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中国”之隐忧

生活，有时，不过是声音的汇集。每天，我们进入，或是逃离。

单位身处闹市，车水马龙，颇为嘈杂。边上是一个公园，清晨，我去公园散步，须先快速跑过公园的广场――广场舞的歌声和鼓点，和制造它们的大妈们，如色块斑斓的冲击波，已经把周边的房价，打压得抬不起头来了――因此，跑的时候，我必须尽可能地，低着头。有时我跑到公园东首的寺庙边，听梵音缭绕，有时跑到公园西面的小学旁，听书声琅琅。某天，见小学生齐集操场，双手别在背后，高昂着头，用力背书：“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声音一如他们的队伍，整齐划一，铿锵有力。“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 小学生齐声诵读《弟子规》，童音清越，足以消弭广场舞歌声之凌乱。可是，小学生那恭敬的身姿，沉稳的腔调，与大妈们夸张的动作、放肆的音调，恰成鲜明对比。少年老成，老来天真，公园的空气里，不时激荡起两种时代的“最强音”。

曾几何时起，在一些中小学校，诵读《弟子规》成为时髦。晨间颂，午后读，日暮省；老师念，学生背，家长跟着读。严肃的，正襟危坐；夸张的，摇头晃脑；还有穿汉服，系红领巾，俨然如行为艺术。《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康熙年间一位名叫李毓秀的秀才所著。传统蒙学读物，以“三百千”为代表，《千字文》文辞优美，《百家姓》寻根问祖，《三字经》包罗万象，可谓是各有千秋。可为什么到了大清的康乾盛世，又弄出一部《弟子规》来呢？《弟子规》的作者李夫子这个人，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秀才，以教书为业。不过没关系，巴尔扎克说过，“时代比人更有趣”。康熙乾隆年间，是我国封建专制登峰造极的时期，是一个“华丽”的盛世，也是一个要靠最严厉的“规训”来维持的末世。因此，“弟子规，圣人训”这样的《训蒙文》，直接以“规训”的面目出现，是大有时代意味的。

《弟子规》在语言上，继承和发展了《三字经》的形式，三字一句，两句一韵。今天一些主张读《弟子规》者说，《弟子规》语言不错，通俗易懂，称得上是“诗教”。可是，你又见过有哪一首好诗，字里行间，是充斥着陈词滥调的说教的呢？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认为，大人教小孩，诗人教大人。大人要有“诗意”，才能去教小孩。《弟子规》问世后，作为蒙学读物，可谓是籍籍无名，直到最近几年才忽然流行开来。

既是“规训”，就要寻求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弟子规》的作者，显然深谙其中之道。李夫子以儒家学说为其合法性渊源，《弟子规》三百六十句，一千零八十字，借用《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有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话，铺衍而成。《弟子规》以“孝、悌、仁、爱”为核心价值，为“规训”蒙上一层合法神圣的光环。也许有人会说，《弟子规》讲“父慈子孝”，讲“兄友弟恭”，讲“谨而有信”，讲“亲仁爱人”，讲得很好啊，它所宣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诚然，《弟子规》所讲，你若一句一句拆开来看，似乎都有道理，比如讲孝顺父母，总不会有错吧。但是如果我们对《弟子规》不仅仅拘泥于“文义”，而对其进行“立法解释”的话，我们就容易发现其内在的逻辑和真实的意图了。《弟子规》，顾名思义，就是对“弟子”的规训，那么谁是“弟子”呢？弟子，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一个家庭中年幼的孩子，在中国古代的大家族中，年轻者对于长辈，皆可称“弟子”，或是“子弟”。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是“弟子”，巴金《家》里面的觉新是“弟子”。“弟子”是一个以血缘和宗法为身份连结纽带的特定形象，拟制开来，杨林的十三太保是“弟子”，袁世凯小站的新兵是“子弟”。《弟子规》通过对孝道的反复渲染，来强化这种私的身份关系，从而强调对以身份等级和人身依附为基础的父权宗法制的绝对权威，以及对这种权威的无条件服从。“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试想，如果今天的孩子受了这些教条的影响，那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何以发生？且不论这些教条与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就是离真正的儒家思想，也相去甚远。儒家强调“孝道”，但孝不等于对父母的无条件服从，“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相反，儒家认为，如果作孩子的一味顺从父母，陷父母于不义，那才是真正的不孝，“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如此看来，真正的儒家，是有不服从的传统的，这与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有异曲同工之处。《弟子规》故意断章取义地曲解了儒家思想的真义，是“小人儒”。“弟子”的另一个含义是指学生，在古代社会，老师与学生，师傅与徒弟之间，本属契约关系，但也被刻意转化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身份关系。尽可能地把各种社会关系，纳入到宗法身份中去，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如此，一切“服从”与“规训”，就都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了。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体制下，在家为弟子，在国为臣民，当官者为父母，作百姓的是顺民。即便是今天，在官场还流行着称领导为“老大”的现象，如果你不能和老大“称兄道弟”，那领导就要考虑“还能不能和你一起愉快地玩耍了”。《弟子规》以孝道开篇的真正用义，就是要从小培养服从身份等级、隐忍顺从的“愚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难怪某地拆迁办领导呼吁要“践行”《弟子规》，这样，“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规训，也就能很顺利地被“践行”了。

