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同知济南考

人物生平研究，官方史传总是作为第一手资料，然而唐人李翱认为：“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故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或言盛德大业，远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殁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恶混然不可明……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①套用司法概念理解，“行状”大都是由当事或相关者“口供”构成的，如果史实对当事者存在有利或不利，则出现修饰、加工、侧重与省略在所难免。

而史传流传过程中，又存在编写者、评论者参与的问题，因为时代变迁、个人好恶而臆杜相杂，则后览者看到的很多局部可能已经不是事实的本来。

即便流传的本人书信、文集，或因遗漏、难言、伪托，同样会有侧重、讳避、修饰，又会反过来影响到传记编写与后来研究者。由于途径的不同，这样看起来貌似是“合证”，但源出一致，则只能是“串供”了。

当事人对于“案情”的回护，难免疏漏，案发当时碑帖、书信、诗文中的记录，未必能一一销毁，通过更全面的考察，筛除“串供”，我们还是有可能揭开迷雾，接近真相的。

赵孟至元“壬辰正月，进朝列大夫，同知济南总管府事”，到元贞元年“成宗皇帝修《世祖皇帝实录》召至京师”，历时三年，其间两上两下，备极艰难。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在其门生杨载为写的行状（以下简称《行状》）里似乎是加官进爵、飘然不就；《圭斋文集》收载了欧阳玄为赵孟墓所写神道碑，生平事迹部分则基本继承了《行状》内容，唯其子嗣部分所叙较详，殊可取；宋濂的《元史・赵孟传》（以下简称《传》）里韦哈剌哈孙的苛虐与生事一段略露端倪，而对于赵孟的丢官解甲则是含糊未见其辞。

由于这段经历不涉及赵孟仕元这样的热门论题，一些研究多是因循史传，“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②。王连起通过对《三希堂法帖・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暂名）的引证触及到了这段历史，惜资料不够全面，证史而未能正史③、④。

这段经历对赵孟之后从政道路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有必要专文详考。

一、力请外补

关于赵孟出知济南的原因及过程，《行状》写得轻松惬意，己意决遣：

（上）又尝谕公曰：“朕年老，聪明有所不逮，大臣奏事，卿必与俱入。或行事过差，或意涉欺罔，卿悉为朕言之，朕方假卿自助，卿必尽力。”公谢不对，自是稀入宫中，力请外补。

《传》更是加入了心理描写，运筹帷幄，遥执千里：

孟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外补。

有研究甚至据此进一步夸张：“赵孟在仕途接近巅峰的时候，选择了激流勇退，力请调离大都，外补为官。”

其实，赵孟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掌握命运的能力，不仅不可能接近巅峰，反而是从一个低谷走向另一个低谷的开始。陈爽从南人整体失势的角度间接地注意到了以上两种描写存在问题⑤：“大批官员由于与桑哥的关系受到牵连，一些机构被革罢，赵孟似乎也颇受牵连”、“关于这次外补的记载十分隐晦，但可以推知，赵孟是被迫离开的。”并例举了《程氏先茔碑》进行分析，把尚书省的革罢与赵孟的命运联系了起来，举荐赵孟的程夫，同样是直接弹劾桑哥的重臣，也因为桑哥伏诛未能幸免解职。

《松雪斋集》卷七《赵国公谥文定全公神道碑》还记载了阿鲁浑撒里与桑哥相斗“桑哥益怒，数奏公沮格。及桑哥败，公一无所污，然犹坐累籍没”，这表明忽必烈在桑哥问题上并未偏袒桑哥的政敌，从政治环境的角度与陈文所举文献相合。

而这个由环境“推知”的“牵连”，赵孟本人诗文书信给出了较直接的合证：

1.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致丈人节干除授未定帖》（博物院藏）：

孟上覆 丈人节干丈母县君：孟一节不得来书，每与二姐在此悬思而已。伏想各各安佳，孟寓此无事，不烦忧念，但除授未定，卒难动身。恐二老无人侍奉，秋间先发二姐与阿彪归去，几时若得外任，便去取也。今因便专此上覆，闻乡里水涝，想盘缠生受，未有一物相寄，二姐归日，自得整理。一书与郑月窗，望递达。不宣。六月廿六日。孟上覆。手书上覆丈人节干丈母县君。孟谨封。

2.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致希魏判簿郑月窗倏尔两岁帖》（博物院藏）：

孟顿首希魏判簿乡兄足下：孟奉别诲言，倏尔两岁，追惟从游之乐，丹青之赠，南望怀感，未之所报。惟是官曹虽闲，而应酬少暇，以故欲作数字，道区区之情而不可得，希魏爱我甚至，当不以为谴也。即日毒热，伏想水精宫中，夷犹自得，屡候安胜，孟赖庇如昨，秋间欲发拙妇与小儿南归，以慰二老之思，是时又当致书，并以缪画为献也。家间凡百，悉望照拂，因便奉状。不宣。六月廿六日。孟再拜。

