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孟\

写篇解读赵孟\的命题作文，正合我意。我早就想写一篇“有悖”旧说的文字，尽管这一旧说延续了数百年并几乎成了不可更改的定论。

焦点是“仕元”，赵孟\的“气节”成了人们时不时拎起来纠缠一番的软肋。“仕元”不应该简单地认为是赵孟\的“气节”问题，我们应该弄清楚元朝统治者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才能再谈“气节”。同时，还要看赵孟\“仕元”期间有没有“助桀为虐”。

蒙古人夺了汉人的位是事实，而才华横溢又荒淫无度的赵佶将国给玩亡了也是不争的事实。与其说是蒙古人夺了汉人的位，倒不如说是汉人赵氏自己给丢了位。赵佶为帝时，惟穷土木，任用时称“六贼”的蔡京、梁师成、李彦、童贯、王黼、朱?，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当知由北宋、南宋和金，再到元的朝代更替是历史的必然。既不以赵氏家族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赵孟\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不管是赵孟\选择了历史，还是历史选择了赵孟\，我们都不能以狭隘的民族观加以判断。

元世祖忽必烈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也不可遗漏的重要历史领袖人物，是少数民族皇帝中统一中国的第一人，文治武功可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并论，其伟业不是赵佶所能望其项背的。忽必烈了摇摇欲坠的宋王朝，也收复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未曾统一的、此前并不完全在中国版图之内的西夏、金、西辽、大理诸国，奠定了中国今日之版图，后继的明代朱元璋、清季皇太极功业可鉴，所经营者也只是元代的江山而已。从笔下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来看，只字未提明清两朝及民国，想来应该不是词牌篇幅所限或是概念上的遗漏。

正因为元代国力强盛，故而没有边患，这与其前的宋朝和其后的明朝绝然不同。宋朝外患不断，因而才有杨家将、岳家军的故事；明朝也然，且有土伦明英宗被俘之变，终被新兴的清朝所灭。

元朝边疆相对安宁，百姓的日子也算太平。元末叶子奇《草木子》说过：“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明季李开先在《西野春游词序》中也说：“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豪唱：“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

诚然，忽必烈政权自始至终保留了大量的蒙古旧制，且极尽杀戮，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矛盾愈益激化。凡此“劣迹”，不独忽必烈“具备”。上溯战国、秦汉、魏晋、唐宋，下及明清，又有哪个朝代统治者符合当代的文明标准？

如果将元代与宋代的“劣迹”比较，元代没有杨家将、岳家军的故事；比之明代，“血腥味”似乎也淡得多。明太祖朱元璋是杰出的政治家和罕有的暴君，中晚年的暴行令人发指，如以整肃朝廷命官及屠杀官民为乐发明了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一点人的尊严，很多人“立毙杖下”，没有杖毙者也落得一身残疾，被发往凤阳或其他边州远郡充军，仅至洪武九年（1376年），谪屯凤阳的官员即达万人之众。朱元璋开创或恢复了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如凌迟、刷洗、抽肠、剥皮，黥刺、、挑膝盖、锡蛇游等等，野蛮酷烈程度超过了历代君王。

赵宋、朱明两朝可能因是汉人皇帝，劣迹在汉人眼里便网开一面，而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劣迹则必定要纠缠再纠缠了。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功过是非是通过其前后的比较来判断的，而不是以今天的是非标准衡量。

《新视觉艺术》杂志执行主编吕少卿先生认为：赵孟\之仕元要结合时代背景看。元时士人整体性退避山林，赵开始亦隐居，而后三次征召才起。这或许是赵的策略，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已无从考证，从其诗文看，晚年的他自己是后悔仕元的。但当时的士人也有“道统”与“治统”、“夷夏”之争，一些儒学大家如郝经等也为蒙元统治寻找了合理性与合法性。赵是否是接受了“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从之可也。从之可也，有何于中国、于夷？”、“天无必于，唯善是与，民无必从，惟德是从”的观点也不好考证。而且，赵或许如许多士人一样想以中原之文化“化”蒙元之“蛮夷”。在当时赵之仕元应当是时代和个人的选择，而且是好的选择。人品和书品、画品是不能对等的，有的甚至是相反的。

感谢吕先生的点拨。赵孟\仕元必须结合时代背景考量，还要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结构”来分析。有意思的是，时人一方面在贬低王铎（也被指责为“二臣”），说他仕清，没有骨气，却又不惜重墨为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歌功颂德。

