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茶使”林桂镗

常常，处于当代视野中的茶人总是站在前沿，或学人专家，或企业家，或行业领导者……但是，还有一些故人也不应被淡忘。他们是属于上个世纪的茶界时代人物，虽生于乱世，却始终未改初衷，默默地做着平凡的事，然后将自己置于历史的洪流中，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推进中国茶业的发展轨迹。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随着时代背影的远去而化作一个个生硬的名字或标签。然而，当我们打开他们后人、家人及师友的记忆闸门，把这些名字逐一展开时，才发现原来他们曾经历过的生活，不是死板的，而是鲜活生动的画面，一如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

所以，我们需要从一个记录者转换成倾听者，走进他们的曾经，去感受触摸历史的温度，还原最真实的人物和从他们身上经过的历史痕迹。

今年已85岁高龄的郑玉卿和女儿同住在省农业厅的家属楼里。这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是林桂镗生前住过的，虽然不算很大，但是总让人感觉少了点什么。

“他走了好多年了。唉，人生就是这样了，也算为国家做了点事。”16年过去了，郑玉卿对丈夫的离世还是感慨不已。她走进卧室，打开床铺的靠垫，里面露出厚厚的一摞相簿，足足有20余本，散发着一股老照片常有的霉味。“照片全都是他亲手整理的，他在的时候很爱做这些。”相簿上每一页的照片都贴得整整齐齐，而且每一枚的对角都有一只精美的小封套，足见他的细心。这些是他人生轨迹的影像记录，除了各个时期的生活、工作照外，还有他保存的试验技术资料。

照片上，最多见的背景不是茶园就是茶树，或站，或蹲，茶树旁、茶丛间总是有他的身影和笑容。和所有茶学家一样，他把自己的一生和茶绑定在了一起，而且他还把这种古老的中国植物种在了马里、阿富汗的土地上，成就了一段“友谊茶”的国际佳话。

他是一名传播国际友谊的茶使者。

“桂镗这个人很刻苦很努力”

6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郑玉卿第一次来到位于闽北邵武的福建协和大学找林桂镗。时为农学院教授的“茶界泰斗”张天福，就对她说：“桂镗这个人很刻苦很努力。”

这并非溢美之词。出生于仙游县盖尾乡的林桂镗，自幼贫困，在邵武求学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而且每月还从收入中抽出1块钱寄给郑玉卿零花。“我条件也不好，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家里有一个哥哥，三个弟弟，他在读书还拿钱资助我。”她记忆犹新。

1948年7月，大学刚毕业的林桂镗被崇安茶叶试验场（武夷山市茶场前身）聘为技师，但在崇安工作了还不到1年，他就被调回家乡的农业推广所。没多久，共和国也取代了国民政府。

新旧政权交替后，国家的重心便转移到了重建。茶是传统的经济作物，而福建又是中国的重点产茶省，茶叶的生产与科研亟待恢复。当时，福建最主要的茶业科研机构之一就是创建于1935年的福安茶业改良场（福建农科院茶科所前身）。于是，1952年7月，福建省农林厅遂派林桂镗到改良场任场长，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福建省农林厅福安茶叶试验场”，主持开展茶树良种繁育与推广、重修剪、根系更新等系列研究。通过不懈的努力，“福云系”国优良种在他的任上成功繁育。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的老部下汤鸣绍说：福鼎大白茶和云南大叶种是福建、云南两省性状优异的茶树品种，而林桂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把引进的云南大叶种茶与福鼎大白茶毗连栽植，

将二者的优点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福鼎大白茶种在上一丘，云南大白茶种在下一丘。种下去两三年后，两种茶树经过自然杂交，性状都发生了变化，共产生了24个新品种。我们从中选育出6号、7号、8号、10号这几个良种予以推广。其中，6号发芽早，产量高，抗旱、抗寒、抗病害能力均较强、茶多酚、水浸出物含量高，在全国得到了最普遍的推广。”

