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英国女性小说的三阶段

【摘要】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Iter）在1977年出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中，把英国女性文学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女性、女权和女人阶段。

女性阶段的英国小说，女性大胆以小说创作为职业，融入男性主流文化；女权阶段的女性小说家强烈要求变革社会和表达女性生理体验，在男性主流文化中表现他者文化：女人阶段的女性小说在去性别化去社会化的艺术创作中追求艺术创新。

【关键词】女性小说；女性阶段；女权阶段；女人阶段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十九世纪的头三十年，出现了一批女性小说家。图书借阅的盛行使得价高的小说，尤其是女性著作的小说，变得更易为新兴有闲的中上层女性读者所青睐。1800年伦敦数据协会统计的十大图书馆借阅书目显示，无论是被借阅书目的作者，还是借阅书目的读者，都是以女性居多（Richetti327）。该时期的女性小说家多数隐匿真名，以男性的笔名发表小说，反对但渴望被男性社会接受。

简·奥斯汀（JaneAustin）表现的是如何在文明社会中通过儒雅的德行获得理智和情感兼具的美满婚姻。夏洛蒂·勃朗特（CharloRe　Bronte）笔下的简·爱是一个坚决主张男女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她对人权平等的追求，体现在她对所谓社会差异观念的藐视：她敢于冲破阶级的鸿沟，并毅然爱上社会地位远高于自己的罗切斯特。简·爱既是一位在婚姻天路历程中的女性，也是一位追求女性主义的圣徒。“没有人知道芸芸众生之中除了政治反叛还有多少反叛。社会要求女性温和如一：但是女性和男性一样在感受着；她们的官能需要锻炼，和她们的兄弟们一样需要有施展努力的空间；她们承受着人类所能承受之极限，那过于严格的约束和太过绝对的束缚【……】如果她们尝试去做或学习那些超过传统允许她们性别所做的事情，社会因此谴责或者嘲笑她们，那么就太无情了（355）。”

在艾米丽·勃朗特（EmilyBronte）笔下，导致人物精神上的压抑感、紧张感以及任务之间冲突的原因是人性与自然的和谐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破坏这种和谐的力量是社会生活中腐朽的思想和观念。凯瑟琳是这种腐朽思想和观念的牺牲品，她迫于门第的压力并未选择真爱，而希斯克利夫则因为报复而选择伊莎贝拉。伊莎贝拉这位女性人物虽然笔墨不多，但她却是最为独立大胆自尊自爱的女性形象。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原名玛丽·安·伊万斯（MaryAnnEvans），虽然与社会决裂，但仍渴求社会的认可，虽然拒绝上教堂，但试图在心中确立一种对上帝的态度。她既受到社会和宗教的影响，又充满了怀疑和叛逆，但也无法完全抛弃上帝和社会。《佛洛斯上的磨坊》0vIiU　on　the　Floss）中宣扬的就是作者的道德困惑，主人公麦琪的死是传统和现实的牺牲品。当她为这部小说所受到的批评进行辩护时说，如果艺术的道德规范不允许真实反映一个人：本质高尚，却犯下错误，但这个错误使她高尚的灵魂受到折磨，这种道德规范太过浅薄，有必要对其进行补充以达到与人复杂的心理相一致。

女权阶段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女性小说家大都也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强烈要求变革社会和表达女性生理体验，与主流文化相隔离。早在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和女权主义者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就已在其最负盛名的作品《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the　Rightsof　Women）中为男女之间的教育和机遇的平等发出呼吁。十九世纪末西方女性解放运动自觉兴起，该时期的女权主义者主要出自提倡女性选举权的作家之手。在1851年出版的“女性特权”（The　Enfranchisement　of　Women）的文章中，哈里特·泰勒（HarrietTa-ylor）批评女性小说家为了从男性手中急切赢得宽恕和容忍而假装满足自己的命运。夏洛蒂·勃朗特就认为对于万恶的社会任何严肃的思考都无济于事；乔治·艾略特理论上支持女权主义，但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尚未能够担当起追求政治平等的重任。尽管如此，从最开始还是有不少女性作家支持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1866年的请愿书上共有一千五百名女性签名，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Mill）代表她们向众议院提交了请愿书。从1905到1914年间，随着选举运动的高涨，女性作家再也不能继续在选举权问题上采取忽略或中立的态度。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已经成为女性意识觉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女性的经历能够让女性读者更能以不同的价值观来对待一部作品，而这在男性批评家看来，女性遇到的问题都是无关痛痒，不足以引起足够的关注（Culler45）。伊利莎白·罗宾斯（ElizabethRo-bins）1908年当选为女性作家争取女性选举权联盟的主席，她在1907年创作的戏剧《女性选举权》（Votes　forWom，en），经本人改编成小说后，是争取女性选举权斗争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政治作品。另一位女权政治家和作家奥利弗·史瑞娜（0live　Schreiner）赢得了许多包括男性在内的支持者。她以C·E·雷蒙德（C·E·Raimond）的笔名发表了数篇小说，其中包括1894年创作的《乔治·曼德维勒的丈夫》（George　Mandeville’s　Husband）和畅销书《磁性的北方》（The　MagneticNorth）。罗宾斯和史瑞娜笔下的女性人物往往是出身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因受父权社会残酷现实的迫害，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

