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京的六处寓所

胡适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1917年～1949年，胡适三次受聘于北京大学，前后工作了19年，历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英文部教授会主任、教务长、教务长、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大校长等职。在京19年间，胡适先后居住过朝阳门南竹竿胡同、南池子缎库胡同后身8号、景山钟鼓胡同14号、北海陟山门街6号、地安门米粮库胡同4号、美术馆东厂胡同1号等6处寓所。这6处寓所，前5处是自租房，最后一处是北京大学安排的宿舍。

第一处寓所：东城区朝阳门南竹竿胡同

1917年9月10日，在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推荐下，留美归国的胡适第一次进入北京大学，被聘为文科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程，月薪260元，后涨至300元。

1917年9月30日，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胡适提到了自己在北大的生活，“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9元，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饭菜颇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同居。高君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彼处房钱每月不过六元，每月仅出三元耳。合他种开销算起来，也不过每月四五十元之谱。”不久，胡适即搬出了北大宿舍，迁至朝阳门南竹竿胡同高一涵的住处。

1917年12月，胡适回到安徽绩溪老家，与未婚妻江冬秀完婚。蜜月尚未度完，胡适就只身回到了北京，留下妻子江冬秀在老家照顾年迈的母亲。1918年1月，胡适正式加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与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新青年》第一次用白话文出版。

1918年2月24日夜，胡适在南竹竿胡同的居所被盗。第二天，胡适给母亲去信，汇报此事，“昨夜有贼偷进来，开箱取去狐皮马褂一件，外国衬衫几件，罩袍一件，单衣几件，帽子两顶，茶壶一把，剃刀一盒，镜子一面，洋袜几双，还有家带出来的千里镜头两个，破表一只，也都拿去了。”

寓所不安全，妻子江冬秀不久要来京，胡适开始考虑搬家，托人寻找合适的房子。在1918年3月11日和3月13日致母亲和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两次提到了找房一事。

同年3月，胡适被选为北京大学英文部教授会主任。

第二处寓所：东城区南池子缎库胡同后身8号

1918年3月30日，胡适离开了居住半年的南竹竿胡同，搬进了缎库胡同后身8号的新租房。在3月27日致江冬秀的信中，胡适提到，“我已租了一所新屋，预备五六内搬进去住，这屋有九间正房，五间偏房（作厨房及奴婢住房），两间套房，离大学也不远（与江朝宗住宅相隔一巷），房租每月20元。”对于新租房，胡适很满意，在4月2日致母亲的信中谈到，“我已于三十日搬入新寓居住，此屋很好，入校既便，出城也便。”

6月12日，妻子江冬秀来京与胡适团聚，带来了不少干挂豆、萝卜丝、笋衣、豆豉等皖南土特产。第二天下午，陶孟和、郑阳、丁文江等老朋友来胡宅看望江冬秀。

1918年底，缎库胡同后身8号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这个年轻人当时默默无闻，后来却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这个人就是。1918年9月，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推荐，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同时旁听北大的课程。听过胡适的课，此次拜访是想争取胡适支持湖南的学生运动。会谈当中，两人谈到了出国勤工俭学的问题，胡适劝，不一定非留学不可，在国内一样可成栋梁之才。

1919年2月，胡适编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由“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讲义整理而成，是第一部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著作，其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问世不到两月即再版一次，后来又多次再版，至1930年已经是第15版。同年11月，胡适北京大学教务长。

1920年3月，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这部诗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其出版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

第三处寓所：东城区景山钟鼓胡同14号（新门牌17号）

1920年6月，胡适第三次搬家，入住钟鼓胡同14号。这是一所普通的四合院，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正房为寝室和书房，厢房为客房及会议室，耳房住女佣。庭院不大，有一棵老槐树，一棵枣树，几盆花卉盆景。晚饭后，胡适经常在庭院散步。

1921年11月，胡适完成《红楼梦考证》，这是胡适第一次将其导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运用于《红楼梦》的研究，被视为“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为“新红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此时的胡适已经名声大震，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和北大最具影响力的教授。

1921年6月1日，由胡适发起的探讨政治问题的“努力会”正式成立。1922年5月7日，“努力会”会刊《努力周报》创刊，胡适担任主编。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刊登了胡适、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公开宣扬“好人政府”的主张，要求一个“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好人政府”主张的提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将胡适等人推上了风口浪尖。

1922年4月25日，胡适当选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

第四处寓所：西城区北海陟山门街6号

1925年初，胡适因痔疮在上海接受中医治疗，江冬秀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京。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江冬秀提到，“丁在君由天津来，昨天他打电话来，要我同去看林长民的房子。我看看房子不大合适，嫌太贵，七八十元怎么住得起？他一定劝我租下来，他说你租一幢好房子，适之少在外面住两个月就有了。我想朋友这样热心对我们，我也不好回他不要。丁先生说他打电报告诉你，不要我管，他替我定下来了。”江冬秀信中提到的房子位于陟山门街6号，房主林长民是林徽因的生父。3月7日，江冬秀将家搬到林宅。林宅条件不错，庭院宽敞，院中有长廊、厨房和机井，室内有皮沙发，非常气派。胡适不在京，江冬秀手头没钱，就把家中的几件金器当了150元钱，以抵开支。