3.《松雪斋集卷二・罪出》：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

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

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

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4.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致郭天锡奉别帖》（图1）：

孟再拜右之二兄坐前：孟奉别以来，已复三年矣，夙兴夜寐，无往而不在尘埃俗梦间。视故吾已无复存者。但羸得面皮皱褶，筋骨衰败而已。意谓吾右之优游闾里中，峨冠博带，与琴书为友朋，不使一毫尘事芥乎胸臆。静中所得，便可与安期羡门同调。近忽得家下书，知右之因库役之事，被扰异常，家事亦大非昔比。今见挈家在苕玉兄处，令人惆怅无已。然时节如此，切不可动吾心，是有命焉，但安时处顺，自可胜之耳。不肖一出之后，欲罢不能，每南望矫首，不觉涕泪之横集。今秋累辈既归，孓然一身，在四千里外，仅有一小厮自随，形影相吊，知复何时可以侍教耶？

以上三札一诗是同一个事件的前后不同表述，可以分析：

1.人物：四件作品同时提到的人物“二姐与阿彪”、“拙妇与小儿”、“病妻抱弱子”、“累辈”均指管道升和阿彪；

2.事件：相同的事件“归去”、“南归”、“远去万里道”、“既归”；

3.地点：“在此；寓此；除授未定，卒难动身；二老无人侍奉；归去；几时若得外任，便去取也”、“奉别；南望；官曹；伏想；南归；二老之思；家间凡百，悉望照拂”、“远去万里道；目断南云杳。”、“奉别；南望矫首；四千里外”可见此时赵孟未谋外任，尚在大都期间。

4.时间： “丈母县君”⑥、“秋间”、“寓此”、“几时若得外任”、“闻乡里水涝”、“今秋”、“恸哭悲风来”，“已复三年”由送别地点和人物可以推知，这就只可能是至元“二十六年，以公事至杭，乃与夫人偕至京师”之后的一个不完整的秋天，按至元二十六年赴京，到二十七年六月管道升应正在孕、哺期间，可排除该年。“几时若得外任”自然应该是至元二十八年。“闻乡里水涝”，查《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以后两年，浙西仅至元二十八年放皇赈，戴表元的文章记载了其原因和去向“时浙西水，德昌台僚衔命发粟赈济”⑦，又燕公楠亦有报水患“兴工疏浚”⑧。元朝放皇赈到地方又常有向富户派捐的惯例，参考《元史》如卷十七“令富家募佃人疏决水道”、卷二十二“诏富家能以私粟赈贷者，量授以官”、卷四十一“募富户出米五十石以上者，旌以义士之号”、卷九十六“又劝率富户赈粜粮一百四十余万石，凡施米者，验其数之多寡，而授以院务等官”的惯例，而郭天锡的“库役之事，被扰异常”也当是因为水患被库役派捐。因此，以上四件作品只能是至元二十八年。

5.原因：《元史・世祖本纪》载：是年春正月壬戌（23日）“尚书省臣桑哥等以罪罢”，五月辛亥（15日）“减中外冗官三十七员”，7月丁巳（22日）“桑哥伏诛”。桑哥问题上《行状》、《传》同样把赵孟写得神乎其勇，但柯平考证认为“至元末年权相桑哥在也里审班也先贴木儿、阿利浑彻里三位大学士联名力奏下终于被诛，这件功劳居然也被算在了赵的头上。此说不仅与《元史・世祖实录》等书所述迥异，即使在同时代人的言行著述中也从未见有如此提法。”⑨考其诗“见事苦不早”，可知他并没有料到元世祖在桑哥这件事情上迁怒于整个南人群体的态度，被划归到了裁撤之列，其兵部郎中一职被高克恭顶替⑩，早早地在桑哥伏诛之前成为“除授未定”的失业者。

6.原因：六月二十六日，“寓此无事”的赵孟，已经罢官一月有余，之后的诗中赵孟用“今如笼中鸟”来表达这种前途未卜“卒难动身”的窘境，此笼实出己织。

7.原因：由此，赵孟不得不费尽心机“应酬少暇”地盘算“几时若得外任”的事情，这哪里是《行状》、《传》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挑肥拣瘦地“力请外补”呢？

8.赵孟“外任”的盘算既是在“除授未定”的情况下做的，因此其“稀入宫中”更可能是非不欲为，是不能为也。这样的努力，在“累辈既归”后一直持续到除夕前夜都没有结果，“不觉涕泪之横集”。

9.几乎所有研究都把《罪出》这首诗的内容视作赵孟对出仕元朝的悔恨，这又是受到明清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以后人之履以适前人足，而史实方面正是受制于《行状》、《传》的误导。

二、暂还吴兴

次年正月，失业已久的赵孟终于迎来了转机，以集贤直学士同知济南总管府事，虽然这个同知的职官与兵部郎中一样还是从五品，但散官由正五品的奉议大夫升到了从四品的朝列大夫。