他的刻苦实干是师友、同事皆为称道的。在科研之余，他亦重视人才的培养。1958年，雄心勃勃的他在试验场里办起了福安专区茶业技术学校，走科研与生产、教学、推广相结合的道路，科研人员兼任教师。“那时我们都很艰苦，不光要做试验，写课题总结报告，还要教书，晚上都要忙到深夜。”汤鸣绍说。但是，无论多晚，都没有人会先离开，因为林桂镗还在继续工作，“每次他都要到办公室人员催着大家回去休息，我们才走。”不仅如此，林桂镗也不拒绝指导校外的学生，这一点是戈佩贞最敬慕他的地方。戈佩贞回忆，她21岁从上海复旦大学茶叶系毕业后就在福安农校（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前身）任教，每一年她都会带学生到试验场实习，而且无一例外都是由林桂镗亲自指导。

“40—60”茶

上世纪50～60年代初，美国的封锁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使新中国腹背受敌，而此季非洲的独立解放运动正如火如荼。出于战略与国际形势的考虑，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重点在于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向其提供了大量不带任何条件的援助，援助的形式包括项目建设、提供实物及派遣专家。林桂镗便是作为茶领域的援外专家被派往马里的。

1961年12月，根据《中马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国家派出首批农业（茶、水稻、甘蔗、水产等项目）工作组到马里考察，林桂镗任组长。马里是西非内陆国，原是法国的殖民地，于1960年9月22日独立。这里地处赤道，气候终年炎热，有着“非洲火炉”之称。茶是马里人的生活必需品，每年都要从中国进口炒青眉茶600多吨。

已故的工作组成员林德恩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们到达马里首都巴马科没几天，马里全国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号称“西非农业权威”法国人布撒就主动找中国专家谈话，一开口就给他们泼冷水：“你们要在马里种茶树，那是不现实的。这个气温高、气候干燥，常年雨量只有500～1000毫米而且雨季集中在5个月内下完的国家，很难找到一块茶树生长的地方。”林桂镗听后，问道：“你们在马里种过茶没有？”布撒一时无言以对。不卑不亢的林桂镗接着说：“我们中国人善于通过实践来判断。就让我们试验后，用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林桂镗带着工作组先后到马里南部锡卡索大区、西部卡伊大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两个多月中，几乎跑遍了半个马里。在锡卡索考察时，一个头顶竹盘的妇女让林桂镗眼前一亮，凭借他多年的栽培经验判断，有种竹子的地方就可以种茶。经过分析比较气候、土壤、气象资料，林桂镗认为锡卡索的种茶条件较为优越，虽然高气温、低湿度仍会限制茶树生长，但通过栽培技术措施可以改善生态环境。

1962年初，首批福安坦洋菜茶茶籽被播种到锡加卡索省府所在地西南14公里处的巴兰古尼村。经精心栽培管理，幼苗生长情况良好，种茶收获成功。1963年，工作组又引入浙江鸠坑种在巴兰古尼扩种，建立了第一处实验茶园。随后，在锡卡索东南的欢歌乐村及西部卡伊大区的凯涅巴和基塔先后开辟了3处实验茶园。3个月后，4处茶园的幼树生长发育都很正常，给了布撒一个富有说服力的答案。

茶树在马里试种成功的喜讯很快传遍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闻讯后，随即对林桂镗等专家表示祝贺，并号召人民去参观。他在陪同塞内加尔总统山哥亚参观茶园时，称许道：“茶树生长得很好，应该大力发展。”

首批试种的茶园，经过精心培育，快速生长成园。1963年7月12日，工作组试制了第一批绿茶，马里国务部部长让·马里·科奈将其命名为“49—60”茶（绿茶），数字分别取新中国建立与马里独立的年份。根据马里人的饮茶习惯与评茶方法，在加入新鲜薄荷和方糖煮茶后，“49—60”茶的香气、滋味、耐煮程度、叶底，均符合马里人的饮茶要求，而且还超过了4款进口眉茶的品质。1964年1月，访马时，马里总统凯塔便是用这款茶来招待他的。此后，“49—60”绿茶在法国巴黎农博会上也获得一等奖。

1965年，据中马双方签订的协议合同纪要，中国以经济合同承包性质援建马里国有茶场与加工厂，发展茶叶规模化生产。次年初，锡卡索省府东南的法拉果村附近缓坡地上，建起了100公顷的茶场和一座年产100吨炒青眉茶初精制加工厂。援马期间，林桂镗还开办了两期培训班，将栽、采、制茶经验与技术传授给马方人员，组建茶业生产技术专业小组。马里茶业初步形成。

