耕农的居住是一个特殊问题，应该特殊对待。一般的外来人员不可能自己建房居住，而代耕队现有棚屋是自建房。他们自建房的历史还长达20多年。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现在要拆迁了，是否应该考虑到这种特殊性呢？深圳市、宝安区在征地、补偿方面是按政策、按程序进行的，当地村民和代耕队对拆迁、补偿也没有异议。产生矛盾的原因在于涉及代耕队安置这一特殊问题，而且这一次拆迁是代耕队终结性的一次拆迁，双方都已无路可退。政府方面试图以强制拆迁的办法解决问题，但遭到了代耕农的激烈抵制。据宝安区农业局张局长介绍，区政府不是没有考虑过信宜、阳春代耕队的问题，而是多次开会研究，终因害怕连带效应而没有拿出政策措施。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和外来人员是人口的主体。宝安是个老区，本地人口不过30万人，而暂住人口高达150万人。上合村现在仍有5个代耕队，1000多人，宝安区估计达数千人，整个珠三角不下数万人。据了解，宝安区每年用于省内挂钩扶贫的资金即达数千万元，而代耕队就在当地，收入低、居住差，拆迁后更是无家可归，从扶贫的角度，当地政府是否可以给予他们一些必要的帮助呢？美国7年可以拿绿卡，国内有的城市8年可以入户口，代耕农部落在当地居住了20年，是否也可以允许他们入户？

代耕队的居住地和自建房的所有权问题虽属政策盲区，但我们相信，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可以研究出一条可行的解决之道，终结代耕农部落的尴尬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