赵孟并没有直接到济南赴任，而是按照《除授未定帖》所计划的“几时若得外任，便去取也”先“衣锦还乡”。

王连起注意到返回吴兴的赵孟，也不是立刻接上妻子随从，即刻上任，而是一直到年底十一月七日才到任⑤，其间装裱《五牛图》、跋临《梦奠帖》、书碑空相寺，皆有迹可循，《松雪斋集》卷四有诗《至元壬辰由集贤出知济南暂还吴兴赋诗抒怀》可合证。

查《元史》卷十七，至元二十九年“六月甲子，平江、湖州、常州、镇江、嘉兴、松江、绍兴等路水”。“丁亥，湖州、平江、嘉兴、镇江、杨州、宁国、太平七路大水。”可知，赵孟并非有意逗留不赴。刘馨对宋代官员授赴问题有过研究，元代官员授赴问题也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三、官事烦冗

《行状》、《传》对于赵孟在济南任上情况的记载都是“总管阙官”、“时总管阙”、“独署府事”、“官事清简”，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据《道光济南府志》，“山东行省初在济南，故张世辉以行省知济南府事，是其证也。其后或在益都或在济宁，所谓因事设官，官不必备者也。”可见赵孟在济南虽然“总管阙官”但地位并非以同知代行长官之职，而仅仅是一个事务官，其上级是行省各级，不可能“独署府事”。

当然也就不可能“官事清简”，兹举这一时期诗一首，信札三件：

1.《致季宗元・得托姻契帖》（图2）

宗元总管相公尊亲家座前：孟幸甚，得托姻契。以贫家，凡百不能如礼，谅惟知我，必不瑕疵。奉别以来，无非倾企。沼途以河冻津洼，备极艰难，十一月七日方至济南，领累苟安，皆出巨芘。济南山水之胜，甲于山东，但官事烦冗，略不得暇，至今未能一游，拙妇附伸。

2.《松雪斋集卷四・初到济南》

自笑平生少宦情，龙钟四十二专城。青山历历空怀古，流水泠泠尽著名。

官府簿书何日了？田园归计有时成。道逢黄发惊相问，只恐斯人是伏生。

3.《致季宗元・度日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宗源总管相公尊亲家阁下：孟近附便上候，当以达听。即日春气向曛，伏惟尊履佳胜。（以上四行明嘉靖年间按家乘填补）眷，孟饬累寓此，苟且度日，已及瓜而未代，见星而出，戴星而归，簿书期会，埋头其间，况味可想。复欲戏弄笔研，如在江左时绝不可得。凡此皆三哥在此所见，当能一一为尊亲家道，故不敢缕陈耳。三哥随不肖来，甚知相累，不肖受此苦恼，乃命所当然。而三哥因不肖故，亦复如是，负愧无可言者。久留于此，觉甚不便，今附因长老小师便，发其归家，唯是贫者，无以为厚赆，极不安耳，因其得归，谨此拜覆，拙妇附此起居诸位夫人。不宣。

4.《三希堂法帖・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图3）

孟顿首师孟省郎仁弟足下：近专遣急足赉文书去，计程当已达。二十一日张舍人还省，又寄一书，此驿程当到速也。不肖自史总管南去，权管钱粮，中间凡有短少，皆为整办，文簿一新，区区用心，自谓尽矣。而不知者听谗贼之言，反有疑于不肖，实是难堪，唯当避之而已。避之之道，又当以南去（浙西江东）为上。今幸得仲璋见辟，全望吾弟力为用心（恳博陵及商公）获遂所愿，没齿不忘盛德。临纸不胜虔祷之至。鹿肉一脚奉纳，愧不能多，拙妇附致婶子夫人问礼不宣。孟顿首，十二月廿二日。

此三帖一诗分别作于至元三十年初到济南不久、至元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廿二日，叙其官事，清简抑或烦冗读者自可辨之。

四、 及瓜未代

王连起注意到《度日帖》中“及瓜未代”的典故就是“任满”之意，并考此帖当在至元三十一年春⑤。其实这个“任满”甚至连一年都不到，早在至元三十年五至八月之间，上任约半年左右的赵孟即已“任满”，参见表1：

可以判断这不是自然任期“任满”，而是解职，“及瓜”不过是个自我解嘲的雅称。

《度日帖》还提到一个“三哥”，当是季宗元的三儿子季克兆，见于赵孟大德十年为季氏家谱所作序，赵季“世附女萝”、“得托姻契”故以“亲家”称，“而总管之子季克兆，又属余之馆，甥舅之笃也”。“余之馆”释为“余馆之”，即随从幕僚的意思。赵孟“苟且度日”的窘境“皆三哥在此所见”，如果真的是任职期满“及瓜未代”坐等加官进爵，又怎么可能“相累”到三哥呢？三哥“久留于此”半年未归，“瓜”藤何长若此？

