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探析

摘 要：随着20世纪90年代印度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行，印度经济焕发活力，关于印度经济奇迹增长背后的原因讨论颇多，从印度国内制度因素的角度出发，将其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相互渗透形成了印度社会的行为准则与特有的生活方式，从而影响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将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有利和限制中印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分析印度历史变迁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的关系，借鉴印度经济发展的优点，认为制度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合理的制度安排能推动社会进步与一国的经济持续增长。

关键词：印度经济；发展；制度因素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75-03

舒尔茨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并且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由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组成”。因此，社会的有序运行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一国制度同时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在印度经济增长过程中，制度作为一种规则约束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本文回顾了被殖民时期与现代印度三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分析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交替因素对印度经济的影响，最后比较中印各自制度框架下在21世纪的发展潜力。

一、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经济发展结构

印度近代被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所占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英国在对印度三百余年的统治中，给印度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深刻影响着印度的经济结构与制度模式。

首先，英国殖民统治促进了印度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基础设施方面，印度地形多种多样，交通极为不便，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修建铁路，推动了地区间货物运输与信息交流，兴建水利设施刺激农业发展，为经济增长创造了便利条件[1]；英国19世纪30年代在印度进行税制改革，主要包括降低税率，各土地按标准核定税率，确定土地私有制，从而刺激了生产积极性，经济作物产量大幅度增加；法律方面，英国殖民政府引入西方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印度法治系统，为印度社会带来了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法治精神；在印度内部制度结构上，英国瓦解了其村社制度，打破原有的经济基础，使原有的农业经济体系开始瓦解，适应印度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从而促进商品流动。此外，英国殖民政府鼓励传教士进入印度传播西方文明，颁布如《排除种姓无能力法》《特别婚姻法》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有的种姓制度[2]，在法律条文下改变了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体系，改善了许多社会陋习，推动民主平等思想的传播。

其次，英国的殖民统治限制了印度经济结构所应产生的活力。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使印度劳动者处于殖民统治和封建主的超度盘剥的生产关系之中[3]。英国瓜分了5%的国民收入，而在印度社会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无法公平获得收入分配。此外，英国通过对印度各种征税如土地税、货物税、盐税、印花税等强行剥夺印度国民财富，加大了各阶级的矛盾和负担。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尽管印度GDP在独立前的几百年间有了一定发展，但印度人均收入在百年间增长率为0.5%，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一方面，国家GDP的相对快速增长为英国资本提供高额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印度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印度民族资本自主形成的过程。印度为英国提供了大量资本积累，结果自然导致居于印度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因无法提供较多的劳动产品而丧失“反哺”能力。印度社会发展结构不合理，从历史角度而言，英国影响颇深，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对时处农业主导的印度的统治，使在对破坏印度旧世界的同时并未为其创造一个新世界。

二、印度独立后经济发展模式回顾

印度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7年独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尼赫鲁模式，主要实行以计划为主的混合经济模式，在此30年间，印度年均增长率仅为 3.5%。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该阶段印度尝试改变传统尼赫鲁发展模式，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增长，但成效并不明显，属过渡期。第三阶段为1990年至今，进入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印度，引入市场机制、加大开放程度，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第一阶段，虽然印度经济增长率不高，但通过五次五年计划，印度经济得以从殖民时期的萧条中恢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颁布工业政策决议，集中力量发展工业，让国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增加。这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将印度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强调消灭贫困，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保证社会公平，防止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在该阶段虽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印度并未完全消除私有制，政府在税收等方面刺激私有经济的发展，这也为后期印度私有化改革提供基础。

第二阶段，1980 年国大党上台后在继续扩大政府投资的同时，开始逐渐调整经济政策。首先，减少对私营经济发展的约束，增加私营经济可进入的领域，如电力与煤炭等对资本要求苛刻的产业。其次，对公有经济进行调整，相较于之前拥有更大自，产品的定价方法也从行政定价法改为生产成本定价法。最后，加强对外开放，包括对出口产品进行补贴等各种刺激措施。在该阶段中，印度政府开始逐渐削弱计划性经济的强度，注重市场调节力量的作用，通过进一步放松工业生产许可证的发放，降低对私营经济的税收等措施推动私营经济发展；通过对公有企业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公有企业生产效率[4]。