1927年5月底，胡适离开了生活10年的北平，定居上海，与好友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胡适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在《新月》杂志上，胡适连续发表《人权与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我们要走哪条路》等文章，宣传人权与约法，批评国民政府言论不自由，遭到国民政府的忌恨与打压。1930年5月，迫于压力，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

第五处寓所：西城区地安门米粮库胡同4号

1930年11月30日，胡适携全家再次来到北平，二次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文科研究所主任等职。当晚，胡适全家入住位于米粮库胡同4号新租的寓所。新宅环境幽雅，主体建筑是一幢三层小洋楼，房间很多，设施完善。洋楼前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栽有树木、花圃。庭院的左侧是汽车间，后面是厨房和锅炉间。北大老友傅斯年与胡适是邻居，住在米粮库胡同1号院。胡适到京的当晚，傅斯年在家中设宴，为胡适接风。

12月17日是胡适的40岁生日，100多位好友来家为胡适祝寿，胡适用徽州“一品锅”款待大家。

北伐之后，北大一度陷入了低迷。胡适担任文学院长以后，协助北大校长蒋梦麟制定了北大的治校方针，即“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将文、法、理三科改为三个学院，出面邀请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温元宁、叶公超、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李四光等出任北大教授，为北大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徐志摩是胡适的老朋友，胡适曾为徐志摩和陆小曼主持过婚礼。考虑到徐志摩婚后开销很大，经济上有点拮据，胡适特聘请徐志摩来北大任教。徐志摩来北平教书期间，在米粮库4号院暂居。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坐飞机来北平，坠毁于济南附近的开山。为此，胡适十分难过和自责，在家中做了一首名为《狮子（悼志摩）》的诗，以示怀念。

胡适在4号院居住了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第二天，胡适离开了北平。后来，胡适接受的任命，远赴美国，担任驻美大使，在外交战线上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努力地工作。

胡适搬走以后，4号院又先后迎来了许多住户。1938年，著名画家陈半丁迁入4号院，在此居住13年。陈半丁入住后，在庭院里种了许多树木花草，取名为“五亩之园”。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上将曾一度在4号院居住，后来陈伯达迁入此宅。1977年，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全家迁入4号院，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先后在此去世。

第六处寓所：东城区美术馆东厂胡同1号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结束了在美国的外交生涯，于1946年7月回国。考虑到胡适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国民政府任命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29日，胡适飞抵北平，第三次进入北京大学，入住东厂胡同1号。

东厂胡同1号原属清末两广总督瑞麟的宅院，后来归荣禄所有。荣禄死后，袁世凯为了拉拢黎元洪，花10万银元买下荣禄宅院的东半部送给黎元洪。后来，黎元洪把房宅卖给了日本人。抗战胜利后，归北京大学所有。原来的黎宅是一座非常大的四合院，共有四进四路，胡适居住的仅仅是中间的一路四合院。虽然这座院子仅占黎元洪府邸的四分之一，但面积依然很大。正中是大门，进门后有三进房，头进是客厅和客房，二进是胡适的卧室、办公室和书房，三进是胡适的3间藏书房。东院是花园，内有亭台。西院是厨房、佣人住处和车库。

胡适在东厂胡同1号居住两年多，为北大的发展呕心沥血。

胡适上任之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北大教育经费的不足。由于国内经济困难，物价飞涨，北大教师生活窘困。11月11日，胡适飞抵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呼吁解决教育经费和教师的待遇问题。可是，当局一心忙于内战，无暇顾及教育。胡适无奈之余，向银行界的朋友借款度日。1947年5月16日，“北大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在北京大学成立。“北大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领导北大学生罢课，组织“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进退两难，既要应付政府的追查，又要暗中保护学生，耗费了不少心血。

为了发展北大，胡适于1947年8月向提出了“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建议政府用5年的时间，集中精力优先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5所大学，5年之后，再发展5所大学。可惜，由于各大学校长的反对，加上政府无钱办教育，胡适的美好愿望只能落空。

1948年12月15日，在进入北平之前，胡适得到的电令，仓促飞离了北平。由于走得匆忙，胡适来不及与北大同事告别，仅仅留下了一张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胡适走时，把102只装有书籍、手稿、日记、照片等珍贵物品的箱子全部留在了东厂胡同。1957年，胡适在台湾立下遗嘱，将这批藏品全部捐献给北京大学。

胡适之后，1号院先后居住过范文澜、吕叔湘、罗常培、季羡林等北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