有人说《弟子规》是满清政府为在汉人中推行奴化教育而刻意编写的，我觉得这显然是上纲上线了。《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一个清朝的落第秀才，自然是申请不了国家课题，也没享受过什么基金的资助，《弟子规》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发编写而成的。李秀才科举失败，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可他却呕心沥血，写了一部为维护专制统治服务的《训蒙文》，那是那个时代的故事。而我们今天更要反思的，是在走出专制，走向共和已经一百多年的今天，在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迈进的今天，在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今天，在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已成为“共同的善”的今天，究竟是什么心态，使相当一部分教师和社会公众，对《弟子规》所倡导的顺民教育，依然津津乐道？是民众启蒙未完成的无知？还是师者庸俗智巧的偷懒？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没有把《弟子规》想得那么复杂，《弟子规》讲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小孩子就算是随便读读，也是有好处的，现在的孩子太调皮，让他多懂一点规矩没什么不好。现代社会多如牛毛的法律，不就是各种各样的规矩吗？比起《弟子规》来，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呢？”其实，此规矩非彼规矩，现代社会的法律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规范的作用，为的是保护“人权”，使人成为“人”。而《弟子规》里的规训，全是“义务”，对小孩子的起居、穿衣、走路等行为举止，待人接物的各个方面，做出最严格的规定，堪称史上最严厉的“小学生守则”。在短短一千来个字里，就出现过43次“勿”字，如果真按它的规定去做，人就成为“非人”了。我很怀疑，网上流传的某些学校的变态校规，如“男女生交往须五人同时在场” 、“男女生交往距离不得少于50公分”等，就是模仿《弟子规》而来的。

钱文忠先生在“百家讲坛”讲《弟子规》，一开始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说北京有一位派出所的所长，到辖区学校作法治报告，用《弟子规》作教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相信这个事件是有的，但至于“效果”，我表示很怀疑。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听这类法治报告，主讲的不是派出所长，就是看守所长。所长们把大盖帽往主席台一放，就开始讲青少年犯罪和监狱里的“故事”，中学期间，我听过不少“监狱故事”，却从未听过真正的“法治”。

今天，《弟子规》在学校的流传，可谓是花样百出，你搞诵读，我就来个吟唱。可以想象，李秀才之后，《弟子规》是被反复吟唱过的，童声纯真，一如雨滴清亮，音律一定是极美的。可淋落这雨滴的乌云，恰是阻挡启蒙之光的蔽日阴翳，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隐忧。一直到李秀才之后一百年，才有一个叫龚自珍的诗人，面对奴性十足的中国社会，忍无可忍，发出直抒胸意的怒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人的怒吼，自然唤不醒久病的梅树和亦步亦趋的“弟子”，而此刻，天边传来了鸦片战争隆隆的炮声。硝烟弥漫里，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然在火光中隐约闪现，但是，“一个幽灵”，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讲，“专制主义的幽灵，依然在中华大地飘荡”，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隐忧。

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社会，无论是老师让学生背《弟子规》，还是老板让员工读《弟子规》，都有一种虚无感。“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三次隐忧――“少年中国”虚化后，“弟子中国”之隐忧。

（作者单位：温州城市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