公允地说，赵孟\仕元是历史的选择。他被动地被举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继而礼遇有加，任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 (1292)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元贞元年(1295)，成宗修《世祖实录》，赵孟\被召回京城。正因为如此，史书上及历代著文者莫不以“二臣”贬其人DD“薄其人遂薄其书”。

作为宋太祖赵匡胤11世孙、秦王德芳之后，赵孟\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天潢贵胄，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大厦将倾，坎坷忧患可以想见。其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工诗文，富收藏。赵孟\在8个兄弟中行7，另外还有姐妹14人；且系偏房丘氏所生。11岁丧父，家境愈下，度日维艰。宋亡后，归故里闲居。其后，赵孟\“未冠，试中国子监，注真州（今江苏六合、仪征县一带）司户参军”。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御史程文海（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等人才有机会登朝奉上。

赵孟\对南宋覆倾是极度悲伤的。他的诗句见证了他的哀怨，如“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族旗”、“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岳鄂王墓》），我们也感受到他对“轻社稷”的南渡君臣的痛恨。但是，在程文海受命到江南时，南宋已覆灭8年，元朝在全国形成了有效且稳固的统治，遗臣复宋的愿望已是泡影。改朝换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的归宿不外出仕、退隐两途。壮年的赵孟\与年龄较大的钱选、郑所南等不同，敢于正视现实，也较容易适应新的政治环境。他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主张“士少而学之于家，盖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松雪斋文集》卷六《送吴幼清南还序》）。他还曾叹道“先民莫不逸，我独怀苦心”（《松雪斋文集》卷二《咏怀六首》之四）。再说，元朝统治者从宋宗室物色一个代表人物作为蒙汉合作的象征，是一个既定的基本国策DD元廷在至顺三年对赵孟\谥文中的“非世皇有公平广大之度，则无以网罗胜国之贤；非公有博雅渊深之学，则不能藻饰太平之美”便是例证。此际的赵孟\是“海上春色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松雪斋文集》卷五《初至都下即事》）

历代知识分子都有一个难改的通病，即自我矜持有才，祈盼沐浴隆恩，故每每喜欢做梦，即便梦难成真。文人虽清高，实则真可怜。舞文也罢，弄墨也好，还不是希望得到世人的重视？而欲得到重视，必须有赖“仕途”DD被“御用”，便可一举成名天下知了。赵孟\也然，身在“蓬莱宫阙五云中”才有“今日钧天一梦同”。一旦宫中惊“梦”，才想起“见事苦不早”的古训。无奈何，最终还是自我解嘲：“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熟食常不饱……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罪出》见《松雪斋文集》卷二）此时，“为元所获”的赵孟\的心似乎开始由暖变寒。一次老友高仁卿来访，畅谈之中感慨万千，作诗一首真实地记述了担任兵部郎中之前的一段经历：昔年东吴望幽燕，长路北走如登天。捉来官府竟何补，还望故乡心枉然。江南冬暖花乱发，朔方苦寒气又偏。……宦游远客非所习，狐貂不具绨袍穿。京师亦富不宜薄，青衫骏马争腾骞。南邻吹笙厌梁肉，北里鼓瑟罗姝妍。凄凉朝土有何意，瘦童赢骑鸡鸣前。太仓粟陈未易籴，中部俸薄难果缠。尔来方士颇向用，读书不若烧丹铅。故人闻之应见笑，如此不归殊可怜。……（《松雪斋文集》卷三《送高仁卿还湖州》）

明知“如此不归殊可怜”，尽管“岂知左理自有才，勉强尽瘁终无补”（《次叶公右丞纪梦》）、“清晨骑马到官舍，长日苦饥食还并，薄书幸简不得休，坐对枯槎引孤兴”（《松雪斋文集》卷三《兵部厅事前古柏》），他却依旧“登天府”。单调、乏味、失意的生活是难挨的。但是，一旦有了为国为民“尽瘁”的机会，有着“皇家血统”的赵孟\还是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胆识。1289年，因“至元钞法滞涩不能行，诏遣尚书刘宣与赵孟\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见《元史》本传）。同年5月升迁为集贤学士中奉大夫。据杨载《赵公行状》，时任宰相桑哥品行残暴苛虐，常以借理算钱粮为名搜刮黎民百姓，且“州县别置牢狱，逮捕人昼夜鞭笞，械击者相属于道”，“名为理算，实皆无名，横敛强集之于民，势炎重灼，无敢沮其事者。”在赵孟\眼里，“桑哥误国之罪，胜于（贾）似道。”为铲除这个毒瘤，赵孟\利用元廷内部矛盾并趁大都遭遇地震之机，借助阿鲁浑撒里等人，假借天人感应之说，终获成功。此外，赵孟\在中书省任职期间，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且与忽必烈关系密切，经常被召进宫内谈古论今、消愁解闷，甚至要赵孟\成为其耳目。虽如此，自知身为“疏远之臣”，倘若“进处要地”，难免“为人所忌”，莫名其妙的“自卑”也就随之而来了。