《松雪斋集》卷五《偶成绝句二首奉怀宋齐彦学士田师孟省郎》当作于“准拟愁中过一春”的至元三十一年春初或上年末：

道山仙府旧曾居，堕在尘埃意不舒。

回首故人天上住，如何不寄半行书。

乍可望尘迎使君，何堪据按棰疲民。

济南虽有如渑酒，准拟愁中过一春。

宋齐彦，名渤，其父中书平章政事宋子贞，《元史》有传，以八旬高寿死于至元早年，世祖“颇悔用子贞晚”，又《元史》卷十九，大德二年春正月，成宗“以翰林王恽、阎复、王构、赵与票、王之纲、杨文郁、王德渊，集贤王、宋渤、卢挚、耶律有尚、李泰、郝采、杨麟，皆耆德旧臣，清贫守职，特赐钞二千一百余锭。”可知赵孟写此诗时宋渤当已年迈。

《三希堂法帖・致田师孟新秋帖》（图4）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是一次解职，而不是“及瓜”，并且把这次解职的区间提前到“即日新秋”（七月一日）之前：

孟顿首：师孟省郎仁弟足下，每有人自都下至者，必蒙流问，甚感不忘。即日新秋，想都下已凉，动静殊胜，济南暑毒不减，江左老火方可畏也。今有路家冯令史去，专为作此，盖此人自春间赴都，打算今又重去，恐局中或有怪责，则不肖提调必相累及，如到，望吾弟扣其所以，转加一言于朱检校之前，得免罪戾至幸。或部中有语，亦望转为恳君章左司假一言于宋彦礼部尚书及（当）监局主事为祷。《六书故》一面抄写，《豫游图》不审可得否，并希报。韩进道去时曾有书，想已达，不宣。手书附上，田师孟外郎。

信中“提调”“免罪”“转恳”“假言”，有托于人也就无需隐晦了。或问，赵孟在济南度过了两个新秋，此帖为什么不是第二年呢？下一节的考证会说明这个问题。

五、 春回北斗

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廿三日，赵孟书《济阳重修县学庙学记》，署款悄然变为“朝列大夫同知济南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有两个变化值得重视：官款无“前”；“奥鲁”有“兼”。促成这一变化的有三件事情：

1.对赵孟的停职调查结束，查《松雪斋集》卷四有《春日送廉访监司赴都》：

春回北斗转招摇，使节迎春上九霄。

官道柔杨有生意，私田细麦长新苗。

东风河水冰初泮，迟日沙堤雪易销。

入觐彤廷元会毕，衮衣留相圣明朝。

此诗之前之后均为寓济南所作，春暖，按济南常年入春时间在公历4月3日（即是年中历3月7日）前后。同时作品还有《送刘安道指挥副使还都兼寄李士弘学士》：

昔来雨雪正霏霏，今去春鸿向北飞。

王事便应歌杜，家人未用叹。

把鞍横槊军威壮，把酒论文雅志违。

为问瀛洲李学士，相思何故信音稀。

调查是从去冬到今春，世祖正月22日驾崩的消息应该早已到达济南，廉访监司此行还朝回奏，正好赶上成宗继统，大赦天下，从两首诗中可见，赵孟的心情阳光灿烂，一扫《度日帖》时的阴霾惆怅。

2.《元史》卷十八：“朕勉徇所请，于四月十四日既皇帝位，可大赦天下”。赵孟的“罪戾”应非不赦，有此机缘，自然得脱。

因此，从这时起至少到八月二十三日《济阳重修县学庙学记》，赵孟都不会写《新秋帖》了。

3.赵孟本人诗文、书信各一件、戴表元诗二首提到了一个共同的人物―史总管

1） 《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见本文“官事烦冗”一节），王连起的文章中引用了这件信札，但又轻易将其中的“史总管”放了过去，这件本应至元三十一年末的信札因此排到了史总管南去之前的至元三十年末⑤。

2） 《松雪斋集》卷五《送史总管廉访江东》

下方夸汉隶循，江东又见绣衣新。

可能召父专前代，更有萧规俾后人。

佐理非才常自愧，别离作恶向谁陈？

何当揽辔从公去，归泛清溪采白苹。

3） 《剡源佚诗》卷六戴表元亦有诗两首叙其事《史廉访自济南来江东，时赵子昂同知府事，画其所乘玉鼻以为赠》

南来雨汗赤鲜鲜，齐楚江山路数千。

忽见赵侯疏散处（趣），解鞍振鬣一然。

一唐妆亦自佳，朱袍束带软乌纱。

还渠照影清溪水，满地西风苜蓿花。

由史廉访的“南来雨汗”可知此二诗作于夏天，与赵孟复职时间相合。“玉鼻”为白鼻赤马，第二首描写赵孟所赠画，画中自状其貌，戴诗所叙栩栩如元贞二年赵孟所绘《人骑图》，可为此图即赵孟自画像的历来猜测作注。

