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中国青年”

延安的“中国青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第三年——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第二期正逢“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为它为了短文纪念，在这篇文章里。第一次发出了这一有名的指示和号召，即：“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同工农民众相结合。、”第三期又刊载了在延安纪念“五四”的大会上的讲话。

延安的“中国青年”由第一卷到第三卷，共出版了二十九期，每半月一期。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如、朱总司令、任弼时、洛甫、李富春、阵伯达等同志都为它写过稿。当时中央青委的许多负责同志，如冯文彬、胡乔木、刘光、李晶等同志，也发表了许多有关青年工作和青年修养的文章。此外，还刊登许多国际和苏联青年运动的译文。

延安的“中国青年”确定了它的任务不只是指导青年运动，而且应该具体帮助青年学习。这一方针，从第二卷中期以后，就体现得更明确了，它发表了大批帮助青年学习各种知识的文章，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思想、文艺音乐，以至自然科学的各方面。它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为它写稿的有：胡乔木、王学文、杨松、柯柏年、董纯才、陈企霞、许立群等同志。范文澜、洗星海、何其芳等同志所写自传式的文章，尤其被青年们所喜爱。编者并从这里得出经验，认为一般青年刊物不能只谈青年工作而必须具体帮助青年学习，照顾广大青年群众，掌握“青年工作中心任务是学习”的精神。“中国青年”的实际效果。也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方针的正确。

延安“中国青年”在晋西与县出刊了晋西版，由于晋西是在敌后，物质条件非常困难，这个刊物的出版是费了很大的努力的。

延安的“中国青年”发行的困难和今天相比较，是超过不知若干倍了，统治区只有极少数量漏过检查达到读者手中，后来则根本不能到达。广大的敌后根据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日益加紧的封锁。最初尚可发到，后来每期只能发到区党委一两册，因为过封锁线必须轻装快步，笨重的书籍自然不能多运。终于在皖南事变之后，主要因为发行太困难，“中国青年”便停刊了。一直到今年一月一日党中央的建团决议中规定出版“中国青年”做为指导建团方针的刊物，这才在完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人民革命大胜利的基础上，把这个有光荣传统的刊物——“中国青年”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