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人口迁移的选择性理论，采用抽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从个体特征、经济、心理和社会因素的角度，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不是很明显；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年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生活满意度、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组织支持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422.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其含义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含1980年出生）的且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进城务工或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其不再是一个具有高度抽象性的群体，而是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差别的亚群体。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生存，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寻求、拓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1]他们多半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直接就进入城市打工的，且大多数人几乎没有务农经历，乡土意识也比较淡薄。[2]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蚀着他们对家乡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 其生活方式跟城市居民接近，价值和情感逐渐认同于城市，从而逐渐背离乡土社会价值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问题成了理论界和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出路问题上，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尽快地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给予他们完全的市民身份和待遇；另一种观点则对此持审慎态度。已有的研究虽然意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需要高度关注及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并据此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初步构想，但分析的方法多侧重于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意愿的实证考察。这或许是造成学者们意见有较大分歧的原因之一。本项研究就对上海市X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为依据，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

二、基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人口迁移的选择性理论及其现实解读

人口迁移的选择性理论由李（Everett Lee）于1966年提出，该理论认为，迁移具有选择性（migration selectively），迁移人口不是人口中的随机样本，而是人口总体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只有某些特定的人才可能成为迁移人口。

该理论认为迁移者比非迁移者具有不同的人口、经济、心理和社会特征，现代迁移人口一般是年轻的、文化水平高、更有上进心，并同迁入地有更好的人际关系的人口。那些具有较高素质，如受教育程度较高、身体状况较好并富有进取精神的人对迁入地的正向因素能做出积极反应，比迁出地的其他人口更趋向于迁移，且倾向于进行长距离的迁移。迁移的选择性对强制性迁移不起作用，如由政治和宗教问题引发的迁移。[3]

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改革模式下出现的城乡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到市民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彻底地改变，而是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个阶段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第二阶段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市民。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主要动因是经济因素（城乡收入差距），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不仅仅是在空间上移居城市、在城市追求经济利益，更是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转变和适应城市系统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过程，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处于不断地重构过程中，从而影响着他们在流动过程中的每一个行为决定。因此，对新生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不仅要从经济角度， 更应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社会心理和社会因素的角度进行研究。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假设包括：

1．人口学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①性别假设：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程度更高。由于男性通常在劳动力市场的收入相对较高，而女性就业则面临着众多的歧视和不利因素，因此男性较女性的市民化倾向更强。②年龄假设：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越大，则市民化倾向程度越高。一般来说，年龄越大，能力和经验也越强，外出打工的收入也就越高，所以市民化的欲望也就越强烈。③文化程度假设：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市民化倾向越强烈。受教育水映了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状况，城市比农村更容易发挥人力资本效益，受教育程度越高，自然收入水平越高，工作机会也就越多，市民化倾向也就越强烈。

2．经济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①收入假设：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越高，则市民化倾向越强烈。拥有的收入越高，则在城市定居的能力越强，市民化的倾向程度也就越高。②城乡收入差异假设：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则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程度越高。在农村务农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两地收入差距越大，城市的吸引力也就越强，从而他们的市民化倾向也就越强烈。

3．社会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①生活主观满意度假设: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主观满意度越高，则市民化倾向越强烈。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主观满意度的高低能够侧面地反映出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现状，他们在城市生存现状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评价，从而影响着他们想成为城市居民的愿望。

4．社会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①组织支持程度：新生代农民工受到组织支持的程度越高，则市民化倾向程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越多，他们对城市的适应性就越强，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越强，他们的市民化倾向程度越高。②与城市居民的交往频率假设：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越多，则市民化倾向越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越多，他们获得的异质性资本也就越多，就越可能会得到更多有关在城市就业和生活方面的信息，从而为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便利，进而强化了他们的市民化愿望。③与老乡或同城工友交往关系假设：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乡交往越多，则市民化倾向越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乡交往越多，从老乡那里获得的支持也就越多，包括各种经验、就业信息或者情感支持等，这样，他对城市的适应性也就越强，想成为城市居民的欲望也就越强烈。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构成