帝王手下的臣子，无不是“伴君如伴虎”。越是受宠者，越是心力交瘁。北宋坡是名重朝野的才子，身为汉人，侍奉的也是汉人皇帝，应该不是“疏远之臣”。结果还是遭贬、入狱，差点人头落地。赵孟\比之坡算是幸运得多了DD赵孟\在元世祖年事渐高且元廷内部矛盾重重，政局难料的情况下“准拟新年弃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成宗即位的1295年修《世祖皇帝实录》后不久便借病乞归，得准返回故里吴兴闲居四年，复遣闲情逸致，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士常雅聚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恬淡的宁静生活。

大德三年 (1299)，赵孟\再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土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因无需离开江南，遂儒雅唱和，翰墨逸情，进入了书画创作的鼎盛期，为后人留下了值得珍视的精品妙制。这样颇为对口且公务私活两不误的闲适工作时间达11年之久。

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拜赵孟\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5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仁宗），旋升赵孟\为集贤殿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用从二品”，“推恩两代”。延v三年(1316)，元仁宗晋升赵孟\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一品，“推恩三代”；夫荣妻贵，赵孟\夫人、杰出的女画家管道升也被加封为“魏国夫人”。至此，赵孟\的政治地位步至一生的顶峰。才华超众的赵孟\被元仁宗推宠比做唐之李白、宋之坡，尝称“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见《元史》本传）。由是，赵孟\晚年名声显赫，及至“官居一品，名满天下”，其与“疏远之臣”该是怎样的一种因果关系呢？几代蒙古皇帝如此力排众议，从“搜访遗逸”到极力栽培，推举一个汉王室后裔，难道仅仅是企图缓和民族矛盾、稳定民心？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元世祖是一个非常开放并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注重文化交流。我们或可把元帝推崇和重用赵孟\看作是元代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重视。因为，在忽必烈的心中，中原人视蒙古人为“蛮夷”无疑是一个不得不接受但又不得不改变的的心病。如果再作一比较的话，历史上任何一个执政的汉人皇帝，可能还没有像忽必烈及其政府那样器重本民族以外且被自己的异族学人。

赵孟\不是一个没有骨气圆滑灵通的人。他的“仕元”既可看作是时代对他的选择，也可看作是他的渊深才学是时代的必需。任何时候，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才能有所作为，在宋宗室遗老狭隘民族意识氛围里，赵孟\“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于人间作笑谈。”（《自警》）当知他始终步履艰难，处处留心。

如果赵孟\人品低贱、媚俗，生性刚烈的忽必烈是不会器重的。赵孟\的门生如杨载、唐棣、润等相继进京做官，好友如刑部尚书高克恭、吏部尚书李衍、秘书监何澄，以及后来拜在他门下的黄公望、柯九思等等，难道这些时代俊彦都没有看出赵孟\的奸诈？赵孟\“仕元”是大罪，以上诸人“仕元”就是天经地义？

赵孟\是一代学人，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的杰出艺术大师，“薄其人遂薄其书”的观点是狭隘、偏颇的。赵孟\既是书法家，也是人物、山水、走兽、翎毛、花鸟、竹石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无所不精的画家，独贬其书有媚气，其画乃至其他成就又是什么气呢？评判艺术，不能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艺术家的艺术水平高低的要素。所谓“书如其人”，说的是如其才、如其识、如其学。至于人品乃至是非，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固态概念，而是因时空变化而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不管是从政，还是从艺，主要是要看他对历史的发展有没有积极的作用，对丰富人类文化有没有贡献。

纵览中国绘画史，坡是文人画的提倡者，真正开文人画风气的当推赵孟\，他不独是书法家、画家，同时也是篆刻艺术领域“元朱文”的开创者。作为美术理论家，“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书画同源”的主张实际上是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及至到今天，相当程度的创作理念、审美追求并没有摆脱赵孟\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在我们延续旧说纠缠和议论赵孟\人品的时候，不带任何成见的国际天文学会鉴于赵孟\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杰出成就，于1987年以赵孟\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各国（地）的赵孟\书画墨迹，都被视作人类文化遗产的珍品而妥善保存。

公道自在人心。我想，这应该是还赵孟\的一个公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