这是林桂镗奉上的第一杯“友谊茶”。

“库纳尔茶树开始收成了”

1964年，林桂镗援马回国。但没呆上2年，他又踏上了西行阿富汗的旅程。

1966年10月至次年5月，林桂镗带领的考察组先后考察了阿富汗北部孔都兹省、南部南格哈省、东南部帕克蒂亚省、东部库纳尔省及首都喀布尔郊区。在中国专家来阿之前，日本、印度和苏联的专家就曾考察过这些地方，但试种无一成功。因此，在野外考察中，林桂镗特别关注了三国的考察情况，并仔细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林德恩说，他们在帕克蒂亚省胡斯农场考察时，看到园地上只有五六株15～20厘米高的茶树。这里的技术员告诉他们，1963年，苏联曾从格鲁吉亚运来60株茶苗在此试种，仅有这几株存活。于是，林桂镗他们插取土壤进行检测，发现pH值为7.6（pH值越大，碱性越强），而茶为喜酸植物，宜茶的pH值为5.0～5.5，“这样的园地种茶，必然要失败”。

综合5个省的考察结果，考察组把注意力投向了库纳尔省。动身回国前，考察组向阿富汗提交了考察报告：“……东部库纳尔省的自然环境条件比较好些，通过农业技术措施，改善环境条件，种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可以进行试种。”

1968年初，林桂镗任援阿茶叶工作组组长再度来到阿富汗。刚下飞机，工作组就直奔库纳尔省，在格罗列、省府果园、巴格萨兰和天侠四处开辟了试种地。林德恩说，库纳尔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电话不通、水电皆无。“白天劳动，回来还要做饭、洗衣、种菜，住所是当地的泥顶屋，一下大雨，床、被子都是泥水。”为了彻底摸清茶园的气温及高温对茶树生长的影响，他们即使在气温高达40℃的中午也要上茶园观测，不少人因此眼睛被晒伤了。

针对试种地的实际情况，工作组进行了一系列的栽培试验。通过栽植绿肥、人工灌溉与遮阴、改变茶苗种植方法等技术措施，因地制宜地改善茶树的生长环境条件，使茶苗安全地克服了高温、干燥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当试制的第一批茶问世时，阿富汗森林司司长斯蒂瑶兴奋地说：“中国帮助我们的项目百分之百取得了成功！”首相埃迪马里在品尝了这款茶后，更是激赏道：“这是我喝到的最好的茶叶！”“库纳尔茶树开始收成了”一度成为阿富汗的最大新闻。

历经5年，援阿种茶项目圆满收官。离开库纳尔前夕，当地新上任的省长哈基姆对工作组专家们说：“你们的工作是辛勤的，试种茶树是成功的。项目虽然结束了，但我要叫农民去种植。”无疑，这又是一杯香酽的“友谊茶”。

记者手记

林桂镗已故去多年，当年和他一起生活、工作过的同事、朋友都已垂垂老矣，有的也已不在，就连他的遗孀也记不起更多的往事。但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很了不起。”这不只是对他科研、技术水平的肯定，更多的是一种为人的赞美。戈佩贞在回忆与他相处的经历时，动情地说：“难忘他的茶人精神和人格魅力。”

为了“友谊茶”，林桂镗付出了许多。郑玉卿说，1972年，林桂镗从福安调回福州，就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肺部疾病，而病根就是常年在高山地区工作时落下的。就这样，他还是靠每天吸氧气、挂瓶，整整维持了24年。随着病情一天天地恶化，“到后来连路都走不动了，一走楼梯就喘得厉害，硬是用椅子抬上了楼。”

1996年11月5日，这位友谊“茶使”与世长辞。然而，他留给世界的两杯“友谊茶”却依然香隽如故。参考文献：《林桂镗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文集》（福建茶叶学会编，2005年），林更生《福建种茶技术传马里——纪念林桂镗诞辰80周年》（《福建茶叶》，2005年第4期），叶永烈《饮茶思源——茶叶专家林桂镗教授》（《叶永烈文集：中国著名科学家的故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戈佩贞《缅怀著名茶叶专家林桂镗》（《福建茶叶》，7012年第6期）