从近年热门的真定史氏家族研究中将史总管的目标锁定到两个人：

1） 史杞（1238―？）字子秀，天泽五子。幼名赵家奴，大中大夫，卫辉路总管（正三品）、万户侯、淮东道肃政廉访使。1251年曾和四哥史杠一起就学封龙山书院，师从李冶、真定督学张德辉和著名学者元好问。姚燧的养父姚枢正好是史杞的岳父（两位女儿都是史杞夫人，姐姐去世，妹妹继嫁。）他们都和史家关系非同一般。而赵孟和姚燧则是同僚之谊。

2） 史炜，史权长子。正议大夫，江东道肃政廉访使。墓在马村先茔之右 。

相比之下，史杞，职官更全，但其所行肃政廉访使职为淮东道，虽一字之差，仍应考虑历来文献都存在误传暂不宜排除；史炜，职官江东，又惜前事缺考。

对照表1官款，这次复职增加了一个兼职―“本路诸军奥鲁”。这个兼职三个传记均语焉不详，导致历来研究均将这一职务的取得提前到至元壬辰正月出知济南之时。

奥鲁是蒙古语的音译，指征戍军人的家属所在，军户都归各路奥鲁官府管领凡签发丁壮替换老弱供应军需赡养征戍军人老小处理军户间的民事纠纷等，可以看出其中包含很多“钱粮”事务至元元年（1264）以后逐步改由地方路府州县长官兼领诸军奥鲁管理军户，具体到济南路诸军奥鲁，应由三品总管兼任。

史总管南去后赵孟官职并未得到提升，仍然是济南总管府下的一个同知，单以官位品级是没有资格兼管诸军奥鲁的，《专遣急足帖》中写到“权管钱粮”，即权且代管奥鲁之职的意思。一方面，说明了这个兼职的起算时间，另一方面这个“权”字，说明《行状》中 “总管阙官”应有其事。

关于赵孟济南同知一职，《送史总管廉访江东》中赵孟自称“佐理非才”，《松雪斋集》卷六《夷斋说》称“及来佐济南”，卷八《先侍郎阡表》称“出佐济南府”，而史总管其人又未见于《济南府志》，这是一桩悬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史总管即济南府总管，“总管阙”是指“史总管南去”后，另一种是《夷斋说》、《先侍郎阡表》中的“佐”为同知这个官职本身的性质，而“佐理非才”是史总管因赵孟停职后来济南临时，这个问题有待考证。

赵孟能以从五品同知品级之微末而暂代正三品总管的“钱粮”之事，还有一个原因是赵孟过往曾履历“兵部郎中，总置天下驿置使客饮食之费”，又曾参论至元钞法，有一定专业背景。所谓“福兮祸所伏”，这又成为后一步被弹劾的原因，一波三折，环环相扣，实在是一出塞翁失马的故事。

又《继郑鹏南书怀》一首：

岂不怀归苦未闲，宦情羁思不成欢。

可能治郡如龚遂，只合临流似幼安。

棋局懒从先处着，医方留取用时看。

夜来梦到苕溪上，一枕清风五月寒。

郑鹏南，《元史》无传，按《元史・臧梦解陆传》“监察御史郑鹏南尝以二人并荐于朝”，臧梦解“至元三十年，擢奉议大夫、广西肃政廉访副使”，郑鹏南当已经升职。“宦情羁思” “五月寒”，赵孟当已复职，这首诗也应是首谢诗。“岂不怀归苦未闲”，此“权管钱粮”之羁，官事果清简乎？

查诸家文集，郑鹏南又与刘敏中、龚、中峰明本等有交往，刘敏中，《元史》有传，字端父，济南章丘人，曾有词《满江红・送郑鹏南经历赴河东廉访幕》，至元十一年即任监察御史，弹劾桑哥未遂辞归，起为御史台都事，王约因程夫弹劾桑哥与之表里，以言去，敏中乃杜门称疾，出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当在桑哥伏诛前后，赵孟与之交往较早，本文第三节所录《初到济南》便寄与刘敏中，敏中和之，孟复和一首《刘端父御史见和前诗次韵》、另有《次韵端父和鲜于伯机所寄诗》均作于济南。

时赵世延亦为监察御史，赵孟外放前有诗《赵子敬御史志养堂》相赠。

田润之长山东廉访幕府，赵孟有文《夷斋说》相赠。

此时的郑鹏南、刘敏中、赵世延、田润之等人品级虽都不高，然均佐理弹劾监察事务，这些交往对于赵孟的这次罢官，应该是能够帮上一些小忙的，而接下来赵孟将会遇到更大的危机。

六、 罢官归里

赵孟这次复职时间同样不长，又遭到了解职，并且这次罢官与前一年的“及瓜未代”后官复原职并兼奥鲁还有不同，其文散官官品从朝列大夫的从四品降回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外补之前的奉议大夫的正五品，大量的书碑和文献存世，铁证如山：

