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摘要：从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转变与生态环境质量三者间相互作用出发，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方法对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形成机理进行深入解析。在此基础上通过AHP层析分析法主观赋权、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构建，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展开测度。结果表明，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均对承接地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通常承接国外产业转移负面效应相对较大;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即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正逐年减弱;但各年度指数基数值依旧维持较高，表明皖江城市带产业承接的生态环境压力依旧不容忽视。

关键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生态环境效应;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055-007

伴随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有序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下简称皖江城市带）在积极承接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转移、创造明显经济收益的同时，也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连锁冲击。[1]统计资料显示，作为全国首个获批复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近年来皖江城市带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幅均领先全省，产业承接态势良好。[2]其中，2013年皖江城市带生产总值达12555.5亿元，比上年增长11.3%，增幅比全省高出0.9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9652个，占全省比重约为63.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859.9亿元，占全省的68.5%，比上年增长14.6%。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谋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产业承接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制约包括皖江城市带在内的整个中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健康、稳速发展的关键因素。[3]大力推进各项经济指标与生态环境质量同步提升、努力实现承接产业转移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逐渐上升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4][5][6]

关于产业梯度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影响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大多从国际产业转移角度展开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各国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跨国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及“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正确性检验等问题[7][8][9]。Walter （1979）和Oates （1992） 最早提出“污染避难所”假说。然而技术方法等局限及测度计算等误差使得争议的存在不可避免，Bauml and Oates （1998）、Akbostan Ci （2007） 等学者先后通过理论或实证检验了假说合理性，而Wheeler（2001）、Liang F.H （2005） 等学者却持有相反意见。国内学者研究方向大多集中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产业承接模式创新以及承接地政府政策导向等方面。陈刚、张解放（2001）运用C-D生产函数将区际产业转移经济效应分解为优化、扩大和发展三个效应源。[10]刘友金、吕政（2012）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与实践的现实矛盾出发，提出创新产业承接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11] 程李梅、庄晋财等（2013）通过案例分析指出产业链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均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陷阱”突破提供路径选择。[12] 而类似于何龙斌（2010）关于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困境研究则较少涉及[13]，可见这一领域研究价值依旧存在，而且这方面研究在现阶段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为主线，首先从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转变与生态环境质量三者间相互作用出发，对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形成机理展开深入解析;在此基础上借助AHP层次分析法主观赋权及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构建，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展开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形成机理

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在积极承接西方发达国家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必然伴随当地原有产业结构转变[14];由于不同产业结构污染密集度及其相关政策倾向、监管力度等存在差异，进而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15][16]，即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始终存在。以下主要就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转变与生态环境质量三者间相互作用展开深入分析，整体解剖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形成机理。

首先，承接产业转移必然伴随产业结构转变。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类型产业项目逐渐转移进来，与当地产业融合发展，伴随相关产业竞争优势日益突显、技术水平日益提升、绩效差距日益拉大，承接地原产业结构将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变。[17][18]而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转变相互协同演化，既可能带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积极效应，又有可能产生要素配置失衡、经济发展停滞等消极效应，其间呈现鲜明的非线性逻辑关系及路径依赖。[19]通常情况下，这一效应结果不仅取决于各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等客观因素，还依赖于转移动机、承接意愿等主观因素及政府政策导向等环境条件。胥留德（2010）在其研究中曾将产业转移涉及的产业总结为四大类，分别是淘汰产业、濒危产业、废物回收加工和资源开发项目。[20]可见，发达国家或地区受自身利益驱使，大多优先考虑将污染型传统产业转移出来。而承接产业转移对承接地来说既是一个招商引资的过程，又是一个推进资源配置合理化、区域分工专业化的过程。[21] [22]为最大限度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外部投资倾向于在其具备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集聚，因而为推进承接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转变，必须严格设置准入门槛、科学选择产业项目、明确把握承接重点、逐步改善融资环境。[23]

其次，产业结构转变必将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各产业本身要素配置密集度、资源利用效率、技术工艺、生产集约化水平等存在差异，第一、二、三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24]在此基础上，伴随区域产业结构转变，三次产业按特定比重、分布重新组合，直接关系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或恶化。此处我们采用图1所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加以分析。EKC曲线通过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指出环境污染程度与产业内部结构高度化水平之间呈倒“U”形曲线关系。[25]工业化初期OA段属于轻工业发展阶段，呈现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此时第一产业占主体，第二产业中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污染密集度整体偏低。伴随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类型演变为AB段的“二、三、一”结构。此时为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份额下降，第二产业中石油炼焦、煤炭开采、金属冶炼、钢铁化工等资源密集型重工业占据主要比重，在创造明显经济收益的同时，生态环境压力加大。工业化后期BC段产业逐渐趋于电气化、信息化，呈现鲜明的“三、二、一”结构，这一结构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最优结构，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最优结构。[26]此时第三产业上升为主体，第二产业中新材料、新能源、计算机、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不断涌现，区域环境效益得到强有力保障，生态环境质量趋于改善。

