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英文化大众化的解读

摘要:大众传媒时代精英文化大众化成为时展潮流。《百家讲坛》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糅合――既是学术传播的需要,也是电视媒体经营的需要。其制作理念的通俗化,筛选机制的重学问、轻思想以及制作模式的重形式、轻内容等特征解构了精英文化的独立、自由和艰深。探究该现象的社会根源,既与精英们的主动蜕变有关,也是电视媒体“平面化”的传播特性使然。

关键词:《百家讲坛》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平面化 解构

精英文化大众化的时代语境催生了《百家讲坛》

精英文化是社会道德和社会良心的守望。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它为全社会确立一种普世的信念,并负责向全社会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由于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主要形态,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因此其传播方式和社会大众有很大的距离,基本没有进人大众的视野,进而造成了一种社会大众和社会小众知识分子之间的断层。比如我们的民族精英文化――京剧、越剧等已濒临灭绝;国学研究被外文研究远远地压在了下面;精英的学术专著无人问津。无论从哪个领域看,精英文化都处于传播、传承的深度困境之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媒体改革逐渐推行,各家媒体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大众传媒追求市场效益,不断迎合普罗大众的口味,将精英文化的高雅、艰深、晦涩消解为通俗易懂、娱乐搞笑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大众化成为传媒获胜的法宝,也是时展的潮流。《百家讲坛》即是在这种语境下应运而生的新宠儿,它集寓教于乐、娱乐趣味与知识于一体,既满足电视媒体追逐商业利润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

《百家讲坛》也曾经历过从精英文化蜕变为大众文化的过程。其开办之初表现的是知识精英的理想――“构建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节目主要面向中上层知识分子,试图构筑一所全民的大学。但精英文化的传播随即遭遇了大众口味的滑铁卢。接近零收视率的惨痛现实迫使制片人反思,市场经济的利益链条最终决定了编导重视受众群体的口味,重新调整节目制作思路。随后,《百家讲坛》便以观众趣味为导向标,不断调整节目内容和表达形式,刻意将学术的思想深度浅薄化、娱乐化,以满足公众的审美能力和精神需求。《百家讲坛》定位的调整可以看做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妥协和让步。

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塑造了《百家讲坛》

制作理念――学术通俗化。《百家讲坛》开办之初确定的宗旨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精英文化“三品”高定位,结果因为收视率等原因经过了三次改版,内容历经了由“系列专辑”到宽泛零散节目的转变;学术性、专业性向大众化偏移;主讲人也由杨振宁、丁肇中等科学泰斗向易中天、刘心武、金正昆等文化生活“讲学大师”转化;受众也由“教育金字塔”顶端向底端初中文化水平以上的人们扁平式发展;同时采取简化文本的方式,抽取主题中比较有趣味性的内容进行加工后传达给大众。

《百家讲坛》完成了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的转型后,便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当成该节目的制胜法宝和制作理念。在所有对学者的要求中,编导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淡化学术味道,如何讲细节、加悬念,使讲稿变得和剧本一样,却唯独不对学者的思想进行测度。不仅如此,但凡有一些思想的萌芽,编导也要对它进行修正和调理。①我们来看一看制片人万卫的说法:“他们的提纲都做得比较学术,内容也基本上是论文的方式。然后我们告诉他们哪些是不符合我们要求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改,……我们觉得观点可以在讲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往外倒,主要是细节的东西。”

从制片人的思路可以看出,《百家讲坛》的节目录制出来是给大众上知识普及课而不是思想启蒙课。所以,我们看到《百家讲坛》的讲述中,细节成为讲述的重点,观点隐藏于背后或被细节完全淹没,思想变得支离破碎,成为叙事细节的牺牲品。而学者进入《百家讲坛》开坛讲课既不是幕后策划者,也不是作为嘉宾的点缀者,而仿佛就是电视节目的主人――他可以用45分钟的时间从容展开,详细讲解。这似乎给了主讲者以绝对的优势传播其思想学说。但长时间成为镜头中人并不能保证他主体性的发挥,因为讲什么和怎样讲并不是学者可以自己做主的,而是受到《百家讲坛》制作理念、节目定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因此,我们看到《百家讲坛》表现得通俗易懂,甚至模式呆板,缺乏思想。不是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缺乏思想,而是节目制片人了学者们的思想。

筛选机制――重学问,轻思想。《百家讲坛》的理念和机制其实对思想型的学者天然地进行着某种排斥。由于转型之后的《百家讲坛》注重历史故事的讲述、注重传统文化的呈现,被它选中的学者便以文学、史学研究者居多。概言之,这些学者都可以被称之为人文学者。我们以2004年～2007年在《百家讲坛》上特别走红的三位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为例,从其专业背景、学术旨趣、研究路径等方面看,他们都是学问型学者,而不是思想型学者。学问型学者重知识的积累,重史实的考辨。

而思想型学者既能让思想照亮学问,又能让学问滋养思想,他们不光是专业领域中的领跑者,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思考者和发言人。如五四时期的鲁迅和胡适是思想型学者;50～60年代的陈寅恪和顾准是思想型学者;80年代的高尔泰和李泽厚是思想型学者;90年代的李慎之和钱理群也是思想型学者。他们的思想溢出了狭窄的专业范围,成为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宝贵财富。然而,《百家讲坛》所选中的却大都是学问型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是这样,其余如刘心武、于丹、纪连海、毛佩琦、孟宪实、马瑞芳、隋丽娟等人也莫不如此。