大德七年赵孟书《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现藏台北林氏），官款再次变为“朝列大夫”，但既然略去贬谪，升迁自然皮之不存，贺之不喜，这次重新升官被《行状》、《传》一并略去不言，中间数年空白，无从考证。《鹊华秋色图》题款有“罢官归来”措辞，九十年代曾有一段真伪辩，丁羲元认为“满任”不能写“罢官”，而赵志成驳文认为满任可以写作“罢官”，就是因为赵孟这段三战三败的履历不显于史。《鹊华秋色图》之真伪，另拟题。

“罢官归里”一词还可见于赵孟本人所作《先侍郎阡表》，书信和诗词中对于此次罢官也有一些较为丰富的信息可供分析：

1.祸起钱粮

赵孟最终未能脱罪，不可挽回地遭到降级，他到底犯下什么错误呢，史传回避，但从其《专遣急足帖》中所描述的工作性质可以分析―“权管钱粮，中间凡有短少，皆为整办，文簿一新，区区用心，自谓尽矣。而不知者听谗贼之言，反有疑于不肖”―钱粮、短少、文簿，这几个关键词足以定性。

2.累卵之急

《专遣急足帖》云“近专遣急足赉文书去，计程当已达。二十一日张舍人还省，又寄一书，此驿程当到速也。”仅此所述，此帖之前，已连发二札，其情急如此。

3.倒悬之危

《专遣急足帖》又云“今幸得仲璋见辟，全望吾弟力为用心（恳博陵及商公）获遂所愿，没齿不忘盛德。”

“博陵”暂无从考，“商公”应与济阴商挺家族有关。

“仲璋”，即石仲璋；所“见辟”者，“谗贼之言”。《松雪斋集》卷二有诗《送石仲璋》赠之：

霜风何凄厉，兰萧同枯萎。念此鼻为酸，侧怆中心悲。

由来无丑好，众女疾蛾眉。数罟困巨鱼，盐车厄天骐。

况复值怨仇，贝锦成祸机。俯首无所诉，菹醢听所为。

向非知己者，虽死谁明之！君子有行役，后会在何时？

欲别不敢往，瞻望涕涟。援笔抚我心，为公吐此词。

详读此诗，“贝锦”典出《诗・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 朱熹释之“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贝锦，以比谗人者因人之小过而饰成大罪也”；“向非知己者，虽死谁明之”为感谢石仲璋当日“见辟”改正之恩；前句“况复值怨仇，贝锦成祸机”可合“祸起钱粮”。石仲璋无传，由刘敏中《中庵集》卷三、萧《勤斋集》卷五诗叙，石仲璋大德四年冬由侍御史出河南肃政廉访使、尚书等职，疑为石天麟（字天瑞）家族。

而对于田师孟，《专遣急足帖》里则是“获遂所愿，没齿不忘盛德”，二人足当“莫逆”之称。

可见当时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见辟”，而是“俯首无所诉，菹醢听所为”的话，历史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有赵孟这个名字。

《松雪斋集外集》《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中赵孟对济南罢官这节履历进行了删节：“既而除直集贤，同知济南路总管府。成宗皇帝召入史院，夫人亦俱，余以病辞，同归吴兴”。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文体所限；其二、写墓志时赵孟已官至从一品，这事就过去了。《行状》继承了赵孟的隐晦：“成宗皇帝以修世祖皇帝实录召至京师。未几归里”。

《传》中所记韦哈剌哈孙一节与《专遣急足帖》、《送石仲璋》相合，虽为当事者单方面陈述的再转述，于原因分析无益，且较隐晦，但在事件互证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亦录此备阅：“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素苛虐，以孟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廉访司佥事为正五品职官，廉访司往往品低权大，赵孟职官同知，从五品，显然不是对手，“实是难堪，唯当避之而已。”

通过以上分析《专遣急足帖》只能是至元三十一年末第三次罢职后所作，而不是至元三十年所谓的“及瓜未代”时期。

虽然遭遇了仕途的第三次惨败，但赵孟并没有灰心，《专遣急足帖》中对于田师孟等朋友的上下活动仍然寄予厚望，对于当时难堪的处境，仅仅是“唯当避之而已。避之之道，又当以南去（浙西江东）为上”，帖中对南去设定了两个方向，这就表明，返京之前的赵孟还没有归隐之意，对于洗冤昭雪、继续从政并没有失去信心。其一“浙西”，即家乡湖州，其二“江东”，即史总管改任肃政廉访使的地方，正如其诗中所谓“何当揽辔从公去”。

三战三败，耗尽了所有政声，赵孟在田师孟等人的帮助下避祸返京。按《传》所记为“会修《世祖实录》，召孟还京师，乃解”，陈高华对赵孟是否参修《世祖实录》有过怀疑，但其文略有小疵，将元贞二年十一月兀都带等进本作为结束时间是错误的，这个版本仅仅是个译本，《元史》卷十八明确记载：“（元贞元年）六月……甲寅，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世祖实录》”，同日，赵孟为叔亮内翰跋定武兰亭序，这个题跋被移配到《神龙本兰亭序》后，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从赵孟诗文信札看，参修《世祖实录》一节较为隐晦而未见正面证据，陈高华的怀疑亦不无道理，此节尚待正面史料，尤其是利益无关方史料的发现。