最后，产业结构转变是承接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质量发挥影响效应的重要桥梁。其内在联系如图2所示，以下主要从三条路径展开具体分析。第一，承接地初始产业结构基础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结构如何转变，进而影响生态环境质量，这一结论归因于外部投资在规模经济效益驱使下逐渐向其优势产业部门集聚的一般规律。[27]如果承接地污染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明显，则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均逐渐趋于污染化，生态环境质量也将进一步恶化;反之清洁型产业占据优势，将推进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第二，外部投资结构作为承接地产业结构转变的主要推动力，将直接决定其产业结构转变方向，进而影响当地生态环境质量。[28]如果承接地吸收投资大多集中在资源密集型等污染产业，产业结构整体污染密集度加深，环境污染程度必将加剧;如果外部投资倾向于技术、知识密集型等清洁产业，伴随产业结构优化、污染排放强度降低，承接地生态环境质量将趋于改善。第三，政府环境规制政策、企业环境准入门槛等作为承接地科学选择产业的明确标准，为产业结构合理转变、优化升级提供了方向，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承接地生态环境质量。[29][30][31]一般来说，政府设置较高的环境准入门槛，制定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缩小企业生产的环境外部性，必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有利于承接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反之将加剧生态环境恶化。

综上所述，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转变与生态环境质量三者间相互作用、层层递进、互为因果。承接产业转移过程必然伴随产业结构转变，而产业结构如何转变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或恶化。通常情况下，如果承接产业污染密集度相对较高，产业结构逐渐污染化，必将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如果技术、知识密集型等清洁产业占据主要比重，必将有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二、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实证研究

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承接规模不断扩大，但石油炼焦、有色金属冶炼、煤炭开采、电力及热力供应等资源密集型产业承接接近总体的80%，正面临大气污染、水污染、植被破坏、“三废”排放等一系列环境冲击。在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以皖江城市带为例，创新性构建承接产业转移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指标，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展开实证研究。

（一）测度模型

借鉴北京大学彭建博士区域产业结构分类思路，本文将承接产业类型分为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五大类展开研究。[32]通过AHP层次分析法主观赋权及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构建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展开定量测度。

运用AHP层次分析法主观赋权，即按照以下步骤确定权重系数，也就是各产业生态环境影响指数：首先建立A1―A5共5个指标层次（表1），依次代表上述五大类产业;

其次构造判断矩阵，将上述5个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构造5阶判断矩阵B如式（1），

B=b11 b12 b13 b14 b15 b21 b22 b23 b24 b25b31 b32 b33 b34 b35b41 b42 b43 b44 b45b51 b52 b53 b54 b55（1）

其取值采用1―9 数值标度法（表2）;接着进行层次单排序，采用特征根法求解判断矩阵B的特征向量矩阵W=[W1，W2，…，W5]T，将其归一化得到权重系数矩阵;最后通过CR比例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33]

在上述权重系数测算结果基础上，基于各产业吸收省外实际到位资金、外商直接投资或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进行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测算：

IIISNE=■IRi×Wi（2）

其中，IIISNE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Ri为i产业吸收投资比重，Wi为权重系数矩阵中i产业对应的权重。数值结果依据表3区间标准判断其生态环境效应相对强弱。依据各年度IIISNE结果，综合评价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

■（3）

其中，SE为生态环境效应变化幅度;IIISNEt1、IIISNEt2分别为t1、t2时期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IISNEt2-IIISNEt1为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波动值。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在确定各产业权重系数时，通过向50位权威专家发放函询问卷（由于文章篇幅限制，问卷内容在此省略），收集、统计问卷得到上述五大类产业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程度两两比较结果，结果以五阶判断矩阵形式给出。在此基础上对判断矩阵依次进行层次单排序、归一化处理和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到权重系数矩阵。在收集招商引资数据过程中，综合查阅了安徽省、各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局、招商局、发改委网站，还曾求助于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省皖江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感谢。皖江城市带整体招商引资数据整合结果如表4示（考虑文章篇幅，皖江城市带各市统计数据在此不以图表形式给出）：