《百家讲坛》成为精英文化大众化的标志,显然与它的筛选机制有关。谨慎地选择演讲题材和主讲者类型,杜绝艰深、晦涩的思想在节目中传播,以免造成观众的理解障碍。于是,大量故事性、情节性较强的历史题材进入讲坛备选之列。主讲者只需输出知识点,激起观众兴趣点即可,不必传播艰深、晦涩的思想。这是电视媒体导致精英文化大众化的必然结果。

制作模式――重形式,轻内容。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娱乐性、消费性。而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工具,其传播的节目不可避免地必须具备大众化特征。因此,《百家讲坛》节目的特点也必然打上娱乐化的烙印,以形式上的新奇、独特来吸引观众。本是一档科普节目,却制作出电视剧的效果是《百家讲坛》的一个亮点。如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梦》系列、历史教授毛佩琦的“明十七帝疑案”系列、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系列,等等,这些讲座与其说是学术探讨交流,不如说是在向观众讲故事、说评书。故事的“脚本”里有主角、有配角、有情节、有悬疑、有矛盾、有冲突,一切电视剧的元素一应俱全。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些所谓精心制作的电视剧。《百家讲坛》的每期节目都有一个悬念性的问题贯穿其中,整个讲座可以分成开始、发展、高潮、尾声四段式的结构。观众完全沉浸在“说书人”的表演中,无暇顾及演说的内容是否精辟、独到或值得推敲。

精英文化大众化的社会根源

知识分子的主动蜕变。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同时也经历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过程之后,原来那些热衷于思考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大都在专业和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他们也逐渐丧失了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基本冲动。专业化和体制化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大敌,而越来越汹涌的商业化进程又把他们卷入其中。在西方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文化的熏陶和浸润下,知识分子也变得崇尚物质、拜金、奢靡、腐化……价值观的扭曲造成的负面影响波及甚广。学术精神的崩溃、学术偶像的坍塌是当代学术界的现状和窘境。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百家讲坛》捧红的学术明星们,在一个个光环照耀下变得身份游离,“他们游走于学府和市场、书斋与传媒、讲坛和秀场之间,他们无所不知,处处发言,以知识来投资,把自己的名声当做品牌来经营。”②学者介入电视确实有利于改变电视的生态环境,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也是传播精英文化,以学术精神唤醒民众的良方;从学理的层面思考,这也是精英文化改造大众文化的一种有益尝试。然而学者介入电视之后对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学者还能保持精英的姿态,完成伟大的梦想吗?

在多数情况下,专家学者的被邀请只是为了增加话题的权威性和电视节目的可信度,仅仅起一个摆设的作用。陈力丹教授曾有如下感言:“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专家访谈节目,策划人事先早已确定了节目的基调,我基本依据写好的步骤和要点说话,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20分钟的时间也不可能谈出多大深度……”③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尽管需要放下知识精英的架子,放弃学术的坚守,但为了头顶的光环,不少知识分子还是对电视媒体趋之若鹜。可见,知识分子的主动蜕变是精英文化大众化的一个首要社会根源。

电视媒体的“平面化”传播特性。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电视媒介的优势即在于其突出的视觉性。与印刷媒体的想象空间丰富不同,电视作为视觉媒介,其流动的画面作为线性传播方式没有给人的思考留下任何余地。其内容的不可逆性迫使人们只是被动地追随画面,剥夺了人们的想象和思考空间。尽管电视可以发挥很多功能,从本质上讲,它却最适合作为娱乐工具。媒介学者波兹曼写道:“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哲学是水火不容的。”因此,“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④。因此,媒介特性决定了电视讲坛的主持者只能充当电视传播的符号工具。

电视其实是拒绝或者排斥思想型学者的,它们不可能给这样的学者提供一个展示其思想的平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电视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⑤,“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在电视领域,那些戴着光环的专家、学者只是受操纵的“木偶而已”⑥。《百家讲坛》按照明星机制对主讲者进行包装和推介。电视媒介具有强大的“赋予功能”,“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过电视处理的现象与认识,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专家、学者只是电视组织为增加节目的权威性,作为招徕观众的符号。一旦进入电视传播领域,他们便不再是专家、学者,也难以担当精英文化的代表。

长此以往,学者的思想被平面化、片面化了。大众文化的本质是工业文化、市场文化,其生产机制遵循的是价值规律。《百家讲坛》是追求收视率的节目。精英文化大众化固然可以创造高收视率,带来丰厚的商业回报,但同时也可能造成文化庸俗化、浅薄化的高风险。

注 释:

①王小峰:《打造学术演讲明星》,《三联生活周刊》,第44期,2005年12月28日,省略/program/bjjt/20051230/101132.shtml

②王朔:《王朔文集・随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9页。

③李明伟、陈力丹:《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当代传播》,2004(2)。

④尹继佐:《当代文化论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⑤⑥皮埃尔・布尔迪厄[法]著,许钧译:《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2页。

参考文献:

1.方健文:《学者介入电视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1)。

2.王俞波:《略谈精英文化大众化的风险及防范原则――以〈百家讲坛〉为视点》,《湘潮(下半月)》,2007(11)。

3.赵海萍:《从“知识分子”到“知道份子”》,《咬文嚼字》,2006(6)。

4.徐梅:《王鲁湘导演最怕一根筋》,《南方人物周刊》,2006(19)。

(作者为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学硕士)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