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之“造”

本文旨在讨论设计艺术中的创造所显现出的功能美。这种创造更多的是指一种未曾出现过的形式，是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用途所造物。若从一定程度上讲，其只有一个目的――用。《幼学琼林》中对器物的论述为“一人之所需，百工斯为备。但用则各适其用，而名则每异其名。”诚然，设计的创新紧紧联系于时代生产力水平，这里的“造”是指之前所未出现过的新物件，即为新生产力所造新物。

一、中国设计中实用美学思想

实用的思想在墨子的著作里最为明显。《墨子•非乐》“仁之事者，务必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出身社会底层，身体力行从事工艺制作，更是个工艺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墨子并不排斥形式上追求美的感官效果，并不是认为在造物时可以抛开情感因素，在墨子的思想中，物必先有其用，实用功能才是第一位需要考虑的，生活中常见之物，因其实用适用而合理存在，并无奇异之处。“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墨子•辞过》：“圣王作为宫室便与生，不以为观乐也；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至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对功能推崇至极。

汉代王符《潜夫论》里“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对物实用性的强调更加突出。战国时期的《列子》中“物职所宜”，意思是创造出来的物是为了适合它自身的用处，满足其使用者人类的需求。《刘子•适才篇》“用”与“宜”的问题，外形可以有多样，但是功能必须具备“物各有用”，对“用”的检验出自于适合不适合，不是外形的好看不好看。范仲淹《制器尚象赋》“器乃适时之用，象帏见意之筌。当制器而何本，实尚象以为先。”“备其器，则所以足用；存乎象，则不失其正。制皆有度，为后世之准绳；用各从人，遂群生之情性。”王安石“诚使适用，也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一雕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清代李渔“使适用美观均收其利而后可”。此类思想，是人们对自己的工艺行为和所作出的产品成果的更深认识的产物，作为思想成果，它可以反过去批评总结成果。每个是到具有其不同的设计思想，先秦时代诸子关于工艺的论述，都是当时奴隶社会特有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而到了封建社会那些朝代，特别明清开始对审美情趣的提升后，生产力也在不断发展，工艺以及工艺指导思想全是当时朝代文化的反应，与前面朝代有着显著的差别。

二、设计产物的功能美

王朝闻说过“在工艺造物中，由功能而决定的造型，有时也能造成意想不到的美感。人类祖先对素陶造型的美，既可以是由实用创造了美感而引起的，也可能在别的生活实践里，由别的原因创造了特定的精神需要，方在素陶的形体设计时使作者的审美意识对象化，物质化的”。

图中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小口鼓腹尖底瓶，若简单地从外形看，我们或许只能理解出这是一个容器，对于它的用途甚至都不明了。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原始社会，没有那么多的工具与技术水平时，人类打水就需要利用特殊的原理，这个尖底瓶两侧的挂耳是扣绳所用，将陶瓶置入水中便会横躺水中，待到水进入瓶中较多时，因为底是尖的便会口朝上浮于水面。所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个陶瓶时，首要的便是它的功能实用美。古人在做这个陶瓶是必定是先考虑物理原理，考虑的是要如何用。或许这在许多人眼中，一个形状特别的盛水瓶子离美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在工艺造物里，这也是美的一方面体现，这种美是要深入到当时社会环境与文明中去体验。而不仅仅是其造型在今天的容器里看来是独特与异样的美。美国建筑师格林诺夫（1805―1852）在其《形式与功能》中“适合性法则是一切结构物的法则……我们赞成用美这个字来表示形式适合于功能……我把美定义为功能的许诺，行动是功能的存在，性格是功能的记录”。在中国荀子“美善相乐”，美与善是相互联系依存在一起的，在这里的善便不是善良，而是适合、适用，本是一种功利的目的，搭建在实用与美之间的就是这个善。

西汉长信宫灯，高40cm，仕女高44.5cm，形态是一梳髻的侍女跪坐，分为头、右臂、身躯、灯罩、灯盘、灯座几个部分，头和右臂可以拆卸。灯盘分两部分，灯盏罩可以左右转动，调节不同的方向灯就可以照亮不同的方位。燃烧的烟油灰尘通过宫女的右臂留在身体内，不会飘散到周围环境里，保持室内的清洁。灯表面并没有过多的繁饰，刻有铭文记载了所属者以及重量等。设计之巧妙不可言语，将灯的实用功能与净化空气结合在一起。并且专家考证后证实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做出这种铸造后合起的冶金工艺品，也是当时的精品。可见在做这个灯之前工匠已经对设计成熟在心，因为汉代审美意识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巧妙使用的基础上将造型做成此状，为了吸油烟仕女的右手衣袖做成虹管。这件工艺品便具备了“善”，它的灯罩可以很好的控制灯光的照明方向，汉代生产力水平提高，金属工艺品制作技术不是问题，完全解决了灯照明使用的功能，更成功的是它做到了“美善相乐”。

明时的家具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家具的材料、制作工艺都不同于前代。从造型上看，没有繁冗的装饰，典雅精巧，如太师椅，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椅之有杯圈联前者，名太师椅”。然而明代椅子的外形不仅是为了好看，在那个礼制观念很强的时代，为官者坐必有威严仍然笔直身板，虽然从人体工学的角度，那个椅子坐上去时间久了，无论屁股还是腰板都会不舒服。所以，从明椅子也可以得出，造物的第一要准仍然是实用功能。中国古人强调物之为用的思想还体现在对人体工学的原理与工艺造物关系的关注，甚至是自觉。从陶器、青铜器、漆器、灯具和家具等生活用品的尺度来看，基本上与人体的各种尺度和需要是相适应的。这种尺度的适宜，在工艺造物中，反映了艺术造物中追求的科学精神。

到此，我们可以看出，功能虽然不是最常见于审美观念的一种，但当造物所要表达出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最经常的会问是这个东西是否好用？所以在看待每一件物品时，不仅要通过纹饰等装饰内容去探究当时的文化蕴涵，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新工艺制作水平，也要认真对待每一个造型的线条，并且清楚这些与该物被人所使用的关系。虽然现在有些与古代对功能观念不同的看法，但是延续了千年的文化积淀，从未有过改变的功能美必会更加散发出魅力。

参考文献：

[1]戚文，李广星等著.《墨子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李泽厚，刘纲纪编.《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7

[3]杭间著.《中国工艺美学思想史》.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