（三）结果分析

统计、整合专家函询问卷结果，得到如下五阶判断矩阵B：

B=1 1/6 1/3 1/4 3 6 1 4 2 73 1/4 1 1/2 54 1/2 2 1 51/3 1/7 1/5 1/5 1（4）

经AHP层次分析法测算得到各产业权重系数如图3所示，以此为基础对皖江城市带整体及各地级市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测度。其中CR=0.0398

选择省外实际到位资金、外商直接投资分别测算皖江城市带整体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和国外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34]，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所有指数结果均位于区间x0.30，0.45y内，即各年度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均为中等;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最低值0.3331仍大于承接国内产业转移最高值0.3299，表明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对皖江城市带生态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相对更大;除0.3575>0.3545外，各年度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即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对其生态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正逐年减弱;但各年度基数值依旧维持在0.30以上，进一步优化产业承接结构、推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仍需引起重视。同时，由式（2）测算得到各时期生态环境效应变化幅度分别为-0.48%、-6.07%、0.85%、-6.32%和-0.54%。除2011年对2010年变化幅度为0.85%外，其他时期内均为负值，进一步验证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程度正逐渐减弱。

基于固定资产投资分布对皖江城市带各地级市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展开测算，结果如图5所示（由于皖江城市带仅覆盖六安市金安区和舒城县，在此对六安市不予考虑）。就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来看，除滁州市外，大部分地级市指数值均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表明皖江城市带各市承接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正逐年减弱;但各年度下降幅度并不显著，指数基数值依旧维持较高，截至2013年，仅合肥、马鞍山两市指数值低于0.30，表明各市产业承接的生态环境压力依旧不容忽视;同时各地级市间指数值始终存在一定差距，可见承接产业转移对皖江城市带各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并不均衡，其中池州市指数值最高，基本维持在0.35左右，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程度为中等，而合肥市已低至0.2601，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弱。就生态环境效应变化幅度来看，大部分地级市变化幅度均为负值，同样验证了皖江城市带各市承接产业转移的正态环境负面效应正逐渐减弱;受地方环境管制政策、环保投入力度、环境准入门槛等因素影响，滁州、池州等市在2012―2013年度出现正值，表明皖江各市承接产业转移对其自身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并不均衡，仍需科学选择承接项目、大力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对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展开较为全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综合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承接产业转移不仅产生社会经济效应，也必然伴随生态环境效应。皖江城市带在承接产业转移谋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对当地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由于不同产业间存在要素禀赋、生产工艺、资源配置等方面差异，产业本身污染密集程度不同，因而产业承接环境效应与各产业投资比重密切相关。通常第二产业所占投资额比重越大，生态环境负面效应越大。（3）受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转移动机影响，内资、外资在承接地三次产业间投资比重分布并不一致，导致承接国内、国外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程度存在一定差异，通常承接国外产业转移负面效应相对更大。（4）随着产业承接结构调整，较高的环境准入门槛严格遏制大量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进来，皖江城市带整体及各地级市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负面效应均逐年减弱，生态环境质量有望逐步改善。（5）尽管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降低幅度并不显著，各年度指数基数值依旧维持较高，可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负面效应仍将长期存在，产业承接的生态环境压力依然不容忽视。[35]

为全面推进包括皖江城市带在内的整个中西部地区实现承接产业转移与生态环境质量协调发展、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同步提升，各级政府、环保部门、企业、公众都必须积极参与进来，综合采取各项举措强化环境监管，实施防污减排，进而优化环境质量，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36]首先，必须逐步完善环保法律体系，提升监管法治水平。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大多重点发展经济，环境监管法制建设投入远远不够，致使法律基础薄弱、法治建设滞后、环保工作开展缺乏法律保障。因而必须加快法制建设步伐，修订各项环保法律法规以填补立法空白，合理分配环境监管权限以提高执法效力，全面提升环境监管法治水平，控制并解决产业承接带来的各项污染遗留问题[37]。其次，必须大力强化政府监管机制，提升区域绿色产值。就如何协调经济与环境效益同步提高，各级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38][39]。为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急需逐步完善政府环境监管机制，将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提高环境标准加强生态效应评估，构建环境税收体系强化污染防治，并将各项监管工作落到实处，努力提升区域绿色产值。最后，必须努力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公众作为环境监管主体之一，在监管过程中掌握信息不对称，付诸行动无保障，将直接导致环境监管机制难以高效运行。[40]因而必须逐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积极扩展公众参与渠道，加强信息规范管理以防止公众参与不足，维护公民环境知情权以保障公众参与有效，最大限度发挥公众对于环境监管的积极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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