本项研究拟根据“上海市X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该调查于2011年7- 8月在上海市X区以1980年以后出生（包括1980年出生）的且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进城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工为调查对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没有现成的抽样框，所以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抽样。本研究按照农民工的职业，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为类（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业、美容美发业、个体老板、工厂加工业和其它职业）进行分层抽样。共发放问卷300份，前七种职业各调查40份，其它职业调查20份。由于是本研究者亲自到现场去调查和收集问卷，因此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100%。

本次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总共是300个，调查样本中被访农民工的基本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设定

本文研究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想成为城市市民的愿望――希望=1，不希望=0）。由于因变量是虚拟变量的形式，是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所以，本文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来进行研究。

本文在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时，主要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特征、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变量来考察。模型变量及其统计性描述见表2：

四、研究发现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状况

本研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现状，同时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的因变量（虚拟变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您希望成为上海市民吗？”，答案是：希望和不希望（希望=1，不希望=0）。统计结果见表3：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希望成为上海市民的比例是32%，不希望成为上海市民的比例是68%，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总体上并不是很强烈。成为城市市民只是他们内心的愿望，但是基于种种现实因素的考虑（成为城市市民―尤其是上海市民是比较困难的），他们的将来打算未必是在上海定居。因此笔者又调查了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打算，统计结果见表4：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争取在上海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是74人，占总数的24.7%，而想成为上海市民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是32%，前者较后者小7.3%。未来打算是想通过努力争取在上海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8.4%的人有成为城市市民的愿望；暂时没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的新生代农民工有86人，有这一打算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占到了28.7%。在该群体中，有32.5%的人有成为城市市民的愿望；其他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想成为上海市民的比例较小，最高的是15%，最低是3.9%。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低于“市民化意愿”。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现在大部分还是把城市看作是工作和挣钱的地方，真正想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市民的比例还是较小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未来打算还是倾向于回乡或者还没有做出任何打算。

（二）影响市民化倾向影响因素的Logstic回归分析

本文在选入变量标准α=0.05 的水平上，进行了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进入模型的变量有年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生活主观满意度、组织支持程度和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程度共6个变量，性别、月均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和与同城老乡或工友的交往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5:

从年龄方面来看，负的回归系数（Beta=-0.344）显示，年龄与市民化倾向成反相关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越大，他们的市民化倾向越弱，这一结果与先前假设相反。Exp(B)=0.709，说明年龄增加1岁，市民化倾向程度将减少0.291倍。这可能的解释是：年龄和教育等人力资本要素，影响人们对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预期和评价。年轻的农民工往往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预期工资收入差别的贴现值看得特别高，而且他们把迁移成本看得较低，因而往往是他们首先从农村迁向城市。其次，由于农民工的职业和工种对劳动力的年龄和体能要求较高， 那些年轻、体力好、能胜任体力型工作的农民工，获取较稳定收入的可能性较大，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积累能力也可能越大，因而市民化倾向也就越明显。

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回归系数（Beta=0.237）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越强。Exp(B)=1.267，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每增加一倍，其市民化倾向将增加0.267倍。以托达罗为代表的迁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及部门结构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力供需和地区差异影响着人们向有着较多就业机会，及收入较高的地区转移。经济因素是驱使人们流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农村务农收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两地收入差异越大，城市的吸引力就越强，市民化倾向就越明显。反之，相反，由于城市的生活成本、就业成本和子女教育费用比农村高，农民工没有一定的经济收入预期将很难维持家庭在城市的生活，难以实现市民化，因而市民化倾向则较弱。

从城市生活主观满意度来看，回归系数（Beta=0.586）表明，城市生活主观满意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就越强烈。Exp(B)=1.797，说明城市生活主观满意度上升一个层次，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程度将可能增加0.797倍。生活满意度作为一种主观体验，它衡量的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可以作为考察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4]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高低能够侧面地反映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他们在城市生存现状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评价，从而影响着他们想成为城市居民的愿望。当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满意度越高， 则他们想成为城市居民的愿望也就越强， 适应及融入城市的过程就越短。反之，当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满意度越低，则他们想成为城市居民的愿望就越不强烈，适应及融入城市的过程就越长。

