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活还给孩子

【摘要】把生活还给孩子，首先意味着孩子们必须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次，由于养成了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生活习惯，孩子们开始学习独立思考。你家孩子和邻居家孩子的关系或许十分复杂，而常...

多年不见，我约了我的老师R教授到夏威夷岛的“火山之血”喝本地最好的科纳咖啡豆炮制的法国炭烧，闲聊我们相识的活着和死去的朋友。我在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的老师们，有三位已经死去。第一位米勒教授，患的是白血病。我记得我在其它文章里忆及，他是在与妻子商量后，停止换血，平静地离开人世的。第二位坎贝尔教授，也曾是张五常教授的老师，患的也是白血病。我在其它文章里从未忆及，他和夫人（通过了某级别的瑜伽功考试）都是东方养生术的爱好者，这导致他们的女儿专门以东方养生术开业治病。不愿意回忆他，是因为我与他感情较深，更愿意把他留在我的私人回忆里。

R教授告诉我，尽管坎贝尔的五个儿女是自由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典范，但他们却公开抱怨过父母对他们的指导和管教太少，以致走了不少人生“弯路”。R教授的儿子的儿子，正在念小学，认识了一个越南孩子，有一天他被越南孩子追着问：“你在班上为什么不当第一？”这追问非得用英文表达，才显出文化差异来：“Are you number one in your class?”“No.”“Why not?!”

结束后出生的那一代孩子，我们称为“新新人类”；他们的父母辈，我们称为“被耽误的一代人”，而站在他们父母辈后面的，是父母的父母辈，不妨称为“被理想主义毁掉的一代人”。于是，几乎无可避免地，“新新人类”担起了前两代人几乎半个世纪的期望。那份过于沉重的历史，让孩子们宁愿去承受生命之轻。

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我曾经说过，是教育孩子。惟其最困难，我认为，教育孩子的最妥善的方式，是把生活还给孩子。我们周围的许多最出色的孩子，例如，北大和清华校园里的孩子们，我敢声称，他们当中许多人自出生以来就始终是为父母辈以及父母的父母辈活着和奋斗的；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过把生活的权利交给他们。

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孩子，想要判断他（她）的生活是为自己的还是为父母的，一个最简便的检验方法是考察他是否养成了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生活习惯。也是由于这一检验方法行之有效，我发现我更喜欢和农村来的孩子交朋友。用家长们的话说，他们“更懂事理”。好莱坞影星阿诺德在电视采访时告诉全世界的父母说，他要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过“苦日子”，他说这样的孩子将来活得更像“人”。我还没有想像出他怎么具体实现这一承诺，不过我同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尽管我还知道，早年的困境容易扭曲人的性格，我可不希望孩子的心灵因远离幸福而失去天真。

把生活还给孩子，首先意味着孩子们必须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次，由于养成了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生活习惯，孩子们开始学习独立思考。你家孩子和邻居家孩子的关系或许十分复杂，而常识告诉我们，只要不发生“出圈儿”的事情，你就不应当过问。西方人以“隐私权”的名义加以保护的，对孩子而言，无非就是赋予他们独立负责的权利。2000年美国教育部统计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那些每周工作8至16小时的孩子学习成绩最好，工作时间太长会影响家庭作业的质量，而从不做任何工作的孩子，对自己的学业缺乏责任心。第三，由于学会了独立思考，孩子们开始从自己的生活，从“非我莫属”的人生经历中，体会到哪些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哪些东西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时尚。这样，“生活”将代替我们这些无知的父母，成为孩子们最妥善的老师。

把生活还给孩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首先要求我们搁置自己的期望，自己承受那份沉重的历史负担，自己直面被耽误的命运。其次，这要求我们做一个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第三，这要求我们努力建设能够发挥正常社会（而不是病态社会）的影响力的小区和学校。最后，这要求学校的老师们在课堂里尊重孩子们生活、选择和独立思考的权利。

关于教育，我原本写了比现在发表的多得多的文字，但既然天下最艰难的事情莫过于教育孩子，那么发表这些关于教育孩子的文字便由于需要格外的勇气而变得格外艰难。因为，我怎么敢肯定我的这些看法对读者不发生负面的甚至致命的影响呢？不过在写出了这一感受之后，我便已经把我的文字可能引致的负面影响预先消除了许多。况且，这期“边缘”讲的是“熊和硫酸”的故事，我这篇“边缘评论”于是可以当做我们阅读这一故事的“间接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