第三阶段，20世纪 90年代，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扩大范围引进外资，取消政府定价，进行税制改革等。拉奥政府的此次改革使印度经济迎来了蓬勃发展期，GDP 水平直线上升，金融业、服务业欣欣向荣。这次改革放弃了原本公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У匚唬将公有经济为主变成以私营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印度颁布了新的工业政策，扩大市场，引进外资。此外，印度在该阶段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第三产业成为印度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其政策导向使产业结构直接从第一产业跨越式的偏向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被忽视，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畸形的产业结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市场化改革后的发展模式为印度经济带来奇迹般的增长，其中制度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制度因素影响经济增长

（一）正式制度与印度经济

印度独立近七十年来，政治体制不断改革，拥有较完善的现代民主制度。其体现为：民主选举制度；独立的议会体制；成熟的多党制度；联邦与体系；独立的媒体；完善的法律法规。民主体制为印度稳定提供了保障，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印度政府在社会发展各个层面进行制度设计。尼赫鲁模式下实行的以计划为主的混合经济模式，大范围进行和绿色革命，实行统一的土地管制，在独立后20年间，印度政府从地主手中买地共花去67亿卢比，约将577公顷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5]，一系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发展打下基础；为了增加粮食供应，印度政府积极在农村推广以农业技术改革为核心的绿色革命，增加灌溉面积、规模化运用化肥、实行农业机械化生产等。此外，印度政府大力保护本国企业，规定外资企业必须有本土企业参股，在经营过程中需转让专利技术，同时通过关税、配给等手段限制进口。这一制度在初期刺激了本土企业的发展，使其到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在核工业、信息科技、化工制品等方面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的弊端逐渐显露，由于印度政府过于干预国民经济，对私人资本投资范围的限制导致了效率的损失，抑制了自由市场的发挥，使整体经济缺少活力。

1991年，拉奥政府开始进行全面市场化改革，基本取消许可证制度，为公营与私营企业提供了平等竞争机会[6]；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增加市场活力；在国有企业引入竞争机制，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国有领域；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资源，通过取消出口收入税、设立自由贸易区等政策促进对外贸易，印度商品进出口额明显增长。通过改革，以自由化、市场化为导向，减少经济活动中的政府干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受到冲击，在自由市场推动下，印度迎来了经济增长黄金期，印度通过制度改革使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

（二）非正式制度与印度经济

经济增长不仅受到正式制度设计的影响，来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也渗透进社会生产领域，相对于正式制度的人为建构性特点，非正式制度更具备哈耶克所强调的“自发性秩序”的特征，因此它将影响正式制度的形成和变革[7]。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如种姓、宗教等多个领域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抵触，影响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增加了交易成本，减弱了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8]。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中建起了相互隔绝的高墙，严重阻碍信息的垂直交流，政策的执行也受各种姓集团的削弱，其造成的等级差异造成了印度社会的不平等，阻碍了国家创新的源泉[9]。印度独立后，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实际生活中种姓制度作为一种在印度存在两千多年的非正式制度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10]。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说，种姓制度在一定范围内维持了国家稳定，保护了印度独特的文明，现任印度总理莫迪作为低种姓成员成功赢得竞选，展现了种姓制度在现代政党政治与印度民主制度的结合下在印度社会的新内涵，给印度广大低种姓民众带来了新希望。另一方面，为了弥补低种姓的劣势地位，印度政府为贱民和低种姓保留诸如教育、就业机会等权利，低种姓也在不断为争取私有部门中的保留职位进行斗争，对于私有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和负担可想而知。同时，为低种姓保留的权利必然将引起高种姓人群的不满，引发冲突，很有可能损害印度的增长绩效。因此，印度面临妥善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重任，减少旧制度的阻碍因素。

印度社会教派林立，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拜火教和耆那教这七大宗教的人数占整个印度人口比例的 99.36%。宗教塑造了人民的世界观或价值观，印度教教徒占人口的80%以上，而印度教追求“梵”的超然境界，使民众追求心灵上的平静，大多追寻一种相对闲适的生活状态，使社会缺乏创造力。独立后，印度的宗教日益与政党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导致改革进程的滞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印度教复兴运动”及90年代“印度教特性”等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政治团体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这类宗教团体为了拉拢更多下层阶级的选票，形成了顽固保守的利益集团，宗教与政治相结合导致的冲突加剧了印度社会的矛盾对立面，加大了改革难度。