从组织支持程度方面来看，回归系数（Beta=0.506）表明，受到的组织支持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就越弱。Exp(B)=1.658，说明组织支持程度增加一个层次，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程度将增加0.658倍。城市社会的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实际上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型和制度型资本的象征。组织型资本是在特定范围内，组织以其特定性质的组织联系向其成员提供服务和便利。社会组织具有利益诉求、信息获取、权益维护等功能，有效的组织支持可以增进信任，促进合作，提高效率。[5]而制度型社会资本，是指作为一种公用资源，规范和制度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提供足够的方便。[6]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就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能够使自己的问题和困难得到解决，那么他们对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提供支持的满意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适应、人际适应、工作适应以及总体适应就越好，他们想成为城市居民的愿望也就可能越强烈。反之，就有可能加剧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或其他群体的排斥，降低城市社会的价值认同，从而使他们想成为城市市民的愿望降低。

从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程度来看，回归系数（Beta=0.465）表明，与城市居民的交往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就越强烈。Exp(B)=1.592，说明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程度上升一个层次，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程度将增加0.592倍。可能的解释是：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异质性、现代式社会资本的来源。异质型社会资本是拥有差异化资源的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之间通过“弱关系”互动获取的资源，例如与拥有更多资源的市民之间的互动即为通过“弱关系”获得资源的过程。“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是联系不相似个体之间的纽带，来自不同群体的不相似个体所了解的事物往往也不同。因此，某一个体通过“弱关系”所得到的信息重复性小，“弱关系”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7]如新生代农民工如果与城市居民交往的越多，他们获得的异质性资本也就越多，就越可能会得到更多有关在城市就业和生活方面的信息，从而为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便利，进而强化了他们的市民化愿望。

研究结果同时还表明，性别、文化程度、月均收入和与同城打工或经商的工友或老乡的交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首先，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男性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异，两者的工资水平都整体处于比较低的状态，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低于2000元。而城市的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很难应付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使得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比较艰难，从而降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因此，性别和月均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并不明显。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文化程度并不高，平均受教育水平处在初中与高中/中专水平之间，其差别也不大。与城市其他具有高学历的外来流动人口相比，其文化程度很低，缺乏竞争力和发展能力。最后，新生代农民工与同城打工或经商的工友或老乡的交往程度是比较深的，导致他们可能形成了很强内部的自我认同（进城打工者的角色），又由于受到城市社会和城市居民的排斥和歧视，就更加强化了他们的内卷式的认同，因而对他们市民化的倾向的影响作用并不是很明显。

五、结语

本项研究拟根据“上海市X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 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并不是很明显，其城市定居意愿则更弱。（2）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因素方面，年龄、文化程度、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生活主观满意度、组织支持程度和与城市居民交往程度对其有显著影响，而性别、月均收入和与同城打工或经商的工友或老乡的交往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3）模型检验表明，人口迁移的选择性理论对于分析中国的人口城市化问题适用程度并不高，只能部分地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问题，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国情差异。人口迁移的选择性理论是Everett Lee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经验而总结出来的，运用它来解释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现象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西方国家，城市化、市民化是一个与工业化同步的过程。城市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形成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拉力；同时，工业化带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数量大大降低，大量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需要向城市转移，形成了劳动力流动的推力。两股合力共同作用就产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农业流向工业。因此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是与英美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起步时间却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走了一条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相脱节不同步的道路。为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而设置的户籍制度承担着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资源分配的重要功能。由于现今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巨大，户籍制度继续为政府所需求和依赖，因而继续发挥着作用。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不仅受个人微观因素的制约，而且受国家宏观制度因素的制约。

总之，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众多，行动者的决定是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综合因素交互的结果。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各种职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然后在对城市的认知和对自身所获得的资本的基础上做出是否决定留城的打算。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动机趋于多样化，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所能解释的，更多地是由于他们有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向往城市生活。更重要的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户籍制度的藩篱和高成本的市民化门槛（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让大部分的城市打工者对其望而生畏，或许原本心中存有的市民化梦想随之消退。

参考文献：

[1] 刘成斌. 生存理性及其更替―两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转变[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7).

[2] 刘传江, 徐建玲. 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1).

[3] Everett 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M]. Demograhpy3, 1966.

[4] 何绍辉. 在“扎根”和“归根”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J]. 青年研究, 2008(11).

[5] 宇红, 王欢. 解读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J]. 社会, 2004(3).

[6] 王艳华.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重构[J].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2007(11).

[7] Bian Yanjie.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r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