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女人阶段向内心看，去性别化去社会化，探讨女性美学和艺术创作。因看到为争取选举权斗争所表现出来的暴力从某种方面类似于男性热衷的战争，女性小说家产生了集体负罪感，她们由追求外在世界革新转向对女性文学内在本质的革新，摒弃个体叙述自我的手段，展现出去个性化和性别化和化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是自我颠覆，从追求自我意识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抽离出物质世界，去寻找独立空间。女性小说最终从隶属男性传统的臣服中解放了出来。弗吉尼亚·伍尔夫（VL～giniaWoolf）和劳伦斯（D.H.Laurence）描写的女性人物不会令读者混淆。在用词上，女性作家有自己的词汇体系，同时她们根据自己的经历、价值观和苦难出发的写作也有别于男性作家。

弗吉尼亚·伍尔夫1929年看到女性小说所做的突破感到高兴，“这是勇敢的、真诚的，它符合女性的内心感受。不再是讥讽，不是强调女性特征，但同时女性写的书不会和男性写的一样”（showalter241）。她自觉投身于小说的革新与创作，热衷于小说人物描写艺术的改造。在《达罗卫夫人》（Mrs.Dalloway）中，她大胆尝试非传统的时空观和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摒弃传统小说中情节的主导作用，使原本毫无关联的达罗卫夫人和史密斯（Smith）以时空的转换的方式实现了精神上的共鸣。这种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独创新颖，融合了蒙太奇的手法，把近景、远景和街头看似杂乱的场景统一勾勒出来，并以更深刻的象征手法表现和升华了主题。除了在艺术创作上的革新外，伍尔夫还极力反对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女性和男性受教育和社会化的过程。她在《论小说与小说家》一书中指出，“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60）”。1931年伍尔夫在伦敦女协会上发言说如今自己的决心就是去杀死家庭中理想的女性——屋中的天使，“我打开门直接就遇上天使，我直接掐住她的喉咙，我尽最大力量把她掐死……（因为）她会掐死我……手上沾满的鲜血比所有上过绞刑的谋杀犯还要多（Richetti　791）。”

伍尔夫呼吁当代女性作家养成自由的习惯和秉笔直抒的勇气，从普通客厅中解脱出来，超越遮蔽自己视野的房问，独立行走，与真实的世界确立联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跳出英国本土，从殖民地白人后裔的视角给女性文学上了一堂去国籍化的讲演。《金色笔记》（Golden　Notebook）的主人公安娜经历了一位女性主义者能够体验的所有酸甜苦辣，在一次次的挫折中不断走向成熟。莱辛采用现实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主义的手法相结合的历史书写（包括形式上的碎片化、分裂、戏仿和自由间接叙事手法以及情节安排上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更加深刻地实现了女主人公对历史的追问和对现实的反思，“妇女问题是现代社会总体矛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只有在社会总体矛盾得到协调统一后，才能得到妥善处理。任何独立的奋斗甚至过激的行为都于事无补（李维屏435）。”

借用伍尔夫的话说，女性必先杀死“屋中的天使”才能成为女性空间的建筑师。相对于勃朗特姐妹而言，那个挡住自由之路的完美女性形象——屋子里的天使——就是简·奥斯汀。相对于女权阶段的小说家，那个天使就是乔治·艾略特。对于女人阶段，那个天使就是女性社会活动家兼作家了，她因过于追求男女平等，宣扬女性生理体验，而无形中把女性文学作为他者来对待。对于二十世纪中叶的小说家来说，那个天使就是伍尔夫本人了。伊莱思·肖瓦尔特坦言，她对于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这种乌托邦理想模式持怀疑态度。雌雄同体，或是去性别化和去社会化，只是一个虚幻的泡影，是一种实质上的逃避，逃避面对身为女性的痛苦。无性就是对性别的逃避，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其实就是监狱的代名词。当代英国女性小说由于背景的偏狭和风格的一致所表现出来的亚文化和他者文化正在发生变化，朝着更加广阔多样的方向发展，它超越了其相对狭隘的家庭和政治内容，而女性小说家也已经作为后现代文学的革新和开拓者汇入到主流文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