因此，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默契配合下，才能有力推动经济发展，而光有正式制度设计，若非正式制度与其发生冲突无疑会加大对立面，使正式制度的努力失效。这也是为什么印度虽以其“法律系统、民主”被西方社会所肯定，而发展进程却受到众多因素干扰，可见国家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配合程度将形成不同的发展路径。

四、中印经济发展的制度比较

20世纪80年代印度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与同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比较，印度的改革成效有限，问题源于印度各利益集团的改革阻力。印度的政治制度使其在进行政策决断与实施过程中，须综合考虑各利益集团的意见，博弈色彩浓厚，印度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许多领域内政府行动力不足，较难做出为了长远利益牺牲当前短期利益的政策决断。由此可见，印度的刚性环境是其制度框架的主要特色；而中国则把制度框架变成工具，能够强有力地推动增长进程。中国相较于印度的优势，在于更长远的经济政策和协调性，根源在于中国比印度更高的社会同一性，决策机制更为高效，而印度社会呈现多样性导致其在政治上的矛盾。

表面上看，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似乎差异很大。中国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制造业发达，而印度是自下而上、市场主导，相较于制造业拥有更加强大的服务业。曾被习惯性称作“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的名称背后揭示着两国不同的复兴之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是通过高储蓄、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普及基础教育、快速工业化、劳动密集型市场以及活跃的对外经济部门。而印度的增长始终以资本密集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引导，但国内失业现象严重，储蓄率偏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不足。但在众多差异背后，不能忽视其经济增长启动的基本原理的相似性：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起点都是政府推动和实现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与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其共同特征是ν獠渴谐〉目放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同时两国都拥有最适宜于利用这种变化的资源禀赋即劳动力。因此，中印两国所选择的道路被认为都拥有优势初始条件并具有强烈路径依赖效应。在改革过程中，为了将稳态增长路径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来实现短中期内的快速增长，印度采取的是放松政府管制，释放市场力量的方式；而中国通过政府主导，逐步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体制。中印两国都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国际经济环境，抓住了技术升级和国际产业链变迁带来的巨大机遇，获得了今日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

在中印经过改革经济持续增长的几十年间遇到了各自的瓶颈，增长为何会在一段时间后出现放缓与停滞呢？事实上，一国在经历了体制与制度调整之后，实际产出与可实现产出之间的差距逐年减小，增长速度随着收敛与稳态增长路径而放缓。最初的制度改革若不完善，在改革成功后的发展过程中反而可能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加大了下一步制度改革难度，提高了制度调整的成本。纵观中印经济发展模式，其经济增长基本归因于国内政策与外部经济环境刺激下的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大量投入产生的粗放型增长，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难以使这种增长长期持续下去，在用完人口红利后，大量人口提供的劳动力投入将会达到极限，出现停滞，而目前中国随着老龄人口递增，在计划生育年代下诞生的年轻人口无法与老龄人口达到平衡，年轻劳动力将呈现断崖式下降，虽然相较于中国，印度的人口红利更具优势，若国家过度依赖大量人口维系生产活动，将始终难以突破瓶颈。中印当前阶段，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制度改革，突破瓶颈，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启动下一波经济增长。

五、结语

印度在独立后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发展速度依赖于制度环境，良好开放的制度设计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印度的增长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启示，中国与印度在近三十年间的迅速发展，属于典型的转型发展，正因如此，制度因素在两国经济发展中成为最为重要的变量之一。印度改革后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否代表着印度经济在今后的必然成功呢？事实上，印度所谓“最大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实践形式和方式仍存在问题和缺陷，印度式的增长，本质上是在集权与分权、民主与种性、世俗与宗教、开放与保守并存的环境下互相博弈的过程，印度要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常态也给莫迪总理提出了挑战。

同时，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快速经济增长的背后隐藏着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结构问题逐渐显露，政府主导、投资先行、出口导向这些曾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成功的要素，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阻碍，随着中国GDP增长速度的放缓，透露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制度瓶颈，进一步深入改革亟须进行。实际上，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各有利弊，在不同方面各具独特潜力，在进行不断比较的同时也应当借鉴对方先进的发展经验，突破两国发展过程中各自所遇的障碍，续写21世纪经济发展新奇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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