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幽默尴尬人

王跃文简介

1962年生，湖南溆浦人。198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现已离开政府机关，成为一位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大清相国》；小说集：《官场春秋》、《没这回事》、《官场无故事》、《湖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王跃文卷》、《王跃文作品精选》、《王跃文自选集》、《官场王跃文》、《漫天芦花》、《天气不好》、《今夕何夕》。散文随笔集：《有人骗你》、《我不懂味》。

记者：人言王跃文真诚、坦荡又“好玩”，然而您的文字透出幽默。您以为写小说、写杂文的自己有怎样的个性?

王跃文：真诚、坦荡、好玩，这同幽默并不矛盾。

我的性格大抵是宽厚随和，注重“不欺”二字。不欺天，不欺人，不欺己。了解我的人都说老王这个人看起来很柔，骨子里其实刚得很。我在生活中的确笑口常开，最不愿意得罪人。但我做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违背这个都好说。用孔夫子的话说，就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我原本是个很容易愤怒的人，但这些年平和些了。我不会为身边琐事愤怒，总为一些在别人看来同我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愤怒。比方几年前，有个亚洲国家因为连年灾荒，饿死了很多老百姓。但这个国家的代表团在同邻国讨论接受国际援助时，竟然因为固守他们可笑的政治立场而愤然离席，中断外交谈判。我在电视里看到这则新闻，气得摔了茶杯。自从过了四十岁。我性子缓和多了。不光是年龄原因，也许是想通了很多问题。

记者：您在幼时经历了苦难，家庭因时代饱受摧残；自小母亲给您的家训就是：紧闭口，慢开言。这样的幼年时光给您后来的成长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跃文：苦难使人早熟。我越来越不愿意谈论我的过去，特别是没有多少快乐的童年，像个祥林嫂似的。我的童年比别的孩子少些温暖和安全感，自然而然就会怀疑这个世界，用不同的眼光审视周遭一切。别的孩子天真无邪，百无禁忌，我却过早地知道有些事是不能做的，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举个例子吧，我很小的时候，总听说“一九四九年，春雷一声震天响，东方出了红太阳。”我们乡下八九岁左右的孩子都以为解放前天上真的没有太阳，就想像那时候大家出门不都得提着马灯?多不方便!本来是很多小孩子在一起说这事儿，传到老师耳朵里去，却都是我说的了。好在老师还算厚道，没有打我的“反革命”，跑到家里告诉我的父母，要我今后再也不要讲反动话，这是讽刺“红太阳”。于是，我从此谨慎，说话很小心。比如，煤油不能讲成洋油，不然就是崇洋；肥皂也不能说成洋皂，不然罪名同样是不爱国。可老百姓讲洋油、洋皂的照样很多，我却很小心地忌口。

我们乡下有句土话，叫“肚子里行事”，意思是说凡事放在心里想。我知道自己不能像别人那样自由地说话和做事，就从小学会了埋在心里想事情。这种情况对人的性格是很压抑的，但对一个作家的成长也许有好处。

记者：创作来源于生活，您的官场生活想必是您创作素材积累的时期。在您仕途得意时为何还在创作小说，并最终退出官场?这是常人不可理解的。您说自己是个尴尬人，这尴尬二字描绘了怎样一种心境?您因何处于这种境地?

王跃文：我刚参加工作时，还有自己的从政理想，打算好好干，不敢说轰轰烈烈，至少要做到问心无愧。但是，大概从三十五岁开始，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官场讲究功夫在诗外，我没有任何诗外功夫。衙门越大，有些人越让人看不透。我慢慢意识到自己高看某些人了，觉得自己很幼稚。我当时虽然没有离开官场。但只把这份工作当就业。这时候我已知道自己不适合在官场里混，更加专注地开始写小说。我三十六岁时，出版了《国画》。这部小说的出版，对我的人生有里程碑意义，它宣告我最终将同官场告别。

我曾在一部小说集里说自己是尴尬人。人在官场而写官场题材的小说，怎能不尴尬呢?我如果采取伪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作，那就不尴尬了。可我做不到，那种小说发奖金我也写不出。我不具备那种才能，有些作家在这方面很有才。

记者：有人对您的作品提出质疑，“看了你的《国画》后，感觉‘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官场上下都是一些流氓政客阴险小人，道德沦丧精神颓废麻木不仁，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作品中过于夸大社会的堕落和麻木，过于夸大人性的势利和冷漠。”对于这样的态度，您怎样看?

