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疼农民我敬谁

安徽的陈桂棣和春桃夫妇，赶不上安徽的马兰及其夫君余秋雨先生阳春白雪，在“文化贡献”上更是远远不是后者的个儿。然而就笔者个人感情而言，我更敬重前者，原因就是他们写了《中国农民调查》，而余秋雨先生只写了一些中外废墟。就像中国人对动物保护不太上心一样，因为人还没保护好，谈什么动物，我对只关心废墟的人印象不佳。

《中国农民调查》不是才气逼人的作品，仅就“才气”一项计，一百个文化人九十个写得来。中国有多少文化人？理工类且不算，仅计有大学学历的人文社科类文化人，老的少的加一起，上千万恐怕是有的。上千万人里百分之九十的人写得来的东西，可实际上有几个人确曾写过呢？实在太少。再刨去其他，只计以写作为业的文化人，如果大家早一点，多一点，写写可诅咒的农民负担和农民的生存危机，效果会如何呢？再具体一点说，比如像以写“文化”见称的余秋雨，如果写完“文化苦旅”之后，再写一部“农村苦旅”，以其才情和影响力，对于解救农民的速度和力度必将大有推助。于余氏本人，不仅立言，而且立德、立功，“三不朽”齐备，比现在这个样子轻飘飘的，被笑为“涂着文化口红”的余先生起码要再不朽一万二千多年，再厚重一万二千多尺斤！或者再晚一点也可以，“山居笔记”写完了，来个“村居笔记”，也不晚啊，可惜余先生没有。以余氏的“冰雪聪明”，必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局限，我看这就是他的局限。

王蒙先生，任何掐尖占强的事都让他赶上了，最近又出了本小说《青狐》，据说是跟奉行身体写作主义的后生有一拼。我就不理解，您那么聪明一个人，怎么就不能写点农民，好让自己的余热发得更是地方一些？冯骥才先生，跑完了四合院，看过了巴黎女郎，画画画累了，也下来舒活舒活筋骨，跑跑农村，写写农民负担行吗？贾平凹，“废都”里待几十年了，写写你们商州农民父老眼下的苦难可以吗？只写家乡的丑石，充其量只是那丑石的儿子，不是家乡人民的儿子。刘震云，1942年“温故”过了，温得不错，是不是也该“知新”一下2002年咱老家孟津现在如何，被打死的农民有吗？还有梁晓声、余华，我知道不了几个作家，更没有看过他们的小说大作，以你们如椽大笔，也来点儿农民调查之类的行吗？最近一期《了望东方周刊》（第8期）说：文学界有人说，陈桂棣夫妇的“作品已经偏离了文学的轨道，即使作为报告文学来讲也很粗糙”。我向来不看艺术，也不看才气，只看你的笔对当下农民做了什么。所以当初当文化记者时，曾瞻仰过不少文化名流，但是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我没发现他们有疼农民的“前科”，因而恕我没“认识”他们的冲动。

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农民的灾难是吃不饱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饭吃饱了，可新的灾难品种又出现了，就是税费负担。税费负担听上去是个经济问题，然而经济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就关乎人性罪恶，关乎生死。他实在无力承受，你一定要他承受，在这“推推搡搡”的临界点上，必然迸发出人性之恶。在进入天堂之前，罪恶是难以避免的。既是难以避免的，因而泛泛而言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农民负担问题上的罪恶却不可原谅。

农民税费负担与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是“孪生”的，联产承包实行多久，税费负担就存在多久，并愈演愈烈，烈到乡和村两级行政大面积发生土匪化、恶霸化。可是至今二十年多年过去，仍然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解除和解救的办法，仍然继续演下去烈下去，这实在是另一种罪恶。人们说：“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我曾说：“不！迟到的正义是新的罪恶！”而今我要说：“迟到的解决是新的灾难！”一个涉及七、八、九亿人基本生存状况的灾难居然可以在二十年里愈演愈烈，几乎没有遭遇到真正有效的解救对策，实在不可原谅，实在没法让人平静！

我们扪心想想：这二十多年里，因税费负担挨过打的农民有多少？因税费负担挨打被打死的有多少？因税费负担被抓被关的有多少？因税费负担自杀自焚自寻死路的有多少？因税费负担受窝囊气的有多少？这个数目实在太庞大，太触目惊心，我们不可弃置不想、不算啊！总理曾说：无论多小，乘以13亿是天样的大；无论多大，除以13亿是“天”一样的小。这个公式套在中国农民遭遇的税费灾难上，依然精警啊。

农民税费灾难实在不能再持续下去，实在是到了各级政府壮士断腕根治的时候了。如果再听任其继续下去，将天理难容。我在网上看到，说到2005年农业税将降至百分之一二，未知确否。我跟了一个帖子：“……还2005年降到百分之一二，前十年的都得给我吐出来！”前面省略号代表的是脏话。同时我欣喜地看到另外的消息，今年杭州市二百多万户农民将被免去农业税，持续一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将告终结。真诚地向杭州市的领导同志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