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必须保卫法治共识

重庆打黑中，辩护律师李庄因被自己的委托人举报而意外落马，法院迅速完成一审，判决其犯有“律师伪证罪”，处两年半有期徒刑。

李庄事件引爆了舆论，各家媒体持续关注，网上各论坛展开了近乎白热化的讨论，BBS上，一眼望去尽是“李庄”，可以肯定其热烈程度甚至超过将来审判文强。凯迪网络的负责人称：李庄事件中网民讨论之激烈，发帖水平之高，近年来所罕见。

此前有人将网上辩护双方分为“拥李派”与“倒李派”，或认为这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争。其实李庄事件之所以成为一个全民话题，在于本案撕裂了中国社会脆弱的法治共识，演变为中国法治之路的论战，对律师制度的认同成为导火线。据《华西都市报》1月12日报道，河南的一位普通商人上书重庆高院院长，质疑对李庄的审判，这背后是一部分人对中国社会法治进程的担忧。有意思的是同日重庆党委机关《重庆日报》刊发报道，否认李庄案具有“里程碑”意义。

李庄到底有没有意义？先分析―下李庄招人痛恨，甚至引起对律师界污名化的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律师伪证”罪，虽然是其唯一的罪名，但不怎么招人反感。

二是传说他是黑律师，用“潜规则”捞人，搞司法腐败，还有所谓“背景”的传言。检方虽未对此提出控诉，但这些“罪名”却引起公愤，这与其说是痛恨律师，不如说是痛恨公权腐败，律师成为司法腐败的替罪羊。

第三，李庄律师收费高达150万元，底层民众有着深深的刺痛感。他们本能地觉得传说中的现代法治与他们渐行渐远，觉得律师行业就是为权贵阶级服务，甚至连一些“意见领袖”，比如刘洪波先生也撰文称：李庄们不是“我们”，只有“黑老大”才能出得起钱，请律师“捞人”，免于一死，李庄们不会为平民卖力。至此，舆论空间里的法治愿景分裂了，知识分子的法治共识分裂了。

这种分裂背后是部分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对现代法治、司法改革的失望。因为现代法治注重严格程序、司法中立、专业化，势必造成程序繁琐、专业人员参与、维权成本增加，再加上司法腐败问题，造成目前的法治“阵痛期”，既难得到现代法治的公正，又没有了过去人治环境下的主动纠问、调解诉讼等的经济便捷。其实这种“阵痛”早在1970年前就有过，底层民众更认同解放区推行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而不是国统区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法治”。最近几年，被精英法治观压制许久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渐渐红火起来，其群众基础也是公众对于“现代法治”、精英主义的质疑。但我们愿意再走一遍回头路吗？

对于现实生活的失望，拼接上港剧美剧里夸张的无良律师形象，构成不少人心目中中国律师的脸谱，于是底层民众中本能地树立了一个“敌人”。正如有人所评论的，中国律师成了中国的“犹太人”，成为中国不公正制度的替罪羊，李庄案俨然被联想成德雷福斯案。律师这个阶层既没有多少体制内资源，也不招草根的待见，还喜欢高调曝光，据说还收入丰厚（虽然不少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上），更关键的是多多少少还不那么干净，真是中国少有的“发泄孔道”啊！于是怨气阴差阳错地落到了作为现代法治代表的律师身上。

在30年前审判“”时，就有了刑事辩护，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认定“律师是帮坏人说话的”。事实上，很多人是明明知道打黑（不特指重庆）会有“瑕疵”，甚至或多或少有些见不得阳光，但他们就是认同，甚至直言赞成“黑打”，因为他们相信“强人政治”远比精英法治、严密的制度更有效率，更值得信任。

我们必须从头“普法”，重申法治的共识，让公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相信：律师辩护“是个好东西”，法治“是个好东西”。这是如此困难，一如在制定《物权法》时，我们要传播一个理念：旁人比富人更需要法律来保护财产。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公权的错误追究，所以都有“被坏人”的危险。

律师的辩护也不是“钻法律空子”，而是严格监督司法机关的执法，防止其滥用权力。对于美国的辛普森案，至今甚至连中国法学院的一些学生也只看到“有钱人请来律师为自己脱罪”，而没有认识到严格司法程序是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公权失范的最大受害者是底层民众。

但目前中国的现实是：70%的被告人是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之下接受审判，其中绝大部分被判有罪。取证地点违法、程序违法、超期羁押等'只是程序“瑕疵？，不会证据。甚至连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也不完全排斥。我们就真觉得律师辩护是多么多余，多么“邪恶”吗？

重庆打黑的胜利圆满，不是以打掉多少个“黑老大”为标志，而在于重庆打黑能否促进中国的法治进步。是成为审判“”那样的法治启蒙，还是像1985年“严打”，饱受后人诟病？我们不希望看到重庆打黑之后，诞生一个法律虚无主义的怪物，所以必须保卫法治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