王跃文：提出这种质疑的人，要么是天真，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虚伪。难道现实的严峻他们不知道?难道他们生活在真空里头?我不但没有夸大现实中的负面东西，反而是有所节制的。看看媒体上不时报道的官场腐败案件，简直恐怖!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报道这种事情也是很节制的，新闻有纪律!有节制的报道都已骇人听闻了，那么真相呢?当然，文学作品未必就需要把生活真相原原本本呈现出来。

记者：在您的小说、杂文中，对一些人物的描绘，往往直达内心，更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您认为现在国人的哪些心理特征，属于国民劣根性的范畴，是亟需校正的?

王跃文：这个问题我一时回答不出来。但说到国人的劣根性。应该说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想起来简直有些痛心疾首。我觉得目前国人最需校正的劣根性，就是公民意识薄弱。比如说，我们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消极、负面现象，太有容忍心了，只要不侵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只要不让自己有切肤之痛，都可以视而不见。这就是公民意识不强。再比如，有的人今天还在抨击别人，明天自己坐上权力宝座马上就开始坐收权力红利。

记者：有报道说您盛赞袁隆平，这种情感来源于什么?

王跃文：我认为袁隆平先生是中国近几百年来最伟大的人物，他和他的助手们直接拯救了中国老百姓。我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太知道饥饿是什么味道了!我有个未曾谋面的哥哥，妈妈说他在“吃食堂饭”时，成天衣兜里揣着饭勺，睡着了都死死抓着不放。哥哥当时只有几岁，饥饿让他意识里只剩下那个饭勺。刚刚“下放食堂”，我这哥哥就不幸夭折了。当时我还没有出生。小时候见妈妈只要说起我这个可怜的哥哥，就忍不住泪眼涟涟。等到我记事的时候。虽然不像早夭的哥哥那样苦，但仍是吃不饱的。袁隆平让我吃饱了，我感谢他。我曾经写文章称袁隆平是中国真正的神农氏，他的功绩可传千秋万代。曾在十几年前，湖南曾有老百姓自己出钱在家乡为袁隆平塑了像，这是老百姓真实感情的朴素表达。有的政治人物只给他们的政治集团带来了利益，给百姓带来的却是灾难。

记者：小说家的杂文有其特殊性――情节引人入胜、形象性强，可读性征服了众多的读者，如王蒙、李国文、谌容、蒋子龙和您的作品。请问您在杂文创作中如何得益于小说家形象思维之长?

王跃文：我写杂文也有故事和情节，甚至有心理描写和人物对话。但这都不是故意为之，也许就是小说笔法的自然流露。我不知道这是长处还是短处，也没考虑过杂文到底应如何写。我也没有专意经营杂文，只是共之所至，有话想说。我写作的思维定势就是形象化，只要提笔脑子里就是形象、故事、情节，但同写小说稍有不同的是杂文里的形象、故事、情节往往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有人看了我的杂文，觉得根幽默。不是我这个人幽默，而是生活本身太幽默了。有批评者说中国作家不具备幽默感和荒诞感，其实中国的现实太具幽默感和荒诞感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杂文，题目是《中国天天感恩节》，其实照着这个路数，还可以写一个系列：《中国天天愚人节》、《中国天天万圣节》，等等。我有时候看各种媒体的新闻报道，真感觉天天在过愚人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