从赵孟的罢职贬官这个结果来看，这次回京未必能得到成宗的好脸色，继续从政的希望破灭，只有托“病”回到吴兴，“以为终焉之计”。

七、 官声政绩

赵孟同知济南如果说没有一点官声政绩，那是不近情理的，毕竟有“官事烦冗”之劳，但要认真计较，前后这两次任期都非常短暂，大部分时间在应付参劾问题，找起来也很困难，《行状》记载的几件都是些似是而非的枝节，其中有一件祷雨龙洞绘声绘色，查《松雪斋集》有诗《祷雨龙洞山》一首似可“合证”其事。龙洞山在什么地方，值得考证：

1.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紫芝亭记》“集贤直学士赵君之隐居，在德清龙洞山之阳”；

2.吉林博物馆藏赵孟书《种松帖》（又名东衡帖），书与孙行可，“龙洞与周边一应山都与种遍松。”单国强以管道升之卒故考其为延佑六年闰八月，但考察其书法用笔重按轻提，用墨流畅润藉、结字重心均衡，是典型的至大书风，不同于延佑末期书法之笔枯墨悴、重心高提，这种书风差异可见于博物院藏《与中峰和上十一札》中《吴门帖》与其余延佑六年南还后诸帖的比较；由内容“自来奉字，每深驰想，家间两次发到所寄书及田上账已收”可知，此书当在大都任上，署款“闰月十日”，查陈垣《二十四史闰朔表》，此札当在至大四年闰七月，此龙洞亦在德清。

3.济南龙洞，魏晋唐宋，皆有迹考，然《松雪斋集》自注清晰，如《初至都下即事》首句“海上春深柳色浓”注“北方谓水泊为海子”，深恐毗邻东海的浙人误作广纳百川之海，《松雪斋集》大德二年由只知江南的戴表元作序，这个该注未注的龙洞山到底是济南还是德清呢？

由此可知赵孟笔下的龙洞山更合理的是在德清而不是济南郊外。《行状》所写龙洞祷雨这段政绩或应归于杨载妙笔移花之功，而其他的几件“政绩”又将如何考证呢？姑且信之，或姑且疑之。

八、 应酬失宜

一般研究均因循《行状》、《传》，将赵孟早期仕途坎坷，“自请”外放、“病辞”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外在因素，如南人身份、同僚排挤等，很少从其本人身上找内在原因，甚至认为“赵孟极好交游，亦深谙为官之道”，但其所举例证均为朝中文人圈子里的诗文唱和。很多人文字水平很好，但实际应酬水平尤其为官之道往往是纸上谈兵，未必能成正比。赵孟的交游主要还是靠文望、地位，这与“深谙为官之道”完全是两回事。从赵孟仕元过程十年内三起三落、狼狈不堪的官场沉浮来看，其不善应酬的性格缺陷相当突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我们称之为IQ（Intelligence Quotient智商），而一个人为官的逢迎趋避之道则被称之为LQ（leadership quotient领导商数），二者并不等价。

《罪出》中自称“见事苦不早”，正是LQ欠缺的表现，“除授未定”不可避免。

《三希堂法帖・致田师孟札》“区区用心，可谓尽矣。而不知者听谗贼之言，反有疑于不肖，实是难堪。”这是只知埋头做事、不会逢迎趋避的表现。

《致郭天锡二札卷・应酬失宜帖》（图5）是一件赵孟早期尺牍真迹，帖云“此番应酬失宜，遂有远役之忧。今虽见尔辞之，尚未知得免否。若必欲行，将何以处之。忧烦不可言，奈何奈何。”此札书风可参考上海博物馆藏《千字文草书卷》、博物院藏《赵孟与鲜于枢墨迹合册・与鲜于枢尺牍》等。由“远役之忧”可知此帖书于至元二十三年程夫“搜贤”之时，王连起亦持此见。仕元问题，一直是赵孟研究的热点，但这件信札却少见引用，赵孟本人将仕元归结为“应酬失宜”，这种自我剖析是很正确的；而失宜之后的补救措施“见尔辞之”，又将事情搅成一团浆糊，接下来的“尚未知”这第二次应酬又落了下风，连对方底牌都摸不清楚又岂能“得免”；再后“将何以处之”等语把赵孟在应酬上缺乏相应手段的窘况表现得淋漓尽致，“奈何奈何”。如果将这段话反过来分析，则是“此番应酬得宜，遂无远役之忧”，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陈高华认为“赵孟对于被荐‘特意趋避’之说，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并且用到了统计的方法从旁比较证实，较为科学。

这种半推半就、推而复就的处事方式，并非止此一次，大德二年，赵孟致书南谷尊师杜道坚“蒙隆福有书经之召”其时“政卜筑溪上以为终老之计，而情愿未遂，极令人徨”， “但行役扰扰”、“此行度已不能免”，很显然，赵孟照例又做过“能免”的努力最后仍然赴命了。此帖著录于《珊瑚网》、《六艺之一录》、《式古堂书画汇考》等，题为《赵集贤南谷二帖》，其二尚存上海博物馆。

又如赵孟有书信《北行渐远帖》见于顾信《乐善堂帖》，考此帖内容可知其书于至大三年赴京途中，受信对象顾信，信札对其官职的称呼是老老实实地称之为“副使”，虽然顾信为其后学，直呼其“副”也无不可，但听上去总是让人觉得有些“应酬失宜”，考顾信自撰《顾公圹志》称其“历官金玉局使”，自略其“副”，此札可正其失。

即便在江南文艺收藏圈里，赵孟的应酬能力也远逊于明朝的董其昌，拙文曾从经济角度谈到赵孟在收购《枕卧帖》处理上的失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君子之风并不适合官场与商场，这种应酬方式，直接导致了赵孟无法获得像董其昌一样的更全面的收藏、交易、观赏、随意置评的机会。

按前文分析，赵孟官位贬谪，应该有一个戴罪无官时期，虽有田师孟、石仲璋等朋友的“见辟”，但还不至于官复原职，复为“奉议大夫”只是挽回颜面的妥协，并未有值得大书特书的“昭雪”情节，这件不了了之的“贝锦之祸”也就成了赵孟耿耿半生的耻辱。二十年后，延佑三年，“及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赵孟写下《自警》一首：

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唯余笔研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谦逊本无可厚非，但得讲资格和方式方法，如果说一堆人写字，只有写得最好的那个，才有资格在众口赞誉中说“写得不好，见笑见笑”之类，如果写得真的不好的那个人也这么说，那就托大了。而通过这首《自警》，赵孟在前呼后拥的朝贺声中，用近乎狂妄的谦逊，将早年官场屡战屡败的堪惭事事付之一笑。

这首诗在之前的研究论文中，往往作为赵孟悔恨仕元的证据引用，这是多情者替古人伤，时下流行语称作“被悔恨”。而应酬失宜的赵孟又为何能一步步登上一品之位呢，同样不是偶然的。目前学界对于赵孟仕元、升迁等内容的研究问题较大，还需另拟专题进一步分析。

后记

本文撰成后曾与吴斌先生交流，恰逢其研究赵孟、赵雍、赵麟《三世人马图》，吴斌先生查到《安徽金石略》、《济南府志》等文献，确定拙文提出的“史总管”即史炜，亦名史脱欢，即《人马图》中的“飞卿廉访”。现将史炜部分摘录如下，以补拙文所缺考：

《安徽金石略》卷三中，记载了存于安徽宣城的《元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题名记》碑刻，碑文为王士熙所撰（王是至顺年间的廉访使），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有拓本，《嘉庆宁国府志》卷二的《职官》根据《题名记》排列了元代各任“江东建康道廉访使”，其中明确记载“史脱，至元三十年十二月到任，大德元年十月傅代增”（由前文分析这个到任实际存在滞留问题，“傅”指下任名叫“傅严起”者），史脱也是元代中前期唯一一位史姓的“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由此可见，“史廉访”必当是“史脱”（“脱”为蒙古语音译，也可叫“脱欢”，脱欢，则是元代常见的蒙古名字）。史脱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史为汉姓，脱为蒙古名，这只能有一个解释，此人本为汉人，因本人或家族有功，被皇帝赐名（蔡志纯先生在1989年于《民族研究》发表《元明蒙汉间赐名赐姓初探》一文，对赐名现象此有过研究），而元初，史姓最为煊赫者，无外乎史天倪、史天泽兄弟了，两人而下，繁衍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家族，深受忽必烈宠渥。1985年河北廊坊永清县和1994年石家庄北郊后太保村两处史天泽家族墓地出土了若干墓志碑刻，使得元代史氏家族的脉系空前清晰，笔者又有幸在史氏后人史英豪先生的帮助下，得观《平定州三贤都史氏族谱》（1299年编修），在《史氏族谱》中，史权（史天倪之子）的儿子史炜条记载：“史炜，正议大夫，江东道肃政廉访使。墓在马村先茔之右，子生儿早逝”，这也是史氏家族中在元代早期唯一的“江东道肃政廉访使”，两下合围，“史脱”必是史炜。

查《济南府志》卷24《秩官二》，元代官员名录中，虽不见“史炜”之名，但可见唯一的一位“脱欢”，故当视为史炜，其下的官衔是“山东行省佥枢密院事”，枢密院为敏感的军事实权机构，“佥枢密院事”为正四品，一般由蒙古人担任，史炜以蒙古名用之，当也出于这层考虑。

（王家葵教授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批阅再三，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